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遭受严重失利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实施战略性大转移，史称‘长征‘。

为了实现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能够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安全转移的战略意图，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代表中央做出了具体决定。

1、成立苏区中央分局，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组成中央分局领导集体，由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统一领导留在苏区的红军部队继续与敌人展开武装斗争。

2、成立苏区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3、以红军第24师为留守苏区主力，偕同地方游击武装，在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领导下，坚持中央苏区武装斗争，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4、先期已进入浙皖赣作战的红7军团及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全军团1万余人受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指挥，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任务。

综上部署，中央苏区除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龚楚等人外，还有毛泽覃、何叔衡、邓子恢、古柏、刘伯坚、周建屏、杨英等高级将领也未随中央红军主力转移。

由红7军团及红10军合编的红10军团，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乐少华、粟裕、刘英、聂洪钧、胡天桃等人，也继续率部在浙皖赣地区牵制蒋军，以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实施战略转移。

至此，隶属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建制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共有21人留下坚持战斗，未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长征。

为方便叙述，本文从掩护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的留守苏区部队，红24师讲起——

中国工农红军第24师

红军历史上，存在过两个红24师，分别是湘赣苏区红8军24师和江西中央苏区红24师。这里所讲的是江西中央苏区的红24师，是一支成立仅仅半年时间的新部队。

1934年4月，为加强中央苏区东南战线的防御力量，中革军委抽调原红22师64团和独立1团、教导1团合编为红24师。

周建屏任师长、杨英任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下辖第70、71、72三个团共4000余人。

周建屏（1892年—1938年），云南宣威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的创始人之一。

1934年11月，红军主力西去不到一个月，瑞金沦陷。作为红一方面军麾下的13个建制师之一，此时的红24师成为了瑞金苏区范围内继续抵抗蒋军进攻的唯一一支师‬级‬建制部队。

随同红24师留在苏区的部队还有12个红军独立团，算上各县的地方武装，总兵力约1.6万人。

面对蒋军的层层围堵，红24师历经数十次大小战斗，战至1935年1月末，不得不将部队拆分，化整为零进行突围。

按照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部署，红24师70团作为警卫部队随项英、陈毅活动。

71团由中央军区参谋长兼24师参谋长龚楚率领，前往湘南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沿途收容红军失散人员。

72团则被拆分‬成多股小部队，与地方游击队混编，进行多路突围。因此，72团‬是‬红‬24师‬最‬先‬失去建‬制‬的‬部‬队，在‬后‬来‬的‬突‬围‬作‬战‬中‬，该‬部‬指‬战‬员‬大‬都‬未‬能‬幸‬存‬下‬来‬。

历时4个月的突围作战中， 红24师70团一路冲杀在前，充当开路先锋。在撤至粤赣边界时，被敌军重兵合围。

周建屏师长、杨英政委率70团‬一‬个‬营‬留下断‬后‬，‬与敌死战。另‬外两个营则‬掩护项英、陈毅等中央局及中央军区领导撤入山区隐匿。

最终，周建屏师长身负重伤，杨英政委壮烈牺牲。

护‬送‬项英、陈毅等中央局及中央军区领导的‬另外两个营‬也‬被‬打‬散‬，红24师70团在此役覆没。

周建屏师长后来被组织通过秘密渠道护送至上海治疗，1936年底伤愈后返回延安。

之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科科长、陕北武装部长、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

不幸的是，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旧伤复发，不治去世，时年46岁。

杨英（1911年一1935年），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928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冬调入中央特科，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广西南宁从事兵运活动。

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担任红7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参加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历任红7军20师58团政治委员、红12军政治部主任、红19军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4 年夏，杨英调回中央苏区担任红24师政治委员，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至第5次反“围剿”作战。

1934 年10月，奉中革军委命令留守苏区，杨英同师长周建屏率红24师坚持苏区武装斗争，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转移。

1935年3月，杨英在粤赣边界突围作战时牺牲，年仅24岁。

——党史军史上，但凡提及红24师的全军覆没，就不得不说到‘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叛变投敌。

龚楚（1901年—1995年）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百色起义及红7军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建者之一。

1934年10月，苏区中央军区成立后，龚楚出任中央军区参谋长，但仍然兼任红24师参谋长，继续留在红24师工作。

1934年12月，龚楚率红24师71团9个连单独转战湘南开辟根据地。

在粤湘两省交界历经5个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游击战争后，对于风餐露宿，食不裹腹的战斗生涯，龚楚感到前途渺茫，失去了革命信心。

1935年5月2日，龚楚秘密出走潜回家乡后，投靠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被其委任为粤湘边区“剿匪”总司令。

投敌后的龚楚，向余汉谋献计，欲“诱捕项英、陈毅”。

同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军特别行动队30余人，穿着红军军服，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以湘南红军游击队的名义，与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取得联系，趁会面之际将其诱捕。

同样经不起生死考验的何长林与龚楚一拍即合，为给余汉谋纳下投名状，龚楚、何长林联名给项英和陈毅发去一封信称：

“为加强湘南红军游击队的统一领导，请项英、陈毅等苏区中央分局领导同志赴湘南主持工作。”

严峻而残酷的游击战争，因敌人的封锁，各游击区独立作战，与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长期信息不通，偶尔联系上，请求上级帮助工作，这本来也属正常。

但项英、陈毅此时虽然还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投敌，但凭着对龚楚的了解，断不相信一向刚愎自用的龚楚，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谦逊起来了，竟然主动让出自己的地盘和指挥权，请求中央分局入驻并“加强工作”。

因此，为防不测，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领导接到这封信后，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没有对龚楚作出任何答复。

龚楚见诱捕项英、陈毅的计划无法达成，便舍大求小，在韶关帽子峰龙西石以召集湘粤赣边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设好的埋伏圈，武力胁迫游击队员投降。

红军北山游击队奋起反抗，除游击队长贺敏学身中三弹落入山涧侥幸逃生外，其余50余人皆壮烈牺牲。

这就是军史上著名的“北山事件”。

10月20日，一不做二不休的龚楚带领国民党军特别行动队身着红军军服奔袭项英、陈毅驻地。

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红军侦察员吴少华等人，龚楚遂要求吴少华带路去见项英、陈毅。

但国民党军特别行动队官兵沿途的言行引起了吴少华的怀疑，识破龚楚阴谋后，吴少华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鸣枪报警，项英、陈毅等人才得以迅速转移，摆脱追捕。

10月底，龚楚引导国民党3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

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殉难，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中共湘粤赣特委委员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隐居香港达40年之久的龚楚，于1990年9月13日，偕夫人回到广东，在其老家乐昌县长来镇定居。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中去世，终年94岁。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述留在苏区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他们各自的最终归宿。

何叔衡（1876年‬一‬1935年‬），湖南宁乡人‬，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共一大代表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李德、博古以瞿秋白“身患肺病不宜跋涉”、何叔衡“年近‬六旬体弱多病”为由，将二‬人‬留在了即将陷入敌手的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初，瞿秋白肺病日益严重，组织上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治疗，何叔衡也‬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苏区财政部长邓子恢、项英之妻张亮，以‬及‬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

瞿秋白一行人到达福建长汀县四都，并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接上头。按照行程计划，剩下的路由万永诚派遣的一个警卫排护送到永定县境内为止。

1935年2月24日，一‬行‬人‬途经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警‬卫‬排‬一‬时‬大意，在‬野‬外‬生‬火‬做饭的‬炊‬烟引‬来了敌‬军‬，遭‬敌保安14团一个营围‬攻‬。

一场激战之后，护送瞿秋白、何叔衡一行人的警卫排大部战死，警‬卫‬员‬护‬着‬何叔衡且战且退‬冲‬上‬一‬座‬山‬头‬。

但‬此时已59岁‬的‬‬何叔衡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他‬面色苍白地向警‬卫‬员‬喊道‬：“我‬不‬能‬被‬俘‬，快‬开枪打死我！‬”

跑‬在‬前‬面‬的‬邓子恢闻‬声‬，赶紧让自‬己的‬警卫员调‬‬头‬回去，与‬何叔衡的‬警‬卫‬员‬一‬起‬，两个人架‬着‬何叔衡跑。

但‬此时每‬个人的‬体‬力都‬已经到了极‬限，就算是‬两个年轻人连‬拉‬带‬拽‬的‬架‬着‬何叔衡，精‬疲‬力竭‬的‬三个‬人‬却‬渐渐地‬落到了队伍的‬最‬后‬面‬，距‬离敌‬人‬追‬兵‬愈‬来愈近。

为了不‬拖累同‬志‬，当‬三人‬奔‬至‬一‬处‬悬崖时‬，何叔衡突然挣脱了两‬名‬警卫员‬，纵身从‬十‬余‬丈‬高‬的‬峭壁跳了下去。

邓子恢后来痛心地回忆：“我们翻‬过了这座山，依托一条小河将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能被架着再跑一段，也许可免于殉难。”

后人根据邓子恢的回忆，长期认为何叔衡是坠崖而亡。

但是，坠‬崖‬后‬的何叔衡却‬没有‬马‬上死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福建公安机关审讯一名‬当时的反动团丁时，才知道进一步的详情。

据凶手交待：

当时见‬有‬人‬坠‬崖‬，他和另一团丁奉‬命‬到‬崖‬下搜索，发现悬‬崖‬下面躺着一‬位‬老人，虽然满‬身‬是‬血‬，却‬还‬有‬微‬弱‬的呼吸。二‬人从‬‬这‬名‬老人（何叔衡）的身‬上‬取‬走‬一‬块‬怀表和‬几‬枚‬银元后，连开两枪，将其打死。

此役，除苏区财政部长邓子恢率‬寥寥‬数名‬警‬卫‬人员幸运脱‬险‬外‬，其‬余‬众‬人‬尽‬皆‬战‬死‬，瞿秋白、张亮、周月林‬则‬被敌人俘获，被押往汀州宋希濂部关押。

瞿秋白（1899年一‬1935年），江苏常州人，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上正式将陈独秀免职，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

瞿秋白由此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1931年1月，瞿秋白遭受王明 “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被解除了中央领导人职务。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负责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苏区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务。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张亮、周月林‬在‬福建长‬汀被敌人俘获后‬，却也丝毫不慌，因为出发前统一过口径，瞿秋白化名“林祺祥”医生，是“被红军抓去强迫替红军伤员治病的”。

而周月林则是和“林医生”一起被红军抓来的护士“陈秀英”。

项‬英‬之‬妻‬张亮则‬化名“周莲英”，身份是一名蘑菇商老板娘。

由于三人口供一致，从2月24日被俘，一直到4月中旬的两个月时间里，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但是，4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突然被从大牢中提了出去，单独押往宋希濂的36师师部……

突然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人都知道，一定是有人出卖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但叛徒会是谁呢？

瞿秋白身份暴露后，张亮和周月林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但始终强调，自己就只是普通红军家属，本人并非红军，此行目的是返乡，被安排顺路照顾身体不好的瞿秋白和何叔衡。

瞿秋白被囚于36师师部期间，师长宋希濂待其甚为优厚。一间厢房内软榻锦被，书桌上笔墨纸砚俱全，一日三餐顿顿有肉。曾经的故旧、从前的学生，前后接踵而至的劝降者络绎不绝。

但凡访客，瞿秋白皆欣然会见，聊情谊可以，谈往事也行，唯独谈到劝降，瞿秋白立马翻脸，闭口不言。

瞿秋白自知必死，却也丝毫不惧。除6天6夜写就《多余的话》外，每天的时间就是寄情于练字、画画、刻章、品茶。

无论国军官兵谁来求字、求画或求章均一概赠与，谈笑之从容，生死之看淡，令所有与他接触过的国军官兵人人钦佩，个个仰慕。

清初名士金圣叹被问斩前一刻，告诉看守他的狱卒：“豆腐干和花生一起嚼，有火腿的味道。”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这样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这就是革命志士无惧生死的气节，这就是文人才子豪迈不羁的典范！

当敌人再三的劝降被瞿秋白严辞拒绝后，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1935年6月17日，那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夜，瞿秋白酣然入梦，安详而睡。

而当晚值班，看守瞿秋白的36师少校军官陈炎冰，却几度泣不成声，连门外值守的国军士兵都不停地掉下眼泪……

瞿秋白身上所独具的革命气节、文人风骨，以及人格魅力，令所有人为之折服，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

这就是超越了党派，超越了政治，超越了信仰，让所有人不受控制地去钦佩，去仰慕！

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一觉醒来，从容泡茶、点烟，然后执笔写道： “生命只有一次，既然要死，请不要打我的头颅，也不要从后背开枪，待我选好地方！”

茶毕、烟尽，瞿秋白说道：“走吧！”

行至长汀公园凉亭前的一片草地，但见春色盎然，绿草悠悠，瞿秋白止住脚步，盘膝坐下说道：“此地甚好！”

那一天，瞿秋白年仅36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

新中国成立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去功德林找过宋希濂，宋希濂说： “瞿先生是唱着红军歌、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走向刑场的。”

1937年7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被关押了三年之久的张亮和周月林，于1938年4月、5月被分别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没有忘记自己的优秀儿子。

1955年，中央派专机将瞿秋白烈士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运回北京隆重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并重启旧案，全国范围内追察当年究竟是谁出卖了瞿秋白？

直到1979年，北京市公安局在对另外一起存疑的历史案件外调时，从一座尘封多年的档案库中获取到一份1935年的旧报纸。

这份旧报纸是1935年4月10日，瞿秋白被捕的第46天后，国军第8师汤恩伯部俘获的一名徐姓红军家属的审讯笔录，报纸抬头一行大字： “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

旧报纸上的这名徐姓红军家属，正是1935年2月在长汀县四都与瞿秋白接头，并负责安排一个警卫排护送瞿秋白的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原来，万永诚和瞿秋白见面后，瞿秋白曾在万永诚家里住过一夜，徐氏不仅见过瞿秋白，而且还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

两个月后，万永诚所率部队与汤恩伯的第8师一部交火，万永诚在战斗中牺牲，而他的妻子徐氏被俘后熬不住酷刑，供出了瞿秋白已经被36师俘获的情报。

汤恩伯闻讯后马上向南京方面报告，并急电宋希濂： “贵部2月24日作战所获俘虏，有中共领袖瞿秋白在内，望即甄别并速报南京。”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将该情况上报公安部，公安部为此成立专案组重新彻查此案，不久后，又查出了另外一名叛徒。

这名叛徒叫作郑大鹏，1935年时任福建省委机要科发报员，万永诚与瞿秋白在长汀四都见面时，此人见过瞿秋白。

万永诚所率部队中伏，万永诚牺牲，部队被打散，郑大鹏被汤恩伯的第8师俘获。贪生怕死的郑大鹏为求活命，被敌人带到宋希濂36师师部，指认出瞿秋白的真实身份。

情况迅速上报中央，这起跨越了44年，近半个世纪的历始悬案终于得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对于叛徒徐氏、郑大鹏的追罪问题，考虑到因年代久远，就算二人均尚在人世，也已年过七旬。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中央决定，对上述二人所犯罪行不再追究、不再追诉。

贺昌（1906年一‬1935年），山西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委员、第3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昌‬奉‬中‬革军委命令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初，贺‬昌‬随‬项‬英‬、陈‬毅‬等‬中央局及中央军区领导在‬红24师70团‬的护‬卫‬下‬向粤赣边界‬转‬移‬，在江西会昌被‬国民党军重‬兵‬合‬围‬。

红‬24师‬周建屏师长、杨英政委率70团‬一‬个‬营‬留下断‬后‬阻‬敌‬，贺‬昌‬率‬另‬外两个营‬边‬打‬边‬撤‬，护‬卫‬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机‬关‬撤‬退‬。

当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领导‬安全撤‬入‬山‬区‬隐‬蔽‬后‬，周建屏师长、杨英政委所率的70团‬一‬个‬营‬已经损失殆尽，而贺‬昌‬率‬领的另‬外‬两‬个营‬也‬被‬敌‬军‬缠‬住‬，随‬即‬‬展‬开了白‬刃战‬，众寡悬殊之下根本撤不下来。

身负重伤的贺昌为了不被敌人俘虏，把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胸膛，牺牲时年仅29岁。

陈潭秋（1896年一1943年），湖北黄冈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935年3月，赣南突围战以红24师70团、72团覆没为代价，换取了苏区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机关安全转移至赣粤边。陈潭秋脱险后，与项英、陈毅继续领导游击区军民与敌作殊死斗争。

1935年8月，陈潭秋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

1939年，陈潭秋从苏联回国，被中央派驻新疆担任中共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年仅47岁。

毛泽覃（1905年一1935年），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人。历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

1927年8月1日凌晨，毛泽覃参加南昌起义，是毛氏三兄弟中走向武装斗争的第一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毛泽覃率领由地方武装整合而成的红军独立师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支部队很快就被打散，毛泽覃率领余部转战闽赣边界，之后被苏区中央分局任命为闽赣军区司令员。

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部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苦战不脱，壮烈牺牲，时年30岁。

古柏（1906年一‬1935年‬），江西省寻乌县人。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共中央劳动部秘书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古柏奉中革军委命令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任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司令员，隶属中央军区建制。

1935年3月6日，古柏率部在广东龙川县鸳鸯坑突围时牺牲，年仅29岁。

刘伯坚（1895年一1935年），四川平昌人。历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奉中革军委命令，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赣南突围战中不幸牺牲，时年40岁。

——本文的末尾，作为压轴，我们再来讲述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寻淮洲、聂洪钧、粟裕、刘英领导的红10军团的最后结局。

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命令先期已进入浙皖赣作战的红7军团及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全军团1万余人受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指挥，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任务。

1934年11月，红10军团组建完毕，其领导机构为——

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

军团长：刘畴西

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

军团参谋长：粟裕

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

第19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聂洪钧

第20师：师长刘畴西（兼）、政治委员乐少华（兼）

第21师：师长胡天桃

红10军团组建完成后，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任务，以牵制和打乱敌人兵力部署，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934年12月，国民党军补充第1旅旅长王耀武率部将红10军团围在皖南谭家桥，红19师师长寻淮洲战死。

寻淮洲（1912年—1934年），湖南浏阳人。

1934年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斗中，寻淮洲腹部中弹，辗转至泾县茂林终因伤重无医，英勇牺牲，年仅22岁。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刘畴西所率残部又被俞济时的“追剿纵队”困于怀玉山下。至此，一万多人的红军抗日先遣队仅有粟裕、刘英率数百人突出重围。

黄埔一期的俞济时不仅俘获了方志敏，还在一处密林间捕获了已经饿晕了的老同学，红10军团军团长、同为黄埔一期的刘畴西。同时被俘的还有红21师师长胡天桃。

刘畴西当时在山里已冻饿数日，瑟瑟发抖，衣衫褴褛，一只手在第一次东征中受伤致残，另一只手也在十来天前被击伤……

而老同学俞济时则身穿将军大氅、烤着炭火，连寒暄都没有，正眼都没瞧刘畴西一眼，挥挥手，就让人把刘畴西押走了。

7个月后，刘畴西与一同被俘的方志敏、胡天桃在南昌英勇就义。

黄维后来听说此事，对俞济时大为不满，当面损他：“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黄维不怕得罪人，刘畴西是他们的老同学也倒罢了，方志敏却是他黄维进黄埔军校的介绍人，是恩人啊！

刘英（1903年一1942年），江西瑞金人，红7军团政治部主任、红10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挺进师政治委员。

红10军团一败谭家桥、二败怀玉山，刘英、粟裕率800余人突围后将余部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辗转入闽，与叶飞领导的闽西独立师会合后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共同开创闽西革命根据地。

刘英历任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浙江省委书记、闽浙赣三省特派员，领导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工作。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遭国民党逮捕。

1942年5月18日拂晓，刘英在永康方岩马头山上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而此前一年，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留守苏区的红军最高指挥官项英，也于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项英（1898年一1941年），湖北江夏人。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1941年3月24日，项英在安徽泾县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时年43岁。

至此，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奉中革军委命令留守苏区，隶属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建制的红军高级将领（师级以上），除龚楚一人投敌外，仅有陈毅、乐少华、邓子恢、聂洪钧、粟裕5人活了下来。

项英、瞿秋白、贺昌、陈潭秋、毛泽覃、何叔衡、古柏、刘伯坚、周建屏、杨英、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刘英、胡天桃等15名红军高级将领都先后牺牲。

本文资料引自——

《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0年0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