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73/77.5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1094（2023）03-0005-0014

在俄罗斯政府的政策构想、外交战略及实践中，对安全的追求呈现为“绝对命令”，安全总是处于第一位，安全优先于发展。这也是许多俄罗斯问题研究者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现象。具体而言，一方面，俄罗斯是全球军事大国，拥有与美国比肩的核武库、庞大的常规军力和强大的战争能力，俄罗斯并没有外敌入侵的危险和威胁，其安全是有保障的。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对安全的追求，对“战略缓冲区”的“痴迷”与执着，对自身安全的关切超乎寻常。俄罗斯在自身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对绝对安全的无止境追求导致严重的不安全感，又促使其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安全保障，我们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俄罗斯的“安全困境”。本文认为，对俄罗斯“安全困境”的理解远远超出纯粹军事范畴，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框架内加以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安全困境”——俄罗斯何以感到不安全？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俄罗斯对安全问题的关切以及由此引发的某种“安全困境”。正如前文所述，作为全球军事大国的俄罗斯并没有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其自身安全是有切实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对安全、“战略缓冲区”的追求显然超出合理范围。在本文看来，这就是一种特定的“安全困境”。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维度，尝试理解这种“安全困境”何以形成以及如何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绩效。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位列世界前列，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可以引用自2006年以来每年发布的涵盖142支军队的全球火力指数（GFP）来说明这一点。GFP对特定国家军事实力的评估基于人员、武器、自然资源、金融以及地理等与国家军事实力相关的50多种因素的综合推算。根据GFP排名，俄罗斯一直位列第二。当然，类似排行榜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譬如，核武器因素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因而徐光裕认为，GFP排名只是一种单纯物化、量化和静态的军事实力排名方式，虽然很有参考价值，但不能等同于实际的作战能力。

多年以来，俄罗斯军费开支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4%左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21年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开宗明义指出，“俄罗斯联邦连贯实施的旨在加强国防、国内团结和政治稳定，实现经济现代化与发展工业的政策路线，得以巩固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并使其能够实行自主的内外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可以看出，以所谓“硬实力”为基本内涵的国防能力被置于首位。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古罗斯时期备受外族侵扰的历史以及近代以来两次大的战争——1812的拿破仑入侵和1941年的德国入侵所留下的深刻记忆，构成俄罗斯（苏联）对国家安全关切的重要基础。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的巨大进展，以及与美国在战略武器和裁军领域的一系列双边条约文件，构成苏联全球军事大国地位的基础，这也是俄罗斯（苏联）自身安全保障的基础。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地位与核武库，依然是一个全球军事大国，并在此框架内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非西方国家互动，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地位并未发生变化。自1993年以来，维持全球大国地位，保持全球军事大国身份，一直是俄罗斯的既定国策。而全球军事大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便是有足够的能力保障自身安全。因此，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有着清晰的逻辑和政治基础。

二、一个可能的解释框架：“帝国性特征”

我们对俄罗斯的研究，如黄宗智所言，应该“不是从源自西方的理论及由此得出的理论假设出发，而是从研究对象国家的实践历史与现实出发，而后进入理论建构”。

从合理必要的理性角度出发，任何国家对自身安全的追求似乎应该有一定的边界，应该在安全与经济、安全与发展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但在俄罗斯，我们看到的是牺牲经济发展追求安全的一种失衡局面。而这种局面与“安全困境”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俄罗斯的“安全困境”找到一个适当的解释框架。本文试图从俄罗斯“帝国性特征”角度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并证明这些特征对“安全困境”的形成及其持续存在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对“帝国性”特征的解释，便成为我们理解俄罗斯“安全困境”的逻辑起点。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21世纪的今天讨论俄罗斯的“帝国性”是否适当，是否能将俄罗斯看作是一个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赵鼎新认为，所谓的“帝国”指的是地域庞大、内部文化和族群多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有一定主导权，并且对其他国家的主权有显著干涉意愿和能力的一类政体模式，而不是狭义专指近代西方侵略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国家建构史上，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已经延续长达数千年，发展出多种类型，至今历久不衰。

而李怀印则质疑在国家研究中将帝国与民族国家对立的做法，认为现有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解释多以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他指出，将现代世界史上的国家形成等同于一个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直线过程，这样一种目的论预设很少跟现代世界国家建造的历史实际相吻合。实际上，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被定义为早期“民族国家”的英格兰（不列颠）、法兰西及西班牙，军事政府和殖民在其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其情形跟帝国的形成并无二致。而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之间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和走向全球性帝国的过程，使得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这些欧洲国家相互视对方为民族国家，但同时却也在进行全球扩张，打造海外殖民地。

因此，在俄罗斯这个案例上，我们也许不必纠结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分殊。探讨其国家形态当中的“帝国性特征”更有现实意义。

关于俄罗斯的“帝国性”，德米特里·富尔曼写道，所谓的“后苏联空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后帝国空间”及其共同的历史，曾经属于俄罗斯帝国及其继承者苏联。从历史的角度，俄罗斯帝国与西欧殖民帝国（英、法）等的区别在于，作为大陆性帝国，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在空间、文化、族群等多个维度上没有明确的边界。帝国空间解体的实际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往往不止百年，而是更长。

伊诺泽姆采夫认为，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至今尚未适应自己的后帝国状态，不断强调与前殖民地的特殊关系。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是一种帝国后遗症。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同样存在这种帝国结构，而宪法所确定的联邦制处于休眠状态。

值得说明的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联邦将其周边国家依然视为旁人不得染指的“特殊利益区”，这只不过是“势力范围”的委婉（эвфемизм）表述而已。

综上，我们在讨论当下俄罗斯国家建构的特点时，首先不应将帝国与民族国家对立起来，适当的做法也许是将其看作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时又不忽略其国家形态当中的“帝国性”特征。因为下文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在民族国家范畴之内很难找到适当的解释。

三、俄罗斯的“帝国性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帝国性特征”只是一个理论建构，我们并无意把今日俄罗斯定义为帝国，而是认为其国家形态的特征来自其历史上的帝国，而这些特征与今日俄罗斯的“安全困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俄罗斯帝国肇始于16世纪50年代，其标志是征服喀山汗国（1552年）。在后续的时间里，俄罗斯帝国于16世纪末征服西伯利亚汗国，1721年征服瑞典，1792年击败奥斯曼帝国之后征服乌克兰南部的农业区和矿区，19世纪征服高加索和中亚，1891—1902年在远东大幅扩张，到20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

俄罗斯帝国在18世纪20年代成为欧洲列强之一。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奥匈帝国成为与法国比肩的欧洲强国。从这时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两个帝国一直是支配欧洲事务的欧洲列强俱乐部成员。

与英法荷等西欧老牌殖民帝国相比，俄罗斯具有一系列重要的特点。

第一，追求外部权力。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其对外部权势、声望、地位（欧洲大国体系的一员、国际体系一员）的追求对其统治者而言基本上是一个“绝对命令”，其优先程度远远高于国内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俄罗斯为追求外部权势与地位，往往付出巨大代价，且这种代价往往由俄罗斯民众承担。换言之，俄罗斯民众为了统治者的虚幻目标付出巨大代价且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标准远远低于俄罗斯的竞争对手，但统治者对此几乎漠不关心。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俄罗斯在一个给定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并与外部世界互动。这个国际环境基本上是由西方大国形成并主导的。俄罗斯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一直是较弱的一方并依赖西方的技术、资金、思想等。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一方面依赖西方，另一方面与西方竞争，目的是在国际上获得一席之地。18—19世纪，俄罗斯帝国远离欧洲金融和贸易中心。在1700年至1914年间，俄罗斯帝国要比其欧洲西北部的列强对手更穷、发展水平更低。

第三，地区和国内的双重“中心-边缘”结构。从历史的角度，俄罗斯与欧洲列强并无二致，都是殖民帝国。区别在于殖民扩张的地域有所不同。英法等开拓海外殖民地。殖民地与宗主国在地理上是分立的。俄罗斯则相反，沿着自己的核心区域不断向东部和南部扩展，最终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正如多米尼克·列文指出的，相对孱弱（与欧洲大国、美国相比）既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影响其国际行为的重要因素。俄罗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处于欧洲的边缘或者半边缘。但这并不妨碍其在欧亚地区获得确定的中心和支配地位。

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疆域扩张，建立在其对欧洲先进工业和军事技术的吸收和应用基础之上，使其获得了相对于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游牧民族而言的军事和技术优势。

在俄罗斯于欧亚地区所构建的“中心-边缘”结构当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正式制度包括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联体、俄白联盟国家等地区一体化组织。非正式制度则指的是欧亚国家之间密切频繁的人际联系，尤其是各国政治经济知识精英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欧亚地区存在着一个通用语言——俄语。在政治上，俄罗斯向地区国家输出一种特定的政治模式（主权民主、政权党、垂直权力体系等），俄罗斯政治精英与地区国家政治精英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从经济联系角度，地区国家间在产业链、供应链、技术标准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从金融角度，俄罗斯在地区各国积极投资，甚至控制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相应地，地区内部分国家在向俄罗斯输出劳务人员中获得的劳务汇款对其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在教育人文层面，地区国家依然在以俄语为媒介实施高等教育，获得学术资讯并出版其学术成果。在传媒领域，俄罗斯的电子传媒与社交媒体在地区国家被广泛接受。

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历史形成的，其逻辑起点是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通过地区一体化等政策工具对地区的经营以及地区国家以全方位外交为主调的政策实践，构成双方互动的基本内涵。而这种地区性的“中心-边缘”结构，恰好是我们所理解的当今俄罗斯“帝国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在俄罗斯国内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中心-边缘”结构。其中心是以首都为中心的欧洲部分，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则是边缘。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占俄罗斯国土面积的75%，总人口的20.2%，但却占俄罗斯外贸出口的76%—78%（2014年）。这种典型的比例失衡恰好是“中心-边缘”结构的基本内涵：莫斯科位于中心，同时依赖于出口边缘地区的自然资源。

第四，“单一中心政治权力”特性。本文认为，“帝国性特征”还有一个国内政治的维度。从俄罗斯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前者的“单一中心”特性是显著存在的。这里所谓的“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是与欧洲诸国相比较而言的，同时也是俄罗斯与欧洲相比大异其趣的根本之所在。以西欧国家为例，在现代国家构建完成之前的中世纪，有代表政治权力的国王，有代表神权的罗马教廷，有代表经济权力的商人，有掌握武力的骑士，有掌握土地资源的贵族。如此一来，国王、贵族、教士、商人构成多个权力中心，彼此之间有竞争与斗争，同时也有谈判与妥协，总之权力中心的多元性是客观存在的。现代西欧诸国的精英阶层内部存在相对清晰的分野，即政治精英、管理精英、媒体、军队和商业精英。

正如赵鼎新指出的，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动态处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由四种权力资源和多个强大的社会行动者（包括国家、教会、贵族以及城市资产阶级）相互交织所构成的格局里……在中世纪的欧洲，发生在国家、教会与贵族之间的竞争有效地遏制了国家权力，也即抑制了四种社会权力资源中的政治力量。

而在俄罗斯，社会力量往往是地域性的且难以形成持久的政治压力。换言之，难以作为结构性力量与国家进行互动。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国家自身。俄罗斯学者将这种“政治权力单一中心”特征概括为政治权力的综摄性，即权力与资产一体，知识与评价一体，神圣俄罗斯的国家与人民一体。

从政治权力与资本关系的维度看，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在其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之后，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最短时间内重构新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大规模私有化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内涵。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十分复杂，而私有化的结果则是政治和经济资源以及对资源分配权的高度垄断（集中）。1996年前后左翼新的寡头势力迅速形成，成为左右政治局势的关键因素，并在当年举行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展示出自己的力量。2000年普京执政后，政治权力着手改变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打击寡头势力的结果是，俄罗斯大型私人企业继续获得国家支持，作为交换他们不能支持任何未经官方允许的反对派力量，同时要积极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社会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旧寡头”之外，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新寡头，其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更为密切，获得政治支持的途径更为直接，同时对政治权力的依附程度则更高。当然，在实证意义上，俄罗斯政治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无论如何，政治权力实现了对资本力量的“驯服”，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当局对宗教，尤其是东正教采取放任的政策。为弥补东正教会在苏联时期遭受的损失，俄罗斯政府甚至特批其某些特种商品的进口配额，东正教会则借此获得可观收入。从2000年起，俄罗斯政府不断发出信号，东正教会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教会且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领导人亲自出席重要的宗教节庆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普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东正教徒身份。2000年以来，东正教逐步被树为国教，国家与宗教紧密一体（единение），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得以“理顺”。

从政治权力与地方势力关系的维度看，在苏联解体之前与联盟中央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叶利钦面对地方实力派做出的承诺是“能消化多少主权就拿多少主权”，以此作为换取地方实力派支持的条件。在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框架下的制度设计中，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由地方行政首长和立法机构首脑组成，许多地方尤其是民族地方通过了自己的宪法，明确宣示自己的主权，经直选产生的地方行政首长往往有实力和底气与联邦中央一争长短。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俄罗斯大幅度调整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新的进展是，地方行政长官直选虽然恢复，但候选人往往由联邦中央“空降”且大部分定位为技术官僚，不再具备政治影响力。因此，现行《俄罗斯联邦宪法》确定的联邦制往往被看作是事实上的单一制，不无道理。同样，政治权力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也得以“理顺”。

从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的角度看，政权主要通过电视媒体对社会舆论进行塑造、引导与操纵。一般而言，俄罗斯民众对待国家的态度与电视媒体的传播导向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其中的关键在于，电视媒体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年长一代，他们与民意调查的受访者群体之间有一定的重合。与此同时，这部分群体也是活跃的选民。因此，通过电视媒体影响社会舆论、进行选举之前的政治动员，对政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当然，在新媒体时代，年轻一代往往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很少看电视，因而较少受到电视媒体的影响。如何影响、塑造年轻一代的政治偏好与政治行为，将他们纳入政治进程，这对于政治权力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事实上从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俄罗斯“帝国性”特征，我们发现其单一中心政治权力的形成远早于帝国本身。从862年留里克在基辅建政到1721年彼得一世称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俄罗斯并未出现独立于政治权力中心之外的经济权力中心或者地方势力中心。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纳东正教则非常直观地展示出政治权力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如多米尼克·列文认为16世纪俄国已经是帝国。但无论如何，早在帝国建立之前的俄罗斯，政治权力作为唯一的或者单一的权力中心便已经存在很久。单一中心政治权力的出现与形成早于帝国，但与帝国一拍即合，一个偶然的结合变成十分牢固的组合和结构，并赋予帝国性新的、不可或缺的内涵。

综上，我们认为可以从地缘政治环境、政治权力结构特点和大国意识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对俄罗斯“帝国性”特征的形成和持续加以解释。

第一，从地缘政治环境角度，俄罗斯地处欧洲，相对较容易获得先进技术、资金、人才与经验，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实现快速发展。这也是历史上俄罗斯能够积极参与欧洲大国军事政治竞争和领土扩张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从地理角度处于欧洲的边缘，远离发展中心，未能充分参与欧洲的经济、科技竞争，一直处在追随状态。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其竞争对手，俄罗斯一直是较弱的一方，同时其孱弱的程度和性质在不同的时代各不相同。这就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的辩证法。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孱弱是相对其欧洲大陆的对手而言的，俄罗斯沿着自己的中心区域向外扩张的南方和东方（特指乌拉尔以东和高加索、中亚地区），所遇到的都是前工业化时代的汗国和部落，因而这种扩张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帝国。俄罗斯疆域扩张的结果之一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这种地区性的“中心-边缘”结构，恰好是我们所理解的俄罗斯“帝国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昔日的宗主国，俄罗斯依然在采取各种努力试图保持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

第二，从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内部权力结构特点角度，从时序上看，“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模式的形成远早于帝国本身。从862年留里克兄弟在基辅建政到1721年的彼得一世称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俄罗斯并未出现独立于政治权力中心之外的经济权力中心或者地方性权力。大诺夫哥罗德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恰好印证了这个规律。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纳东正教的故事则非常直观地展示出政治权力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第三，大国意识或者大国认同。正如多米尼克·列文所注意到的，对国际权力政策以及欧洲一员身份乃至全球大国体系成员身份的追求，对俄罗斯历史而言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这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可能对现代俄罗斯的历史具有决定性影响。事实上，俄罗斯对大国地位和身份的追求可谓是贯穿其历史过程的一个恒久不变的“绝对命令”。这一点甚至无须赘述。

地缘政治环境是俄罗斯参与欧洲的大国竞争和疆域扩张的外部关键因素。参与欧洲大国竞争事关俄罗斯的大国意识和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单一中心政治权力”与帝国建构之间的关系也十分重要。这里的关键在于，单一中心政治权力的出现与形成早于帝国，但与帝国一拍即合，一个偶然的结合变成十分牢固的组合和结构，并赋予帝国性新的、不可或缺的内涵。因此，国家建构的“帝国性”与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政治权力的“单一中心”（моноцентричность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власти）所形成的独特组合，是俄罗斯区别于其他殖民帝国的显著特点。地缘政治环境、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的特点三个结构性因素对俄罗斯的“帝国性”特征产生关键影响，与“安全困境”的形成具有因果关系。

四、初步结论

本文对俄罗斯安全困境从“帝国范式”角度做了一个结构化的解释，而俄罗斯摆脱“安全困境”则需要“帝国范式”的转型。但其国家转型主要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的困难。

第一，俄罗斯学界对其欧洲身份、欧亚身份的争论显示出在国家认同、文明认同方面存在矛盾。过去的三百年间，俄罗斯一直在借鉴欧洲的经验，苏联时期的工业化更是美德法等西方国家企业和工程师直接参与的结果。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主宰世界历史的时代正在结束，亚洲则正在回归自己的历史地位。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俄罗斯地位作用发生变化的全球情境。俄罗斯本土能否产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且足以支撑其国家转型的思想资源，是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

第二，从历史角度，单一中心政治权力的形成早于国家建构的帝国性，同时二者又互为表里，相互建构，相互强化，形成一个十分僵硬的结构，无法改革，只能推倒重来。1917年和1991年的国家解体就是明证。也就是说，即使俄罗斯能够形成足以支撑国家转型的思想资源，那么它是否能够将其成功付诸实施，构建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国家，也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实践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俄罗斯走出目前的“安全困境”，进入某种全新的状态，其内涵就是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型。至少从目前来看，这是我们观察俄罗斯内部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