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二次合作中一项重大标志，就是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其后的陆军新编第四军。而在西安事变前后，双方争执的焦点有三大项，一是编制，三是作战区域，三是领导权，三者之中，领导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重点中的重点。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两党通过国民党驻苏使馆的武官邓文仪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有所接触，1936年1月3日，和中共代表潘汉年谈判时，对红军改编事宜就曾提出：“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即为现在之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前线地区驻防抗日。”这是国民党中央给出的最早的，也是最苛刻的条件，被共产党以国民党企图“导火日苏战争”为理由而断然拒绝了。

而对于红军到底改编为多少个师的国民革命军，也是双方争执的重点，西路军河西兵败之时，国民党给了“3000人”的编制，大抵是象征性的存在。而彭大将军立马横刀，全歼胡宗南之一个旅之后，陈立夫立即变脸，说给三万人。而西安事变之后，他们派出了中央视察团，对延安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暗访”式的视察，认为中共在延安地区的力量，约有3万余人（中央视察团团长涂思宗及成员邵华回忆中，说的数字，基本吻合）。当然，他们说的，仅仅是贺龙部的红二方面军和彭德怀领导下的中央红军，其他部队没有纳入进去。

西安事变的爆发，打破了国共双方谈判的僵局，在双方基本认可红军可改编为三个师的建制后，蒋介石虽然一直说，红军改编问题，都是细节，容易解决，可却抛出了一条令中共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条件。红军改编所成的三个师，直接受命于国民党之各行营。意思就是说，中共不再单独设立总的指挥机构。

对此，中共予以坚决反对，并强调说，延安方面决心不管蒋介石同意与否，中共将直接改编红军为三个师部，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后开赴抗日前线。这就意味着，国共谈判面临着破裂的危险。

蒋介石同样寸步不让，在他的日记中说：“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帅，此不能允许，应严拒之。”其实，蒋介石的一个用词，便把他的心理说明白了，是“收编”而非“改编”。把国共合作抗日，改编部队，等同于他以往收编西北军等地方军阀部队，要的是官兵，取消的是领导权，更要改变其“颜色”。

就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迫于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的呼声，蒋介石才不得不于1937年8月18日，就八路军改编事宜做出最后的让步，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