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知青李根生返城。父亲说：＂我已再婚，给你20元，别再回城！＂李根生含泪告别父亲。没料到，16年后，李根生却对父亲说：＂感谢你当年的决定。”
上世纪50年代初，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明确，中国开始大规模动员中小学毕业生走向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个政策意在解决城市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并期望通过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推动边疆和偏远山区的开发。这一举措不仅关乎就业问题，更是为国家寻找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路径，力图平衡城乡发展。 到了60年代初，这一政策进一步明确，全国范围内开始有组织地、计划性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年至1966年之间，约130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下乡接受农田劳动。与此同时，回到故乡的知青人数更为庞大。当时，政府的动员工作十分明确：凡是无法在城市升学或就业的青年，都需要下乡参与农业生产，长期安家落户。口号简单明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被看作是第一选择，而下乡则成为了备选项。 到了1969年，全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上山下乡”热潮，号召广大青年向贫苦的农民学习，参与农村建设。李根生，一个当时只有17岁的年轻人，来自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虽然根据家庭情况，他本不必参与这一活动，但由于家庭的压抑与窒息感，李根生迫切想要摆脱身边的一切，因此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下乡活动。 他被分配到的地方是一个傣族为主的村寨——户拉寨。这个村落虽然条件艰苦，但依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对李根生而言，这里的语言、生活习惯以及饮食方式都完全不同于他以往的生活，刚到时，他的内心充满了孤独与无助，甚至一度想哭。然而，很快，李根生便感受到这个村寨的温暖与接纳。
1974年深秋，昆明火车站月台上，李根生站在即将开往滇西的列车旁。父亲递给他一个蓝色书包，里面装着两双新解放胶鞋和一块塑料布。临别前，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硬塞到他手中，嘱咐他在滇西找个对象安家落户，不必再回昆明。列车发出汽笛声时，李根生只是默默转身，但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 这一幕与五年前的场景何其相似。1969年寒冬，同样是在这个站台，李根生第一次踏上知青下乡的征程。那时父亲给他准备了一个帆布提包，装着一床半新的毯子、一块油布、一双旧胶鞋，还有几个白面馒头和一个茶缸。这些在当时都是家里最值钱的物件。临行前，父亲还塞给他十六块钱作为路费。 这一切要从李根生的童年说起。他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到他十二岁那年，家里来了继母和一个五岁的弟弟。虽然生活过得去，但继母明显偏心，总是把好东西留给弟弟。1969年知青下乡开始后，继母第一时间给了李根生一身新衣服和十块钱，催促他尽快动身。当时李根生把钱放在桌上就直接离开了家，是父亲追出来，把钱重新塞回他手中。 1974年这次返乡探亲，李根生带着五年来积攒的一百块钱和一些当地的农特产回到昆明。然而继母二话不说就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衣兜。在家待了半个月后，父亲便催促他尽快返回滇西。这次分别，父亲的话语虽然显得冷淡，但给予的那二十元钱和新书包，却包含着深深的父爱。
清政府在被西方列强冲击的几十年中，国内经济的基础薄弱，导致了全民族的困境。为了追赶世界的步伐，新中国只能依靠拼命发展。此时，唯一的出路是寻求外国资本，特别是苏联的帮助。当苏联支持中国革命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并且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仅一年，城市中新增的工人就达到数百万，城市吸纳劳动力的速度迅猛，超出了许多地方的承受能力。 然而，到了1950年，美国封锁中国的国门，而到了1960年，苏联全面撤资，撤走了所有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资源撤走后，国内立即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短缺和城市劳动力过剩的局面，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在当时，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如何解决生存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政策的核心是让劳动力回流。只有让城市的劳动力回到农村参与生产，才能解决城市失业人口的生存问题。 1976年2月12日，副总理吴桂贤收到陕西两位知青的来信，他们反对城市招工进而影响下乡知青队伍的稳定性。吴桂贤回信表示赞同他们的观点，认为城市招工会影响农村的改造。这个观点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并要求对知识青年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随着毛主席的去世，这个研究未能继续推进。 到了1978年3月，邓公接过了未完成的任务，坚决地提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大，单纯让知识青年留在农村并不是长久之计。1978年12月10日，经过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中央出台了两份重要文件。文件发布后，城市中再没有发起新的下乡动员活动。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号召曾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被推向历史的舞台，正是这股力量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在日常交往中，往往以“知青”自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