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一男子唱了一首歌，却被关进了监狱中，当他出狱后，老母亲已经年迈，白发苍苍。而他却满心不甘的踢开了公社书记的门，要他赔一把吉他。 任毅1947年出生在南京，家里条件一般，父母都是普通人。父亲在工厂做文职，母亲操持家务，日子紧巴巴的，但他们看出儿子对音乐有天分，就尽力支持。十岁那年，父母咬牙给他买了把吉他，从此他天天抱着练，街坊邻居常能听见琴声飘出来，都夸这小子有才。小时候，他还加入了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唱歌，嗓子清亮，表演时总能抓住大家的眼球。上了中学，他又进了市中学生艺术团，专攻二胡和吉他，文艺活动上他的演奏总能赢得满堂喝彩。那时候的任毅，满脑子都是音乐，梦想着有一天能站上大舞台。 1966年，他从南京第五中学毕业，正赶上社会大变动，年轻人的路不好走。1968年，他被派到江浦县农村当知青，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农村的日子苦得让人喘不过气，每天在地里干活，吃的也不够，跟家里的联系只能靠偶尔一封信。任毅却没放下音乐，他带着吉他，干完活就弹几首曲子，跟一起下乡的伙伴们分享。苦日子里的琴声，总能让人心里暖和些。他还常组织小聚会，大家围着唱唱歌，日子虽然苦，精神上却有个寄托。 1969年5月，任毅去汤泉公社看朋友，听到一首新疆知青写的歌，讲的是思念家乡的苦。那歌词简单却戳心，唱完后有人感慨：“工人有歌，农民有歌，咱知青咋没一首自己的歌呢？”这话点醒了任毅，他觉得知青的辛苦和心声也该有人唱出来。于是，他开始写《知青之歌》。那是个普通的夜晚，他坐在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写下第一句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旋律不复杂，却满载着对家乡的想念。他试着唱了几遍，第二天就拿给朋友听，大家都说好，觉得这歌真能代表知青的心。 这首歌很快就传开了。知青们干活时哼，晚上聚会时唱，歌词被抄下来，传到旁边的公社，甚至更远的地方。1970年春节，有人把歌带回南京和上海，上海普陀区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唱，南京的街头巷尾也开始有人哼。歌声传得越广，越多人听，越觉得这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可这股热潮没持续多久，就引起了麻烦。当地官员觉得歌里对家乡的思念跟政策不符，怕影响知青留在农村的决心。上海那边先有人上报，说这歌可能有问题。消息传到南京，调查组很快成立，追查这首歌的来头。 1970年2月，调查组到了江浦县，找到任毅所在的公社，问这问那。没过几天，元宵节刚过，一个深夜，武装人员突然闯进任毅的宿舍，把他带走。他的吉他也被没收，扔在一边。那一刻，他从知青变成了囚犯。被押到南京看守所后，他面临的是反革命罪的指控。那年他才23岁，前途一片迷雾。 1970年，任毅被判刑，开始了九年的监狱生活。看守所里日子不好过，每天都要干重活，从搬东西到清理场地，身体累得不行。吃的也不多，常常是稀粥配点咸菜，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人精神都垮了，可任毅没让自己倒下。他没法碰吉他，就在脑子里一遍遍回忆自己的歌，默默哼唱。那首《知青之歌》的旋律，成了他熬过漫长岁月的支柱。九年里，他没放弃音乐，也没让自己变成一个空壳。 1979年，任毅终于走出了监狱，回到了南京。站在熟悉的街道上，他却觉得一切都变了样。回家见到母亲的那一刻，他愣住了。曾经还能干活的母亲，如今头发全白，走路都颤颤巍巍。九年的等待和担忧，把她熬成了这样。任毅心里五味杂陈，既愧疚又心疼，但他知道，自己得振作起来，不能让母亲再操心。 没几天，他开始琢磨那把被没收的吉他。那是他音乐的起点，也是父亲留下的念想。他决定去找公社书记讨回来。1979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他站在公社办公室门口，踢开了那扇门。书记听他讲完九年前的事，沉默了一会儿，说吉他找不到了，但愿意赔80块钱。那时候80块能买把好吉他，可对任毅来说，这不只是钱的事，而是他对自己青春的一个交代。 拿到80块钱后，任毅买了把新吉他，又开始弹唱。他的嗓子比以前沧桑了些，但歌声里的感情更深了。他在当地的集会和活动上唱歌，讲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听完都感慨万千。他的坚持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跟他一样经历过苦日子的知青。那把吉他，成了他跟过去和解的象征，也让他重新找回了音乐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