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御史中丞王嗣宗上了一道奏折：“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词涉浮靡。”宋真宗的回应是：“词臣学者宗师，安可不戒其流宕！”于是他下诏告诫学者：“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其雕印文集，令转运司择部内官看详，以可者录奏。”（清毕沅《资治通鉴•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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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丞为御史大夫的副职，主管侵害人民权益、贪官污吏、贪赃枉法等事务，类似于近代督察处、政风廉洁处、廉政公署的二把手。所以，居于这一位置的王嗣宗，将宋真宗身边属于文学侍从性质的官员翰林学士杨亿等人，在你来我往彼此唱和的过程中，将前代宫廷里发生的事儿发掘出来，并且语言文字不太那么雅正、有些轻率与随便报告给宋真宗，那是他职责范围里的事儿。对于这类事儿，宋真宗非常认真，居然给了相当严肃的回应，不只是对他的文学侍从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提出了今后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如果再有这样的不守规矩的诗词歌赋，那么将会严厉谴责。相应的，相关印刷品，将会让有关部门的有关官员审查，将具体情况记录与上奏。

在这些宋真宗的文学侍从中，杨亿应该算是领袖人物。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他政治地位最高，更加重要的则是他个人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更深、影响更大。他6岁学诗，7岁能文，以神童闻名。11岁时，宋太宗听到关于他的传闻，命地方官将他送至京城亲自测试。后赐进士，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以他为代表的西昆体，是北宋初期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流派，其以晚唐李商隐为楷模的诗歌风尚甚至主宰了宋初整个诗坛。然而，最为值得一提的还是在他这里，晚唐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然而，这样的做法又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的：在他们的诗歌里，虽然多讲的是前朝之事，可借古喻今的用心还是藏不住的，所以，宋真宗以“词臣学者宗师，安可不戒其流宕（放荡，不受约束）”为名，对他为首的学者予以了“谆谆嘱咐”。

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宋真宗算得是一个比较重视文化建设的。比如说，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应天府书院”就是他赐名的；而他鼓励人们好好读书，通过科举参政治国，居然还创作了诗歌《励学篇》，后来它演变成著名的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说的是，作为好皇帝的宋真宗鼓励人们读书科举为官，其目的并没有那么纯洁，即为人们的个人发展指出一条康庄大道，而是为了把方方面面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为赵氏江山的永续创造条件。也因此，假如你是文人，如果在舞文弄墨中不小心触碰了他划定的红线，比如说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帝王生活挂上了钩，可能让人产生太多的联想，有可能损害他的形象之类，他会很不开心，乃至“下诏风厉（劝勉）”的。

杨亿做的官已经不小了，并且还是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在宋初的文坛影响力更是惊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写诗为文，就不再是他们个人的事了，所以，“前代掖庭事”是万万不可触碰的，而“词涉浮靡”等虽然看上去更像是个人喜好或者说个人风格，但皇帝不喜欢也不行。那么，杨亿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是在宋真宗的指引下“戒其流宕”，老老实实做他身边的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