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发现一种观点，“卫青军事能力一般，只是靠国力碾压才能打败匈奴”。这些然是一种历史认知偏差。

卫青的战功、名望，是靠实打实的能力赢来的。在他出马之前，西汉面对匈奴基本没赢过；当他和霍去病去世后，面对被严重削弱的匈奴，西汉却打得非常痛苦。

当初的白马之围后，务实的刘邦不得已放弃了以武力击败匈奴的设想，改为交好、和亲政策。

但俗话说得好，战场上无法赢得的，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虽然明白自己不可能兵入中原、所以借驴下坡接受和亲，但冒顿单于及其后人为了博取更大的利益，并未完全放弃武力。其后的数十年间，他们的要求一旦没被满足，就策马南下。对此，西汉几乎没有太多的办法。

比如，当刘敬奉命送皇族公主出嫁，还承诺每年奉送一定数量的钱粮、布匹、食物后，双方的和亲落到实处。但冒顿单于的南侵行为只是“乃少止”，稍微中止。

仅仅三、四年后，汉朝燕王卢绾反叛，匈奴不仅予以接纳，还纵容其屡屡袭扰上谷以东地区。

其后历任西汉统治者在位期间，匈奴都没有放弃武力胁迫。如在汉惠帝期间，冒顿写信“调戏”吕后；

公元177年5月，匈奴右贤王大举侵略河朔地区，“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略人民”，汉文帝征发8.5万人前去迎击。但面对敌人的大队骑兵，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几乎毫无办法，对方呼啸而来、扬长而去，汉军连敌军激起的烟尘都看不到。

后来，随着中行说投靠匈奴，在其鼓动下，匈奴老上单于加大了对西汉的袭扰。

公元前前166年，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他们长驱直入、烧杀抢掠，“虏人民畜产甚多”，回中宫被烧毁，兵锋直达关中地区的甘泉宫。

汉文帝调动了十余万骑、步、车兵予以抵抗，但仍旧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摸着，匈奴人在长城内肆无忌惮了一个月才撤。

鉴于汉军的拉胯表现，匈奴人越发肆无忌惮，史称“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几乎每年都大举南下。即使面对这等羞辱，力有不逮的西汉也只能送信求和。

但后来匈奴军臣单于继位后，再次断绝和亲关系，大举进攻上郡、云中郡，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令西汉北地苦不堪言，汉文帝只好调动周亚夫等将军驻扎边境附近，长年累月做好防御准备。

接下来孝景帝在位期间，仍旧采取和亲、互市、送礼等方式拉拢匈奴，但即使这样，对方虽没大的大的侵掠行为，但小规模的骚扰活动几乎没消停过，

汉武帝即位后，依靠历代积累下来的雄厚物力财力，决意对匈奴发起反击战。公元前133年，他调动30万步骑，交由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等人指挥，试图将匈奴单于引入马邑围而歼之。

但现实很残酷，对方发现苗头不对、并未中计，各路汉兵这才连忙追击，但要么没赶上，要么听闻“单于兵多，不敢出”。汉武帝气得够呛，表现最差的王恢不得不自杀谢罪。

自此之后，匈奴更加肆无忌惮，各种规模的入侵不计其数。但汉军几乎毫无办法，一直到4年后，由于一个将领的出现，局面才得到改观。

公元前129年，匈奴再次入侵上谷郡，杀得不亦乐乎。而汉武帝经过多年的准备，派出了四位将领迎战，分别是：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他们各率1万骑兵，从四个方位出击。其中，只有卫青是初出茅庐，其他三位都是老将。

但战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公孙贺一无所获，压根没打上仗；公孙敖惨败，战损七成；李广全军覆没，他本人被俘。初次领兵的卫青，却攻到匈奴的老巢龙城附近，斩俘700多人。

别看只有700人，但这却打破了匈奴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就如同一个常年考试0分的学生突然拿到30分一样，虽然还是不及格，但突破性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于卫青为何能实现零的突破，史书解释是“善骑射，才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所以“每出辄有功”。也就是说，他就是个难得的将才。

从此之后，卫青就当仁不让地成了西汉军队的顶梁柱；在他的带领下，汉军逐渐建立信心、积累经验，面对匈奴获胜逐渐成了习惯，战场上的天平不再是一边倒。

公元前128年，卫青、李息各率3万骑兵出塞，卫青所部斩杀匈奴数千人；

下一年，卫青、李息从云中郡突然出击，采取迂回包抄之策，袭击了匈奴防守薄弱的河套地区，斩俘数千人，抢得牛羊百余万头。这就是“河南之战”，汉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至黄河沿岸，解除了匈奴对关中地区的威胁，这也是汉匈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到了公元前124年，卫青率各部汉军出击匈奴右贤王，经过六七百里的长途奔袭，俘获匈奴王公贵族10多人、百姓1.5万口、牲畜百万余头。这再次刷新了汉军的战功，兴奋的汉武帝派人手持大将军印赶赴边塞，在军中当众拜卫青为大将军。

当然了，随着霍去病的横空出世，西汉的武功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在这之前，卫青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带领大兵团与匈奴骑兵掰手腕的将领。他凭借稳健的作风、扎实的调度、有力的掌控，在中原军队并不擅长的领域屡立奇功。

比如在公元前119年的远征中，在探得匈奴单于所在方位后，汉武帝把最精锐的部队调给霍去病，希望由其与对方主力交手。但由于情报有误，最终与霍去病交手的是匈奴左贤王；而卫青大军在度过沙漠后，面对的则是早已列好阵势的匈奴主力。

但卫青并不忙乱，他首先以战车为屏障、抵消匈奴的机动优势，再以5000精骑与敌人万骑鏖战，随后趁着战场风起、派兵抄袭敌军主力两翼。经过近一天的血战后，主场作战的匈奴人首先崩盘，匈奴单于趁乱逃走，汉军斩俘1.9万人。

对了，正是在此战中，李广所部因迷路未能及时赶到，错失了对匈奴单于的合围。战后，他因此而自杀。

可以说，通过卫青、霍去病的努力，汉朝基本消灭了匈奴的有生力量，将对方赶到漠北，对方从此再也无法对中原形成有效威胁。但在从公元前103年开始，双方再次爆发战争后，汉朝却败多胜少。

当年，赵破奴率领2万骑兵，被匈奴左贤王的8万骑兵打到全军覆没；

公元前99年，李广利兵出酒泉，期间被匈奴大军围困，3万将士损失近7成；

公元前97年，李广利、公孙敖率军十多万分道出击，再次失利；

公元前90年，李广利率领7万大军深入漠北，却先胜后败、最终全军覆没。

由此可见，击败匈奴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简单，除了卫青、霍去病，其他西汉将领并不具备指挥大兵团与游牧骑兵决战并获胜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一些人会认为“卫青军事能力一般，只是靠国力碾压才能打败匈奴”？就是“舆论霸权”的威力：《史记》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除非恰巧处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否则，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认知，普遍来自于“权威”。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客观公正”只是个相对概念，即使贵为专家，也会因阶层、阅历、现实利益、个人好恶，或主动、或被动地产生一定的立场偏好，从而影响人们的观念。

在古代，这一规律同样适用，即使贵为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作为史学界的标杆，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学术成就毋庸置疑。他的作品《史记》无愧为中国史书的典范，是我们了解从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历史的首选史料，足矣对每个人的史观产生深刻烙印；后人对那一阶段历史人物的看法，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想要完全摆脱所在阶层、特殊经历的影响，实属强人所难。

真实历史上战功平平的李广，在《史记》中独占一篇列传；而改变了汉匈战争格局、为西汉立下不世战功的卫青霍去病，却只能共用一篇。

而且，对于李广，《史记》不吝溢美之词；而在《佞幸列传》中，司马迁却有意无意提到：“内宠嬖臣大抵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由此可见，在涉及到李广、卫霍时，一向公正的司马迁却难免体现出了个人偏好。究其原因，大致有两方面。

其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明确表示自己写史是为了避免“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可见，由于出自世代史官家族，他身上带有浓烈的传统士大夫气息。这种传统士大夫，对于李广这种终生难以封侯的武将世家，难免会“心有戚戚”；而对于出身奴仆、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中心的卫青，不免会透露出些许不满。

其二，个人惨痛经历的影响。公元前99年，在李广利出击匈奴时，李广之孙李陵以5000步兵与匈奴8万骑兵鏖战多日，最终粮尽矢绝而降。汉廷对此进行讨论时，只有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并且暗讽李广利的失败。汉武帝勃然大怒，对司马迁痛施“腐刑”。堂堂男儿竟遭受如此奇耻大辱，司马迁刻意提及卫、霍的“外戚”身份，其实也情有可原。

但纵然如此，从整体来看，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卓越贡献并没有隐晦、扭曲，结合他的记载，这两位英雄开天辟地的壮举完整呈现在后人的眼前，让我们对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有了直观的认知。至于在涉及到李广时的偏好，其实也可以理解，谁不欣赏这种孤胆英雄似的人物呢？但若要真正改变历史，只能依靠沉稳内敛的卫青、天纵英才的霍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