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注意过没有，中美两国人民对人才的期许有个系统性的差异。咱们中国人鼓励学生或者同事，一般都是说“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像XXX一样”“你要考个好大学”“你要找份好工作”。这些要求不但非常具体，而且都是让“你”变成一个榜样化、标准化的人。对比之下，美国人鼓励别人的时候总爱说“你要做你自己”。

这其中有社会文化的原因，美国人更讲个人主义。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美国人说得太虚了，评价人才就是要有具体要求才行。如果连大学都没考上，说什么“做自己”不纯属自我安慰吗？

不一定。这里面还有个格局的差距。中国人常常自诩最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但是请恕我直言，我们的人才观，格局太低。

当代中国对人才培养的注意力都集中在30岁之前，而且是年龄越小越重视。

对于还在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孩子，我们不但不惜重金聘请名师给补习，期待他们有各种天赋，而且家长本人还要亲自指导、直接干预。可是到了中学，家长就指导不了，只能搞搞后勤了。到了大学就只剩下鼓励。等到人才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家长就会劝他别努力了，赶紧找个安稳工作，老老实实上班等着升职加薪别惹事，买房结婚生小孩……然后等孩子出生，再来新一轮培养。

这个充满关爱之情的人才观，其实是燕雀之志。规划来规划去，其实是在

设定一条最保险的人生路线。各种不计成本的高投入，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平庸的目标。

你考清华北大就为买房子生孩子吗？中国的英雄豪杰都哪儿去了？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这帮整天研究升职加薪的人，中国还需要能治国安邦、经天纬地的大人物。古代读书人都要讲个“修齐治平”，认为人才就得做大事，但是现在我们对“做大事”研究得太少了。

说得直白点，当今的人才观，都是“打工者心态”。社会上都有些什么位置、哪个行业挣钱多、哪个职位待遇好，我就争取去成为这样的人。公务员稳定，可是程序员收入高，那我就得在稳定和高收人之间做个取舍。这种心态培养出来的人再厉害也不过是一只优秀的绵羊，还不如几十年前受教育程度很低的那一代人敢想敢干。

打工者人才观的本质是把人变成标准化的产品，去填充现成的位置，是削足适履。大人物的成长，可不是这样的路线。伟大的国家不可能全靠打工者建成，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级的人才观。

哈佛大学的托德·罗斯和奥吉·奥加斯的《成为黑马》一书，描写了一种关于大人物的人才观，也是他们历时多年的研究“黑马项目（The Dark Horse Project）”的总结。两人专门调查各行各业的大人物，看他们是如何有了今天的成就，想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找到共同点。

托德·罗斯还写过一本书叫《平均的终结》，他这两本书的思想一以贯之，那就是人才不应该是标准化的产品，没有固定的成长路线——高级人才是自由发展的产物。

什么叫标准化呢？比如你要培养一位女子铅球世界冠军，你判断她肯定要有很强的上肢力量，于是就从青少年中开始选拔，专门挑那些具有男子体格特征的女孩训练。这没错吧？这正是苏联培养铅球运动员的模式，这个模式的确也能培养出世界冠军，但并不是只有这一个模式。

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铅球金牌得主、美国黑人选手米歇尔·卡特，就完全不符合标准化的选拔标准。她的身材曲线很优美，并不男性化。她在高中，甚至在大学的时候，上肢力量都不强，连一个俯卧撑都做不起来。苏联肯定不会选她，幸亏美国不搞举国体制，才没有埋没这个人才。

我们设想一下，这就好比说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如果要在全中国范围内选拔几位“未来领军人物”，让他们在二十年内把中国通信行业带到世界第一，你会选谁呢？你肯定得从通信技术的重点研究所、大专院校和国有企业中去选吧，你怎么可能会选一位退伍军人呢？所以你就肯定选不到任正非。同样，如果要选一位中国互联网的领军人物，让他改变零售商业模式，推出电子支付手段，你怎么会想到从乡村教师中选拔呢？那你就肯定选不到马云。

事实是行业领军人物这样的人才比铅球运动员复杂得多，标准化路线根本就出不了这种级别的大人物，任正非、马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成长。

“黑马项目”中所有的人才走的都不是直线。有人上学的时候表现不行，甚至辍学，后来竟然成了某个领域的专家；也有人原本在一个领域做得很好，突然就不想干了，结果转行做得更好。像这样的故事会让人担心其中有没有“幸存者偏差”，毕竟“黑马项目”这个选题选的就是“黑马”——而黑马的定义就是那些出乎意料的获胜者。有没有可能书中这些人物都是特例呢？有没有可能大多数不走寻常路的人都失败了呢？

好在还有别的研究可以和罗斯这个研究互相印证。大卫·爱泼斯坦有本书叫《成长的边界》，就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一方面是统计表明，像公司CEO这种级别的人物，的确往往都是大器晚成，尝试过很多不一样的工作；另一方面那些敢于跨领域尝试不同工作的人，最后结局也的确是比一般人更好。

比如有一项研究追踪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学生的职业生涯。在英格兰和威尔土，学生们高中时就要选定自己的专业，一直到大学都是上对口专业。但苏格兰正好相反，学生们在大学头两年都不需要选专业，到了大三才分专业。结果跟踪研究发现，定型越晚的人，越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也更高。而那些早早定型的人则最好工作一段时间赶紧换个专业——统计表明换专业能让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加快。

这个普遍规律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想好了这辈子要做什么，你不太可能取得特别大的成功；反而是一开始走错了，后来才找到人生目标的人，更容易取得高水平成功。

真正的人才，都有黑马的气质。那黑马气质都是什么气质呢？

罗斯和欧格斯找到的这些黑马的共同点，并不包括什么“特立独行”“叛逆精神”，其实黑马有各种各样的性格，有很多人都是非常温顺的。书中总结了几点，在我看来，最主要的黑马气质就是两点。

这些人不问这一行好不好找工作、这个工作挣多少钱、这个职位的地位高不高，他们也不问社会需要什么人。他们问的是“我到底喜欢做什么”。他们更在意对工作本身的享受，他们想要一种“满足感”——不是因为收获而满足，而是做这件事就很满足。他们不是因为卓越而满足，而是在满足中达到卓越。

标准化思维总是树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并为之奋斗。如果你认为金融工作最厉害，那你就要先考上一所985院校的金融专业，最好再去国外留学几年，然后拿着亮丽的学历加人一家顶尖金融公司，一路努力拼搏，最后成为一个成功的金融人士。这样可以是可以，但这是金融打工者的攻略。

事实是，你去看看那些最厉害的、说了算的、对市场有影响力的金融人士，他们并不是这条标准化流水线的产物。他们有的大学学的是历史，有的学哲学，有的以前是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有的从小爱好赌博……他们是自己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折腾出来的。

经历复杂，思想才能复杂；思想复杂，才能想大事儿——经历简单、思想简单的都是“工具人”。

但黑马们并不是为了复杂而复杂，他们只是在探索。

这个道理是，你不太可能大学一毕业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那些一直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人，并不是早早知道了自己想干什么，而是根本没想过自己想干什么。连想都没想好的人，又怎么能干好呢？

那你说为了“做自己”而选择工作，这是不是不够理性呢？不理性就对了。人生的重大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

我们上一节说的女哲学家卡拉德的“渴望理论”就说，现在的你，并不知道未来的你喜欢什么。人的价值观是会变的。

比如你是个高中生，你想考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将来做一个计算机科学家，这条路怎么样？你不知道。上过清华之后的你，不会跟作为高中生的你喜欢完全一样的东西。在清华读过几年书的那个你，是作为高中生的你所不能理解的。

所以黑马们的策略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们不讲长远目标，只有近期目标。近期目标符合你现在的价值观，想方设法完成这个目标。完成后干什么，那时候的你自然知道。每次选择一个自己最关心、最适合、最能取得满足感的项目去做，从一个个局部最优中寻找全局最优，这才是不确定世界中的最佳路径策略。

罗斯强烈批评了标准化思维，但是我们也得知道，这个批评只在今天才成立。标准化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过去标准化生产方式的产物。如果生产就得是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操作流程，那人们就必须步调一致才行。机械化生产方式本来就是让人去适应机器，而不是让机器适应人。

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标准化的事情应该都交给机器去做。现在连制造业都越来越讲个性定制、讲创造性、讲多样性合作，每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做出自己的特色来才好。这种社会分工要求人是一个一个的，而不是一批一批的。你做得跟老张、老李他们做得都不一样，这个工作才值得让你做。

所以，标准化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古代人不讲标准化，未来的人也不会讲标准化。标准化思维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批量生产人才。事实证明，那样的人才既不快乐也不厉害，都是教育工业化制造的残次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发挥自己的个性，这并不是对人的一种祝福或者一种愿望，而是一个要求。

希望咱们中国的人才教育和选拔机制赶紧改革，拥抱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当前对标准的评价过高，对自由的评价过低。向谁谁谁学习、按照教学大纲温课备考、模仿满分作文、参照职场攻略……这些都是把人变成产品。你认为这个事儿现在的做法不对，那你想怎么做?你觉得这个范文写得很俗气，那你会怎么写？你看社会上有些事情不合理，那你能怎么改？敢问这些问题的，才是真正在培养人才。

真正的奢侈是冒险，真正的富足是自选探索方向，真正的优秀是藐视标准，真正的自由是个性发挥。英雄豪杰应该人生由我，伟大的国家应该人人如龙。

该文章节选万维钢《佛畏系统--用系统思维全面提升你的决策能力》第四章节（情感人生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