1929年，杨宇霆为父亲举办70大寿，杨公馆内盛况空前。张学良带着30根金条、2万银元前去祝贺，但当他看到贺寿名单时却大吃一惊，此时的杨宇霆没想到，他的死期将至。 在中国近代史上，东北政坛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叫杨宇霆，他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被誉为东北的＂智囊＂和＂小诸葛＂。他出生于辽宁法库县一个殷实人家，16岁便中了秀才，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回国后，杨宇霆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很快在东北军中崭露头角。在他的协助下，张作霖逐步掌控了东北军政大权，成为了响当当的＂东北王＂。 然而在1918年，当时反对北洋政府的徐树铮来到东北拉拢张作霖，他与徐树铮暗中合作，截留了北洋政府订购的日本军火，私自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这一举动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直接将其免职。虽然两年后，张作霖又重新启用了杨宇霆，但这次＂背叛＂的阴影却在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心中埋下了隐患。 杨宇霆回到东北后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督促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东北经济。在对日本的交涉中，他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政策，力保东北主权，这让他成为了日本人眼中的＂眼中钉＂。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此时的东北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张学良、张作相和杨宇霆三人都有希望接掌大权。 最终，在奉系元老们的权衡下，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位置。但杨宇霆并不甘心辅佐这个年轻的＂侄辈＂，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才学过人，更有资格执掌东北大权。 对于张学良来说，杨宇霆不仅有对父亲不忠的前科，还在1925年私自处死了他的恩师郭松龄。这些新仇旧恨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在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尚且能够收敛，但在张学良掌权后，他开始表现得越发跋扈。他在会议上经常直接否定张学良的意见，甚至当众呵斥张学良不要插手军政大事。 这种傲慢的态度，让原本就对他心存芥蒂的张学良更加不满。然而在东北复杂的政局中，张学良还不得不暂时忍耐这位父亲的老臣子。 1929年初，杨宇霆为父亲举办七十大寿，东北各地的军政要员纷纷前来祝贺。张学良带着30根金条和2万银元，按照当时的礼节前去参加寿宴。 当张学良看到宾客名单时，发现其中不仅有大量奉系的老臣子，还有不少日本驻东北的重要人物。这份宾客名单实际上反映了杨宇霆的政治野心。 在宾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任黑龙江省主席的常荫槐。常荫槐掌管着东北的铁路交通，与杨宇霆关系密切。这两人联手，实际上控制了东北的军火和交通命脉。 常荫槐倚仗着铁路大权，曾多次拒绝为张学良提供军费支持。但他却私下里从铁路收入中，拨款给杨宇霆用于扩建奉天兵工厂。这种明显的偏向，让张学良十分不满。 寿宴结束后不久，常荫槐和杨宇霆开始谋划更大的动作。他们提出要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将东北所有铁路的管理权都集中到常荫槐手中。 这个提议看似是为了加强东北铁路的统一管理，实际上是想把东北的交通命脉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中。如此一来，张学良就会在军费和军事调动上完全受制于他们。 更让张学良警惕的是，杨宇霆与日本方面的频繁接触。在寿宴的宾客名单中，不少日本军政要员的出现，暗示着杨宇霆可能在寻求日本方面的支持。 杨宇霆通过这场寿宴，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还在试图重组东北的政治力量。 在杨宇霆父亲的寿宴过后，东北政局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件意外的发现，让张学良彻底认清了杨宇霆的真实面目。 原来杨宇霆早已安排了一名医生，以帮助张学良戒烟为名，每天给他注射一种特殊的药物。这种药物后来被证实是吗啡，不仅没有帮助戒烟，反而让张学良对其产生了依赖。 这名医生不仅在注射药物后会翻看张学良的文件，还会定期向杨宇霆汇报张学良的动向。 1929年1月初，常荫槐回到沈阳，向张学良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希望把中东铁路的督办换成自己人，还带来了提前准备好的任命函。 张学良表面上以需要请示南京国民政府为由推脱，实则已经对这种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忍无可忍。常荫槐见状，立即找到杨宇霆寻求支持。 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来到张学良的宅邸。这次他们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荫槐全权负责东北所有的铁路事务。 张学良让二人晚饭后再来商议。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用一枚银元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连续掷了六次，以此来确定是否要除掉这两个咄咄逼人的老臣。 当天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满怀信心地返回张学良的住处。他们被请到了老虎厅，却等来了警卫队长高纪毅和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 高纪毅宣布了张学良的命令：因为阻碍国家统一，要立即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位曾在东北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在沙发上被乱枪打死。 对于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家属，张学良并没有赶尽杀绝。他给每家发放了一万银元作为安置费，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