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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是一个好人，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功劳，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他的错误主要是‘两个凡是’。”

以上这句话是中央书记处原书记、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在提到华国锋时作出的评价。

作为一个在过渡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领袖，华国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民间老百姓在提到他时都会借用谷牧的话，称他“是一个好人。”

华国锋担任国家主席期间，在一些方面是跟谷牧有分歧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整过他，也没有整过跟自己持反对意见的人。

尤其在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上，华国锋是主张“两个凡是”，反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但在整个争辩过程中，华国锋从来没有利用自己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和权力打压那些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华国锋没有使用过整人这样一种可怕、残酷的政治手段，此外，他为政清廉，从没有传出过任何贪污腐败的传闻。而且他在急流勇退后坚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原则。

不过，退休后的华国锋还是跟各地有一些交往的，每年趁着身体的时候，他便会做一些调研，或是到各地游览，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或者就待在书房里练字。

为何谷牧会对华国锋作出那样的历史评价呢？他又是如何看待华国锋在那段特别时期发挥的作用的呢？

1973年3月，遭受冲击的谷牧同志正式恢复了工作，后在周总理的信任和支持下，开始主抓港口建设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在短时间里改善了中国港口的面貌，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1975年周总理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在毛主席的关心和支持下，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代替周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这时，谷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国民经济展开全面整顿工作。先后在铁路运输、钢铁等产业方面进行调整。

然而，随着邓小平再次离开工作岗位，谷牧的处境也再次变得艰难起来。在这时，华国锋曾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

一次，中央会议结束后，谷牧被单独留下追问“为什么要把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

谷牧说：“乙烯的原料是石油，将加工设备放在原料产区，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

没想到，那人却一挥手，无赖地说道：“这些东西我不懂也不管。我就问你，是谁让把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

“我知道是谁，但不能告诉你。”谷牧实话实说。

没想到的是，那人得不到答案就一直不肯放过谷牧，那架势，是非要逼着他说个名字出来。

这个时候，还没走出会议室的华国锋看见，缓缓地向着两人争执的方向走来，问道：“你们在说什么？”

谷牧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与华国锋，听罢，华国锋只简单说了一句：“这件事情是毛主席亲自拍板定的。”

一听是毛主席，那人夹着个皮包，深深地看了谷牧一眼，一句话也没有灰溜溜地走了。

随后，华国锋又勉励谷牧继续工作。像这样帮老同志“解围”的场景时有发生，谷牧并不是受到过华国锋保护的唯一一个同志。

改革开放后，华国锋逐渐走向权力边缘，并最终选择了急流勇退。实际上，华国锋的退位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毛主席逝世后，面对国内复杂的政治局面，华国锋展现出了惊人的沉稳，并向党内元老寻求支持和帮助。

1976年9月10日下午，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华国锋便先后与李先念、叶剑英元帅密谈，商量“解决办法”。

到10月6日，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的支持下，华国锋果断采取行动，由汪东兴出面逮捕了“四人帮”，新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紧接着，华国锋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同时，他的举动也让他获得了大量民心，党内元老也对他刮目相看。

叶剑英元帅更是时刻站在华国锋身后，直白地表达自己对他的支持。然而，当时由于受到毛主席时代个人崇拜的狂热影响，华国锋也开始逐渐受到全国上下的疯狂追捧。

一个新的造“神”运动似乎正在将华国锋推向神坛。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一团乱麻，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时刻崩溃的险境，如何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华国锋意识到只有将经济搞上去，才能够打开新的局面。

虽然华国锋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伟大目标和宏伟蓝图，但从政治方面来看，华国锋始终没有摆脱了毛主席时代的模式和影响。

因此，可以看出，华国锋在当时提出了“两个凡是”，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当时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

很显然，“两个凡是”与中国当时发展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并不能够解决中国当时亟待解决的难题。

不久后，与“两个凡是”治国理念针锋相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横空出世，并在党内外、全国上下引起热烈讨论。

随着这两种思想的交锋越发激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逐渐占据了主动地位，最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方针赢得了广泛支持。

在国内论战激战正酣之际，分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谷牧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远赴法国、瑞士、丹麦等西欧国家考察访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是第一次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向西方国家派出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跟代表团成员强调说：“一定要广泛接触，仔细调查，深入研究。好的要看，坏的也要看。看他们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看他们是如何管经济工作的……”

谷牧率领的代表团在西欧国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中国代表团在36天的时间里，辗转五个国家，脚步遍及25座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港口、科研机构等。

中国代表团在西欧考察期间，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深刻意识到了我国的落后，但同时也对建设祖国、振兴国家有了更多的信心。

西欧国家在得知中国即将打开对外经贸关系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我听说你们计划建设120个大项目，我们有意参与，给我们10个可不可以？”

在访问联邦德国时，一些州长甚至提出愿意给中国提供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贷款。

当然，这与当时西欧国家急于为过剩资本找出路的原因有关，但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引进外资来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是极有可能的一个做法。

中国代表团回国后，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谷牧同志对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华国锋、叶剑英、王震等人均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直从下午的3点半开到了晚上的11点，会议就我国进行对外开放的决策达成了一致。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开始酝酿制定对外开放的具体实施方案。

1978年10月，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更加坚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

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上正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自此，中国实现了新的转折，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建设时代。

对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华国锋同志虽然在实施的一些具体细节上，如建设“自由贸易区”、“经济特区”等形式上有些不同意见，但大体上持支持态度，更没有阻挠。

1980年，华国锋先后辞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这也意味着他正式离开了中央权力的核心。

此后，离开政坛的华国锋从不与人议论政治，更不曾对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发表过意见。他专心享受着自己的退休生活。

虽然这位老人在远离政治近三十年后，溘然长逝，但人们仍然记得他为中共作出的伟大贡献。

是他在关键时刻及时出手，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迈向正轨，是他让当时的紧张的政治空气有了透气的空间，不再那么恐怖可怕，这跟他的克制、宽容、民主的作风无不关系。

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民间，华国锋始终有着很好的口碑，“他是一个好人”，这不仅是谷牧的看法，也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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