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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作为一个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家，在物理的研究领域中，比他更厉害的寥寥无几，与他比肩的都是邓稼先等人物，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国外进行物理研究，但其实他在此期间也不断地往返中国为中国的科研事业做出贡献。

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在1973年，他再一次回国，与毛主席等人谈论粒子，谈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直到工作人员进行提醒，他们这才意犹未尽的结束了话题。他在离开之前十分感慨的对毛主席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还开玩笑说：你这话不对。

他出生于安徽，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小他耳濡目染，热爱读书，成绩斐然，在父母的培养下，他接触各类的知识，在学习方面更是领先于同龄人，最后成功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在那个非常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是我国最有能力的院校，可以考入这里的学子无一不是万里挑一的存在，而他自小就接触外界，认为自己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选择了去美国进修。

虽说杨振宁前往了更广阔的天地，但是在他的文集中还是充满了对于母校的感恩之情，“西南联大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我在这里获得了本科和研究生的身份，在这里学习的经历，让我有了做科研的能力”。

由此可知，作为一名西南联大的学子，他是十分引以为豪的，哪怕后来去到国外，获得了更好的成就，他也没有忘记自己一开始的起点，在他远赴美国，探寻未知的世界时，依旧想念着国家。

在国外时期的他也并没有辜负自己的雄心壮志，他不仅潜心学习专心投入科研，而且还在学期间不断的开展演讲，在各个高校担任教师一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虽说杨振宁对于科研事业十分的热爱，也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但是碍于早年的中国科技水平落后于他国，所以一些科研实验中的用具不够他国先进，所以初来乍到的他显得手忙脚乱的。

由于他的生疏，造成的实验爆炸数不胜数，在学校里人们听到爆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振宁，他在物理实验中经常出丑，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后来决定投身理论物理研究，这一改变，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将来。

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在他前往美国不久后，中美的关系并没有建立外交，彼此还是处于十分敌对的状态，在我国希望研究核武器而迫切需要人才的时候，美国并不愿意把中国的科学家放回国，而是对他们下达了禁令。

自此，他别离故土二十余载，在国外进行科学研究，一直没有办法回到故乡，尽管他多次向美方申请希望回国效力，但是美方怎么可能放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回到中国呢，所以多次申请无果。

外出求学的他遇到了杜致礼，早在杜致礼还在中学教学时，他便对她颇有好感，异国他乡偶遇同乡，这是多么难得的经历，于是两人的关系迅速熟络，并且感情发展迅速，不久后，两人便结婚了。

而后他作出了一个大多数国人不能理解的举动，那就是加入美国籍，彼时，当初和他并肩而立的朋友钱学森等人都不顾别国的阻拦，决定的回到了祖国，为新中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而他却在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项之后，决定加入美国，一时之间，引得无数人民愤慨，就连他的父亲也并不能理解他的做法，在他访问家庭之时对他反复叮嘱，希望他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尽自己的努力报效国家。

时间来到1956年，在普林斯顿他遇到了好友李政道，两人志同道合，不仅毕业于同一个学院，并且在相同的领域都颇有研究，于是他们经常在一起做研究，二人经过了长期的研究提出了宇称不守恒。

这对于当时的物理学是十分具有冲击性的，特别是默认守恒理论这一领域，他们的研究具有突破性，在经过证实后，他们的研究响彻学术界，并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作为第一个获得此奖的华人，在颁奖结束后，无数中国人为他欢呼雀跃，他也因此打破了中国没有诺贝尔奖的铁律，向全世界的人民宣布，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诺贝尔奖，这无疑是为国争光的。

只是再后来，新中国成立了，有一些研究者回到了中国，为国家的发展而奋斗，而他却因为深知自己是所学的只是并不能解救中国的燃眉之急，且他的实验到了最关键的一部分，于是他决定先完成实验，于是回国一事便搁置了下来。

但是当时的他们都不知道，此时是回到中国的最好机会，而在这之后不久，杜鲁门便禁止成为博士的人民回到自己的国家，只能为美国效力，此事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当时的国家也并没有实力反对。

一直到1971年，两国关系缓和，我国在美国的人才才得以回到国家，彼时的杨振宁因为曾经是中国人的缘故，率先踏上了访华之旅，回到了曾经的故乡，这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研发的原子弹。

杨振宁听闻此事，在回国是，第一件事就是给邓稼先写信，确认事情的真伪，因为当时的国际总是传言，中国的核武器是外国人帮助研发的，带着疑惑的杨振宁首先去询问了当时的同窗。

其实早在原子弹第一次试爆登上报纸是，他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所以在回到国家后第一个去问他，对此，邓稼先的回答十分的肯定，“原子弹是中国自主造出来的”。

看到这个答复，他忍不住掩面哭泣，为祖国的功绩而感到自豪，有了他的澄清，外界对于中国自主研制核武器的争议就会逐渐的减小，毕竟他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位负有盛名的物理学家。

作为第一位美国知名学者访华，他的行程是备受关注的，当时的外国人都在等着他从中国归来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但是其实，当时的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于中国是不甚了解的，甚至，有一些是具有敌意的。

所以他访华归来后，开展讲座为中国说话也是冒着风险的，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在回到美国之后，他四处开展讲座，宣传中国如今的发展，哪怕他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还是举办中国的爱国运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让其他国家的人们进一步了解到了中国，还让在外漂泊的华人对中国进一步改观，促进华人回国，为国家作贡献，甚至，在我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他也站出来从各个角度佐证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

最重要的是，他十分关注我国的教育问题，在感受到我国学子在创新层面上的不足时，他会举办青少年创作的比赛，一次来鼓励学生发挥创造力，还有为中美的大学建立联系，共同创办学校，培育更多的人才。

1972年，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进行了第二次访华，这一次显然没有了第一次的拘谨，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跟工作人员道明自己的来意，希望见到毛主席，每日都有很多人想要来看毛主席，工作人员已经司空见惯了。

而此时的毛主席已经重病缠身，而周总理也在几个月前检查出身患疾病，但还是接待了他，并且对他展示了充分的热情，在他一进去书房是，毛主席便站起来迎接他，杨振宁实现了愿望，成功的见到了毛主席。

在书房他们相谈甚欢，根据杨振宁的回忆，他们谈论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主席问他目前在进行哪方面的研究，他也如实回答，在谈到质子问题上，杨振宁也是直接说目前暂时没有定论。

他们的话题大多是围绕粒子进行，但是杨振宁十分重视基础教育，在周总理问他相关话题的时候，他更是直言不讳，直接指出中国如今的弊病，那就是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十分没有远见的行为。

听到了这么犀利的点评，周总理也是点头赞同，后来的杨振宁在采访时也说“总理恐怕早就看出问题所在，只是没有契机去讲出来。”总之，这番话获得了总理的高度认可，也与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侃侃而谈一个半小时之后，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他们才依依不舍的结束谈话，结束之后，毛主席起身亲自去送别他，在门口握手告别的时候，毛主席还对他表示衷心的祝福，希望他可以继续为世界做贡献。

对此，杨振宁十分的感动，说道“祝主席能够万寿无疆。”毛主席哈哈大笑，还对他开玩笑道：“这种话不能讲，是不符合科学的。”杨振宁听了也是笑了下就离开了。

而后杨振宁也继续来回于美国与中国，力求促进中美之间的友谊，不过，或许连他都想不到，自己的几次访华在无意之中成为了粉碎“四人帮的伏笔”，在他的第五次回国，江青就极力拉拢这位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家。

只是杨振宁并没有兴趣听到江青的感慨，反而觉得她没有作为一位领导者该有的大气，不过他在回到美国的时候也并没有多讲江青的一句不好，反而说她是一位很好地女主人。

在第六次回国时，他与华国锋相谈甚欢，但是徐景贤却在他面前大谈“批邓”，而华国锋还为他解围，且后来与华国锋又一次进行交谈，此次交谈，两人关于学术问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探讨。

他发现华国锋对于学术界的问题会更加的感兴趣，并没有参与政治的苗头，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觉得华国锋并不是极左派的的人，放松警惕，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留在国内的“批邓”材料，成为了一个伏笔。

他在1990年，中国为了跟随世界的脚步决定制作量子对撞机时，表示了明确的反对，认为那是面子工程，并不符合当时的国家所需，反而是光刻机的研发更加的迫切，并提出中国尽快研发光刻机的美好愿景。

事实证明，结果也的确如此，光刻机作为一项重要的科技，在如今的科技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存在，但是最后我国的光刻机研究搁置了下来，由此可知，他在科研方面是具有前瞻性的目光。

经历了种种，在2015年，放弃了美国的待遇，转而回到祖国的怀抱，恢复中国国籍，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代表着这位实力超群的物理学家将为我国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尽管他已经93岁高龄了。

在这些年间，他一直明里暗里帮助中国，为中国的发展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晚年的杨振宁投身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为此还举办了多家中外合作的院校，单是这一点已经很了不起了。

在2003年，他的学术研究就已经是以国内为主，并且在国内定居，为国内的顶尖大学教学而尽心尽力，来回往返于各个高校，在2015年恢复国际也是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其实他早已在中国发展。

四

如今的杨振宁被旁人诟病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50多岁的媳妇，对此很多人是抱着嘲讽的态度的，但是一经多年，他们的生活依旧过得幸福美满，这就让很多人打消了嘲讽的年头。

2021年是杨振宁教授的百岁华诞，在这个隆重的日子里，他选择了举办研讨会，在会期间，他提到了自己曾经的挚友邓稼先等人，跨过岁月的长河，给曾经的朋友深情的回复了他们写过的信。

曾经的他不懂得邓稼先亲手写下的“千里共同途”的含义，如今百岁的他，终于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理解，并且用自己的行动真切的回应了邓稼先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