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5年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了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日军最高统帅部两次酝酿了代号为＂5号作战计划＂的军事行动。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效仿曹魏灭蜀的路线，先占领陕西，继而跨越秦岭，从汉中直指重庆。然而，看似完美的战略构想却在实施过程中步步受阻。从1942年杉山元的首次提案，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的再次谋划，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始终未能付诸实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被认为是进入重庆最佳路线的军事计划两度搁浅？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战略转向 日军谋划蜀道

1938年，日军在中国战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兵力不足的窘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对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放弃了全面占领的野心。

战略重心转向了沿海大城市和重要交通枢纽。日军开始实施所谓的＂以华制华＂政策，积极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妄图以此分化中国抗战力量。

在关内战场上，日军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式。他们频繁发动会战，企图通过歼灭战的方式削弱国军主力，迫使重庆政府屈服于谈判桌前。

这种战略持续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枣宜会战，日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战局的转折点出现在珍珠港事件后。日军意识到中国战场可能成为盟军援助的重要基地，对重庆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

他们认为必须尽快拿下重庆，才能腾出手来应对太平洋战场的危局。占领重庆不仅能瓦解中国的抗战决心，还能将这片广大的腹地变成对抗美军的后方基地。

然而，三次长沙会战和宜昌保卫战的惨痛教训，让日军意识到从两湖地区正面进攻重庆的计划已经不切实际。新的进攻路线成为日军参谋部的当务之急。

1942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就是后来闻名的＂西安洛阳作战计划＂，核心思路是重演曹魏灭蜀的历史战例。

计划认为应当先占领豫西和陕西地区，随后跨越秦岭山脉，从汉中直取重庆和成都。这条路线虽然险峻，却被认为是进攻重庆的最佳选择。

这个计划得到了日军高层的重视。在杉山元总参谋长的推动下，＂5号作战计划＂应运而生，这也开启了日军两次未竟的军事谋划。

杉山元首倡 五号计划搁浅

1942年3月，一份代号为＂5号作战计划＂的军事方案摆在了裕仁天皇的案头。这份由总参谋长杉山元亲自汇报的作战计划，被寄予了结束中国战事的厚望。

杉山元在汇报中指出，重庆政府对日本的和谈建议反应冷淡，而通过打败欧美再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也已不切实际。在苏联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日军必须抓住东亚的有利局势，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计划获批后，日本参谋本部立即着手准备具体的执行预案。5月，大本营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亲自飞抵南京，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商讨作战细节。

根据作战构想，行动将于1942年9月初展开。华北方面军将投入5个师团的兵力，以消灭陕南的胡宗南第八战区为首要目标。若时机成熟，还将分兵北上延安，打击中共总部。

作战计划的第二阶段定在1943年春季。日军将在完成整补后，从汉中发起南下进攻。同时，华中方面军的第11军将以3个师团的兵力从宜昌出发，牵制两湖地区的第九战区。

命令一经下达，日军各部立即行动起来。华北的日军部队开始向河南集结，侦察机和情报人员纷纷出动收集情报。工兵部队加紧修筑公路，各地兵站也在紧锣密鼓地运输储备作战物资。

作战准备工作看似进展顺利。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还亲自带领参谋团队，乘飞机对黄河对岸的陕西地形进行了实地勘察。

然而，计划在即将实施之际突然出现了变数。1942年6月，日本联合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遭遇惨败，损失了大量主力舰艇。这场战败迫使日军不得不调整太平洋战场的部署。

大本营被迫做出决定，暂缓原定9月的＂西安作战＂，将其推迟到1943年太平洋局势好转后再行实施。形势却未如日军所愿。到了1942年9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失利，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更为致命的是，开战不到一年，日军的战略物资储备就已告急。燃油、橡胶、钢铁和弹药储备的急剧下降，让原本计划投入＂5号作战＂的物资不得不优先供应太平洋战场。

原本集结的16个师团也遭到分化。第11军的主力第6师团和第51师团相继被调往太平洋战场。兵力的抽调和物资的匮乏，让这个野心勃勃的作战计划逐渐失去了实施的基础。

最终，日本最高统帅部不得不将＂5号作战计划＂无限期推迟。这场本应在1942年秋天打响的大规模进攻，就这样在准备阶段悄然夭折。

豫桂大捷后 再谋蜀道攻势

尽管＂5号作战计划＂被大本营搁置，但在中国派遣军内部，这个计划始终未被遗忘。畑俊六和冈村宁次两位将领坚持认为，不解除重庆的威胁，就无法打开大东亚战争的突破口。

他们多次向大本营游说，却始终未能说服上层。大本营认为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对峙状态就已足够，无需贸然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

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却让这个尘封的计划重获新生。在这场战役中，50万日军竟然击退了拥有25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一路追击到贵州独山。这场胜利让日军看到了新的希望。

战役的胜利不仅让盟军对国民政府产生怀疑，更让日本大本营重新审视了进攻重庆的可能性。中国派遣军认为，这正是乘胜追击、实施＂5号作战计划＂的最佳时机。

日军参谋部随即制定了《进攻四川作战大纲》。计划规定在1945年3月，由第六方面军从衡阳和柳州出发，向贵州和湖南发起进攻。随后部队将分两路，一路进军重庆，另一路深入四川。

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将按照原定计划，从河南挺进陕西，消灭胡宗南和汤恩伯的第一战区。这样一来，日军就能将西北和西南变成抵御美军的后方基地。

然而，1944年的日本已经元气大伤。菲律宾战役的失利，让日军失去了连接南洋的海上补给线。没有了南洋地区的资源供给，日军已经无力支撑新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豫湘桂战役中取得的＂大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军的不战自退。实际上，参与作战的50万日军已经陷入了疲惫不堪的状态。华北日军南调后，留守部队只能龟缩在炮楼中自保。

这一时期，华中方面军的第11军在衡阳城下的损失尤为惨重。仅这一处战场，日军就折损了6万多精锐。我军则抓住战机，通过几次大规模反攻，收复了华北的大片失地。

雪峰山会战更是给日军当头一棒。这场战役证明，经过美式装备改造的国军已经具备了局部反攻的能力。虽然中国派遣军名义上拥有百万兵力，但防区过大和兵员素质下降的问题，让他们再也无法对国军形成压倒性优势。

面对这样的困境，大本营不得不再次否决了中国派遣军提出的第二次＂5号作战计划＂。在本土即将面临决战的危急关头，耗费大量资源在中国战场上扩大战果，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就这样，＂5号作战计划＂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两度流产。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最终还是被残酷的战场现实所击败。

纸上谈兵计 终成空中楼

回顾日军两次＂5号作战计划＂的失败，实际上暴露了日本军方对中国战场的严重误判。这条被认为完美无缺的进攻路线，在现实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陕西南下的路线看似借鉴了历史经验，实则忽视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复杂的陕南地形对机械化部队极为不利，日军引以为傲的第三坦克师团在这样的地形中将寸步难行。

地形带来的困扰还不止于此。秦岭山脉的险要地形为游击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旦日军主力入陕，我军就能够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优势，切断其补给线。

这种情况下，深入陕西的日军将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一边是胡宗南部的正面阻击，另一边是我军对其后勤线的威胁。陷入重围的日军，反而有被分割包围、逐步歼灭的危险。

即便日军真的突破重重阻碍，占领了汉中和重庆，也未必能够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早在迁都重庆之初，国民政府就已经预见了重庆可能失守的局面。

为此，他们在四川西昌专门设立了备用的办公机构。一旦重庆陷落，政府机构可以迅速转移到这个新的据点，继续领导抗战。这种未雨绸缪的准备，让日军的战略意图大打折扣。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军根本无力在如此广阔的战场上维持优势。西南、西北、华北和沿海地区同时成为战场，日军的有生力量将被分散到极限。

这种兵力分散的局面，正好给了中国军队各个击破的机会。一旦日军主力陷入巴蜀腹地，其他战区的中国军队就能对分散的日军发起猛烈反击。

陕西南下的战略构想，暴露了日本陆军高层的盲目自大。他们低估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也高估了自己的战争潜力。在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这样的军事冒险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日军始终未能找到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即便是看似完美的＂5号作战计划＂，也难逃失败的命运。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成为了日本陆军马鹿们的一厢情愿。

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日本的战争机器日益衰竭。那些在地图上规划的宏伟蓝图，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尘埃。

＂5号作战计划＂的两度流产，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上的一个缩影。它展现了侵略者的野心，也见证了他们的失败。这个未能实现的计划，最终成为了日本战败的众多注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