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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中朝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到1969年降到了冰点。甚至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大背景之下，苏联曾怂恿朝鲜与中国开战，这场战争风波结果究竟如何呢？
中朝之间出现分歧的最根本原因是朝鲜希望能够分别继续同中苏保持等距离外交，但根据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来说，不能接受朝鲜对苏联的暧昧态度。加之国内的狂热行为，使得中朝关系渐行渐远。
1964年11月，赫鲁晓夫刚刚下台，金日成在北京与毛主席进行会谈时，还表示“不能对苏共领导人期望过高”，他甚至称“勃列日涅夫愣头愣脑”。
然而，仅仅一年后，金日成便改变了看法，他对苏联外交部表示：“我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十分关注，希望勃列日涅夫能够接见我本人。”
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会议，这意味着中共与苏共的组织联系彻底中断。与此同时，北京也曾向平壤施压，希望朝鲜方面不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但金日成还是派出了代表团。
在与朝鲜代表进行会谈时，苏联方面还明确支持朝鲜统一和要求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军的立场。
紧接着，由苏联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倡议要于5月在朝鲜召开会议，讨论越南问题。不过，由于中国反对会议最终流产。这让朝鲜方面很有意见。
平壤“指责中国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批评中国公开诋毁苏联对越南的援助”。
在这一氛围中，朝鲜与苏联走得越来越近。
实际上，朝鲜也确实从苏联得到了经济援助。包括提供贷款、专家和技术援助等。
1967年2月，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在塞浦路斯召开，会议在苏联的操纵下，取消了原定将在中国召开的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这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和抗议。
会前，中国方面指责苏联方面的所作所为，并拒绝出席理事会。但朝鲜不仅派出代表继续参会，甚至还在会议上支持苏联的主张。
除了在外交方面出现分歧外，朝鲜和苏联在军事方面的交流也进一步加深。双方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防能力的协定。
有报道指出，“此前，朝鲜的军事观念主要受中国游击战略战术的影响，此后，则开始引入并学习包括导弹及核武器在内的苏联军事经验和理念。”
1966年初，为了支持越南人民，中国方面曾劝说朝鲜在三八线附近非军事区开辟第二战场，或者在韩国展开游击战。然而，金日成认为这是北京在“指挥”朝鲜。
于是，金日成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并派遣了100名飞行员参加越战。
1967年4月起，朝鲜方面开始了对金日成的大规模造神运动，因此，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影响到了这一运动，甚至开始威胁到了金日成的地位。
这一时期，朝鲜关闭了华侨学校，甚至使得中国使馆多次关闭宣传橱窗。此前在朝鲜流传甚广的毛泽东著作，几乎已经从朝鲜书店的货架上消失殆尽了。
可以看出，中朝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分歧已经十分严重了，也正因如此，才导致了两国关系最终降到冰点。
1966年底，在朝鲜，已经几乎听不到任何来自中国的消息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陷入了停滞。双方的大使在被召回国后也一直没有返任。到1969年5月，中国驻朝鲜使馆的大使中已经有三分之二回到了中国。
在朝鲜建国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中国方面也拒绝派出代表团参加。这一做法被朝鲜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
中朝边界的情况则更加恶劣。两国人民进行了“广播喇叭大战”，各自宣传各自的观点，呼喊各自的口号。
后来，周总理得知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中表示：“在东北，对朝鲜用大喇叭喊，写标语骂人家，弄得我们很被动。”
1967年至1969年间，中朝双方经常在作为界河的黑龙江和图们江发生冲突。中国渔船、运输船经常被拦截，朝鲜方面不仅扣押中国船员、撞坏船只、收走渔具等，还强行检查中国人员。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冲突，当时，在一些国家的外交使团中有一种传言被传得沸沸扬扬：“中朝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边界冲突”。
后来，金日成在一次谈话中，被问到这件事时，还证实称“确有中国军队越过图们江侵入朝鲜领土。”
实际上，关于双方发生边界冲突并非是事实。根据当时在中朝边界插队的知识青年说，“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
那么，金日成为何会这么说呢？原来，当时有一大批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来到中朝边界插队，当时，他们身穿上海统一发放的黄色衣服。朝鲜方面很有可能将他们当作中国军队了。
为此，朝鲜还把边界的树木砍光，并修建了暗堡，防止中国军队偷袭。其实，是金日成反应过于敏感了。
不过，与中苏、中美关系恶化有根本不同的是，中朝两国的关系只能用冷淡、恶化来形容，并没有对抗、分裂。
更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民间的情绪比较激烈，但从两国高层来说，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事态进一步扩大。
对于朝鲜报刊中出现的指责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中国方面通常不予理睬，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对于中国的一些报刊中出现的指责朝鲜的声音，朝鲜方面也同样如此。
在经济方面，中朝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并没有中断，只是维持在了一个最低水平。
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在中朝关系恶化的时期，双方高层的试探从未中断过。
1966年，朝鲜驻华大使离任后，新大使的人选很快便确定了下来。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新大使在1967年6月才来到北京赴任。并在20日向宋庆龄递交了国书。
针对朝鲜方面释放的这一信号，中国也很快作出了反应。
1967年10月，毛里塔尼亚总统访华，周总理在与他进行谈话时，希望他能够在出访时转告金日成等国领导人说：
“我们一直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随时可以改正。……我们对朝鲜的政策并没有变。”
几天后，毛里塔尼亚总统向周总理传达金日成的口信：
“朝鲜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我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的友谊；双方存在一些分歧，但不严重，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两国关系回暖的时机很快便出现了。1969年4月15日，朝鲜人民军击落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机上31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
很快，美军海军舰队现身日本海，向北朝鲜移动，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在这一背景下，对国家安全的共同需求使得中朝两国迎来了恢复关系的最好时机。
196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中国方面原本决定不邀请外国代表团。但就在前一天，毛主席却突然决定邀请朝鲜派代表团来参加庆典。
9月30日下午15时20分，中国外交部向朝鲜发出电报。当时，金日成并不在平壤，但他很快召开了会议进行讨论。当天18时25分，朝鲜方面表示同意。
于是，晚上23时30分，时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率代表团落地北京机场，周总理亲自在机场迎接。
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崔庸健，并明确指出“中朝应当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美国和日本靠得很近，他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你们，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
崔庸健立即回答说，“中朝历史上并肩战斗，都是把鲜血流在一起的。”
谈话结束后，毛主席挽着崔庸健的手走上了观礼台，崔庸健突然现身天安门，令世界震惊不已。这意味着中朝两国向世界释放出的新的信号。
此后，中朝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1970年10月，金日成秘密访华。期间，毛主席与金日成两次会面。双方均对过去几年两国关系恶化作了“自我批评”。
毛主席还表示：“考虑到你们需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我不劝你们搞决裂。”
在提到关于中国被指责成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时，毛主席则以抗美援朝为例，说道：“这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
金日成深表赞同。
金日成访华后，中朝两国关系全面提升。两个“老朋友”终于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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