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宣宗南迁后的局势

军户南迁。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 1182) ，猛安谋克正口不过四百八十余万（其中包括部分契丹人） ，三十年后遭蒙古侵袭之时，不过五百万余。女真战兵多不过百余万，战事初起，金蒙多次会战中，金军大有损折，之后金宣宗弃守中都，迁到开封，东北半数猛安谋克被抛弃，从而使得金朝军力大为衰落。虽然金宣宗号称迁河北“军户百万”于河南，然而实际上大多“冗滥”，根据贞祐四年（1216），宰臣奏疏中称“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余口”。监察御史陈规的奏疏中也说:“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可见实际迁来的军户大约在四十二万口之间，然而其中不过“战兵三十万”，“乃至以二十五人为谋克，四谋克为猛安。每谋克除旗鼓司火头五人，任战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队伍，但务存其名而已。”因此胥鼎说：“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可见当时金军“军马气势”仅仅只有金朝章宗之时的十分之一，而且大多都是刚刚从河北、山西一带逃来之人，可谓衰落至极。同时期金朝的骑兵部队也遭受严重打击，蒙古夺取了金军的战马来源，导致金军赖以作战的骑兵缺马。

四面受敌。对于西夏方面，自至宁元年 （1213）开始，西夏对金朝陕西地区的进攻开始频繁起来，金宣宗一开始采取忍让态度，在贞祐三年（1215）开始逐渐转变态度，到贞祐四年（1216）金夏战争全面开始。山东方面，金朝爆发红袄军起义，红袄军分为多支，但是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两支，一支为杨安儿领导的“杨系红袄军”，一支为李全领导的“李系红袄军”。其中杨系红袄军从公元1211年红袄军起义反金，到公元1215年杨、李系红袄军合并（李全于公元1215年在磨旗山与杨安儿之妹杨妙真结婚，与杨系红袄军合并），继续与金军作战，1218年正月接受南宋朝廷招安（此时宋金已开战）。

河南地狭。《金史》说：“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馀，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还。”可见当时民众逃亡河南后，金朝日渐地狭，于是加重剥削，未逃跑者要代替逃跑者交纳官组，导致民不堪命，陆续逃亡。《金史》又说：“及宣宗南迁，颭军溃去，兵势益弱，遂尽拥猛安户之老稚渡河，侨置诸总管府以统之，器械既缺，粮糒不给，朘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粮之法，一人从征，举家待哺。又谓无以坚战士之心，乃令其家尽入京师，不数年至无以为食，乃听其出，而国亦屈矣。”可见当时军士家属的生存也已经遭受困难。胥鼎言：“沿边人户虽有恒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金哀宗亦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可见当时南渡民众的悲惨，无怪乎纷纷逃亡，金朝处境的艰难。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奏言称：“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兴定元年（1217年）曾有吕鉴言：“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

然而金宣宗在此时不仅不整军备战，积极反攻蒙古，反而南下攻宋。

岁币问题

南宋毁弃盟约，断绝岁币。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决定迁都南京。1211年时，宋朝使者金嵘“贺金主生辰”，恰逢成吉思汗于此年进攻金朝，因此“（金）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还”。1213年十月时，“戊申，遣真德秀贺金主即位，会金国乱，不至而还。庚戌，遣李□使金贺正旦，亦不至而还。”可见当时局势的混乱。真德秀早在嘉定四年（1211）指出：“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盖金亡则上恬下嬉，忧不在敌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嘉定六年（1213）再次指出：“金人必亡”，等到这次出使“及盱眙，闻金人内变而返”，再次提出：“敌既据吾汴，则币可以绝”。而当时南宋朝廷上议论纷纷，“朝绅三学主真议甚多，史相未知所决”。这时候乔行简提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意思即为继续给金朝岁币，使其能够抗击蒙古遮蔽南宋。此主意权相史弥远支持，却惹怒了太学生，于是“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如此以来，拒绝给金朝岁币的主意便占了上风。因为真德秀的上奏，南宋朝廷于嘉定七年（1214）七月，“罢金国岁币”。但是南宋朝廷并未明确毁盟，真德秀在1216年十二月上书提到的是：“岁币之弗遗是矣，然不以还燕为词，而诿之曰‘漕渠干涸’，使残虏得以移文督责”，即南宋不交岁币的理由并非什么光明正大的拒绝，而是以“漕渠干涸”的理由推脱。所谓的“使残虏得以移文督责”，是指金朝不断派人来催促岁币，如1214年三月时，“金国来督二年岁币”，1214年八月时，“金国复来督岁币。”至于岁币到底有没有呢？朱权于嘉定十二年（1219）时“秩满赴部，朝廷以作邑有声，差监行在左藏东库。时金虏渝盟，岁币积于左帑，几二百万匹，寖有损腐。”也就是直到1219年时，南宋使者还存有给金朝的历年岁币。

金宣宗的反应。南宋虽然早在1214年七月决定不给金朝岁币，然而双方还保持着正常的关系，而且岁币也是以“漕渠干涸”的理由不给。在1215年3月时，南宋派遣使者朝辞时，“因言宋主请减岁币如大定例。”金宣宗则表示使者过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祈请”，由此拒绝了南宋使者的请求，如此双方的妥协可能进一步降低。南宋的岁币迟迟不来。1217年正月的五日，在宋朝使者离境时，金宣宗突然对宰相们说：“闻息州南境有盗，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耳。宋人何故攻我。”术虎高琪站出来说：“请伐之，以广疆土”，而金宣宗则表示：““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于是术虎高琪说：“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这举表明了大金有鹰派，但是皇帝还是“释放善意”的，可谓威慑加恐吓，然而南宋并未理会此举。

金宣宗又生一计，“（1217年）夏四月丁未朔，以宋岁币不至，命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等经略南边”，发动了对南宋的第一次进攻，金军的攻势局限在沿边地区，而且很快就回师，更像是因为岁币的惩戒性进攻，金朝后来的国书也称：“岂意利我虏衅，颇违盟誓，累年请作，不贡岁币，帅我叛亡，以荡我边睡。我边臣愤怒，自率所部，以报东门之役，庶可少惩矣。”即对南宋违背盟誓的惩戒性攻击。此次金军的攻势，根据《金史》完颜赛不的传记：“四月，与宋人战于信阳，斩首八千，生擒统制周光，获马数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于陇山、七里山等处，前后六战，斩获甚众。寻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罗山、定城等县，破光州两关，斩首万馀……”。到五月还师，另外一路，根据《金史》提到：“败宋兵于泥河湾石壕村，斩首三千级，获马四百匹、牛三百头，器械称是。复破宋兵七千于樊城县。”则《金史》中提到金军在信阳、樊县取得一定成果。宋方是京湖制置使赵方，根据《宋史》记载，“金相高琪及其枢密乌古伦庆寿犯陈、光化、随、枣理、信阳、均州”，而赵方亲自前往襄阳前线，让其部将扈再兴、陈祥、孟宗政迎击，并且增加光化、信阳、均州的声势，扈再兴设伏，加上陈详、孟宗政夹击，击败金军，“血肉枕籍山谷间”，接着孟宗政解围枣阳，“未几，京湖将王辛、刘世兴亦败金兵于光山、随州，金人乃去。”虽然《金史》和《宋史》分别隐去双方败仗，然而根据《金史》记载乌古论庆寿“以军士多被伤，奏不以实，诏有司鞫问，已而释之……”的情况，可见乌古论庆寿确实有一定的损失。

金宣宗这次不理智的进攻，宋金关系急剧恶化，从而演变成大规模战争。金朝第一次进攻后，南宋朝廷下诏伐金，宋军进攻颍州、夺取涟水，又联合山东义军，从而给金朝带来困扰。然而这将引来金军更大规模的报复，根据《宋史》记载是：“乔行简……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国宜静以观变。因列上备边四事。会近臣有主战者，师遂出，金人因破蕲、黄。”也就是南宋主战派占据上风，导致“师遂出”，从而带来金朝南下“破蕲、黄”的结果。

攻宋战争的形成

金宣宗在进攻后已经“下诏罢兵”，兴定元年（1217）七月，金宣宗得知“宋兵连陷赣榆、涟水诸县，且获伪檄，辞多诋斥”，于是对宰臣们说：“宋人构祸久矣，朕姑含容者，众虑开兵端以劳吾民耳。今数见侵，将何以处，卿等其与百官议”，于是召集百官商议，百官态度仍然以保守为主，许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强，将恃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彼若有知，复寻旧好，则又何求。其或怙恶不悛，举众讨之，顾亦未晚也。”“时预议者十馀人，虽或小异而大略则一”于是宰相术虎高琪上奏说：“百官之议，咸请严兵设备以逸待劳，此上策也。”此举得到金宣宗认可。然而形势并未转好，宋军不断地对金朝境内发动侵扰，此时金朝仍处于保守姿态，并未发动反击，直到十月才忍不住要发动反击，“以将有事于宋，诏帅臣整厉师徒”。

金宣宗即将要准备进攻时，许古上书说：“请先遣使与宋议和”，指出：“或谓专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虚言，不究实用。”而金宣宗一度同意这个看法，“命古草议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如果顺利的话，金宣宗将会将和议送到南宋方，然而被宰臣抵制了，如术虎高琪说：“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又如高汝砺说：“宋人多诈无实，虽与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遽撤。备既不撤，则议和与否盖无以异。或复蔓以浮辞，礼例之外别有求索，言涉不逊，将若之何？……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请和，于理为顺，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恐非徒无益，反招谤侮而已。”在两位宰臣的抵制下，金宣宗决定继续进攻南宋，十二月，在外的重臣胥鼎谏伐宋，宰臣回复说：“诸军既进，无复可议”，可谓决心坚强。当时术虎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而术虎高琪“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可谓置一己私利于国家公利之上，实非良臣。

不同以往的试探，金朝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东线为元帅左都监纥石烈牙吾塔，中线为完颜赛不。东线的攻势纥石烈牙吾解围泗州后，进而“围盱眙，宋人闭门坚守，不敢出”，之后掠境内，击败了南宋的援军后撤退。而中线的战事并不顺利，1218年四月时完颜赛不发动攻势，根据《宋史》记载说：“金将完颜赛不入境，兵号十万。”于是赵方“部分诸将”，将进攻枣阳、随州的金军击败，之后解围随州，而枣阳坚守时间达三月之久，等到南宋援军到达，“（孟）宗政率诸将出战，金人奔溃。”此次金朝围攻枣阳再次失利。

而西线方面，金军进展较为顺利。西线金军主帅为“元帅左都监，行帅府事于凤翔”完颜承麟和“元帅右都监”完颜阿邻。西线金军于1217年十一月进攻，“金凤翔副统军完颜贇以步骑万人犯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己巳，破天水军，守臣黄炎孙遁。金人攻白环堡，破之。庚午，迫黄牛堡，统制刘雄弃大散关遁，金人据之。”一路攻克了大散关，金宣宗下诏称：“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大散关一带远离金重兵把守的城池，而且分屯通道兵力不支，于是将其焚毁而还，“但屯边隘以张其势”，次年三月时，南宋军发动反击，《金史》称：“宋人争皂郊堡，击官军，军溃，主将完颜阿邻战没。”之后金军再次于夏四月发起反攻，“合长安、凤翔之众”，再次进攻，结果攻克了西和州、成州、阶州的守臣相继逃走，“金兵遂入诸州，前后获粮九万斛，钱数千万，军实不可胜计。”

金宣宗见攻宋形势良好，于是乘胜议和。在1218年十二月，金宣宗“以开封府治中吕子羽等使宋讲和。”本以为金朝取得战场的胜利，然后和宋军议和，必能成功。然而“三年（1219）春正月庚千，吕子羽至淮，宋人不纳而还。” “开封治中吕子羽等以国书议和于宋，宋人不受。”南宋政府根本就不接纳金朝使者，使者带着国书连淮河都过不去，也就是完全失败了，“和好遂绝”。

在吕子羽议和被拒后，金宣宗于1219年初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金宣宗下令“以安贞为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及唐、息、寿、泗行元帅府分道各将兵三万，安贞总之，画定期日，下诏伐宋。”即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仆散安贞率领，是东线出击之举动，中线为完颜讹可，是中线出击之举动。

东线金军为左副元帅仆散安贞、左都监纥石烈牙吾塔、右副元帅完颜赛不、右都监完颜合达统领的大军。大军一路攻至长江（“至大江，乃班师”），东路金军在左副元帅仆散安贞的指挥下，围攻安丰军与滁州、濠州、光州。闰三月，金军再兵分三路，分别为“自光州犯黄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碛，自盱眙军犯滁州之全椒、来安及扬州之天长、真州之六合。”金军的攻势猛烈，当时金军游骑直抵采石杨家渡的长江北岸，江南大震，“淮南流民渡江避乱，诸城悉闭。”此时淮东制置使贾涉命“陈孝忠向滁州，石圭、夏全、时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杨德广趋滁、濠，李全、李福要其归路。”李全进至至涡口，和仆散安贞、纥石烈牙吾答“连战于化湖陂，杀金将数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诸州之围而去。全追击之，复败之于曹家庄而还。金人自是不敢窥淮东。”然而此战李全“丧失亦众”，可谓双方损失相当，不分胜负。此外《金史》说金军是“乏粮而还”，金军左都监纥石烈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省仆散安贞节制，辄进兵。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复”，导致金军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战后被弹劾，不过金宣宗没有给予追究，此次金军大抵是没有获取什么重大的战果，可谓平手。

中路战事。完颜讹可率领的军队于二月间再围枣阳，此次金朝军势好大，《宋史·孟珙传》称：“十二年（1219），完颜讹可步骑二十万分两路攻枣阳，环集城下……”，其实不对，上文已言此路金军不过三万，当时完颜讹可“围枣阳，堑其外，绕以土城。”赵方认为完颜讹可“空巢穴而来，若捣其虚，则枣阳之围自解”，于是让许国与部将扈再兴引兵三万，分道攻袭唐州、邓州，“焚其城栅粮储”，其子赵范、赵葵引兵接引，“枣阳城坚，金顿兵八十馀日”，锐气尽丧，于是召回许国、扈再兴，与枣阳城内的孟宗政内外夹击，《宋史》称：“杀其众三万，金人大溃，讹可单骑遁，获其赀粮、器甲不可胜计。”如果按照《金史》的记载，完颜讹可一共就三万军队，此举已是全军覆没，未知真实情况如何。

西线战事方面，1219年正月时，金军进攻西和州失败。之后金军击杀了兴元都统吴政。二月时，攻克了武休关，又攻克兴元、洋州，根据《宋史》记载：“沔州都统张威遣统制石宣等邀击金人于大安军，大破之，获其将巴土鲁安，金人遂去兴元府”，之后金军又放弃洋州而撤退。之后南宋西线还有和西夏一起进攻金朝的想法，然而进攻秦州时，“诸将至城下，无功而还”。

金宣宗于兴定七年（1221）再次发动攻势，统军主帅为仆散安贞。“二月，安贞出息州，军于七里镇，宋兵据净居山，遣兵击败之。宋兵保山寺。纵火焚寺，乘胜追至洪门山……遂夺黄土关。遂入梅林关，拔麻城县，抵大江，至黄州，克之。进克蕲州，前后杀略不可胜计。获宋宗室男女七十馀口，献之，师还。安贞每获宋壮士，辄释不杀，无虑数万，因用其策，辄有功。”也就是仆散安贞从息州出发，攻克黄土关、麻城县、抵达大江，接着攻克黄州、蕲州，“前后杀略不可胜计”，取得了巨大的战果。宋廷令殿帅冯榯率殿前司、步军司诸军西进，以解二州之围，结果殿帅冯榯逗留鄂州一带，“不果行”、“迁延不进”，而步军司中军统制张亨“提师救援，不善布置，以至奔溃”。

然而此次攻宋回去后，仆散安贞遭遇了和岳飞一样的结局（被冤杀），导致金朝最后一次南伐遭遇彻底的失败。金宣宗“以朝廷绝岁币，国用以困”，准备南下再次攻宋，一方面是劫掠，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逼迫南宋议和来获取岁币。元光元年（1222）二月，“遣元帅左监军讹可行元帅府事，节制三路军马伐宋，同签枢密院事时全行院事，副之。”金宣宗特意划分责任权限，指出：“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贻丧败。其资粮可取，规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讹可，既已得之，不能运致以为我用，罪在全。”四月时，完颜讹可由颍州、寿州渡淮前进，在高塘市击败南宋军队，攻固始县，庐州将焦思忠领兵前来救援，结果被击败，接着金军捕获生口，得知时全的侄子时青要来和金军作战，这件事被时全隐瞒。五月时，金军北还，距离淮河还有二十里，金军即将北还，时全却称密诏说：“诸军且留收淮南麦”，于是下令“令人获麦三石以给军”，完颜讹可劝说道：“今淮水浅狭，可以速济。若值暴涨，宋乘其后，将不得完归矣”，结果时全拒绝不听，结果等到大暴雨，淮水水位上涨，金军准备搭桥北返，却遭受宋军袭击，全军覆没，完颜讹可和时全侥幸逃脱。此次南伐金军可谓彻底失败，根据《金史》记载有：“时全果大败于淮上，一军全没”、“桥坏，全以轻舟先济，士卒皆覆没。”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宋史》提到：“金将时全、合连、孛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张）惠率诸军出战，自辰至酉，金人大败，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细军丧者几二千”。《金史·食货志》则言：“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压境，兵财俱困，无以御之。”

等到金哀宗上位后，不再伐宋，宋金战事就此停止，所谓“末帝即位，无南伐之议矣”。

攻宋的影响

攻宋未取得决定性战果，而且兵马亦多有折损。金军的补给问题是非常严重，根据胥鼎所说：“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金军进攻非常依赖于就地获取粮食，开头已言金朝末年河南一地的窘境，有“饥民赢卒如流水，掘尽原头野葬根”之说。1218年完颜霆和宋军对峙，“军乏粮，采野菜麦苗杂食之。”1221年二月，“元帅纥石烈牙叶塔破宋兵，复泗州。进逼濠州，至涡口，乏粮而还西城”，“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复。”1221年，金朝准备伐宋，蔡、息行省金军 “见欠三月粮草，诸军只给十日口食前来”。1222二月，金宣宗发动最后一次伐宋，还特意给密诏说：“其资粮可取，规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讹可，既已得之，不能运致以为我用，罪在全。”可见对于粮食的重视。因此金军“师还，乘夏，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宋人讥讽金军“暴卒鸱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帅得罪之人。”金军固然较宋军为强，然而金军所得大多放弃。1218三月，“金人焚揪池堡而去’、 四月，“金人去西和州……金人去成州”；1219二月，“金人遂去兴元府……金人去洋州”；以及一度放弃大散关这种险要之地，都表明金朝兵力用于进取有所不足，可以说只有逼迫之威无进取之能。刘祁《归潜志》提到：“然连年征伐，亦未尝大有功，虽能破蕲黄，杀虏良多，较论其士马物故，且屡为水陷溺，亦相当也。”也就是认为金朝虽然取得一些战果，但是相比其损失只能说是“相当”。又《金史》称：“故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虽攻陷淮上数州，徒使骄将悍卒恣其杀虏、饱其私欲而已。”可见当时攻宋损失巨大，至于“士马折耗十不一存”，《金史》亦称：“自天会议和，八十馀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及贞佑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可见金宣宗对西夏的战争也是有大量损耗，如此以来自然难以抵御接下来蒙军发动的大攻势。不过也不宜夸大金军的损失，等到金哀宗即位后，整顿军队，“从在东宫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万人，强壮矫捷，极为精练……忠孝军万八千人，皆回纥、河西及中州人夜掠而逃归者，人有从马，以骑射选之乃得补。亲卫、骑兵、武卫、护卫，迁外诸军又二十馀万。”金哀宗也称：“且诸军无虑二十馀万”，移剌蒲阿、纥石烈牙吾塔所率的金军最为精锐的军队在接下来的蒙金战争中一时连战连胜，直至三峰山战败。

其次金宣宗时在河北采取“九公分封”的策略，以地方武装为主力经营河朔，反而将金军正规主力用于其他方向，以至于蒙古大军扫荡河北，稳定局势，九公或走或降，金军反攻河北更为困难。金宣宗南伐从兴定元年（1217）到金哀宗继位元光元年（1222）为止，蒙军却在木华黎率领下扫到河北、山东等地，取得了重大胜利。兴定元年（1217），铁木真将汉地之事全权委托给木华黎，木华黎“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东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第二年（1218）木华黎带领史天倪等汉军“自西京由太和岭入河东，攻太原、忻、代、泽、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阳，金守臣弃城遁”，接着又向西“攻拔石、隰州，击绛州，克之”，河东中、北部大多由蒙古控制的汉军领袖占据。兴定四年（1220），木华黎从燕京南下攻略赵地，击败武仙，使得真定府的恒山公武仙投降，邢、磁、相三州相继投降。接着蒙军向南向东攻略，严实投降蒙古（“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卫、怀、孟州，入济南。严实籍所隶相、魏、磁、名、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诣军门降”），进而蒙军攻克了东平府。元光二年（1223），蒙军对平阳府、潞州的争夺几至于大功告成，又占据了绛、辽州，金平阳公胡天作战败被杀，上党公张开无立锥之地，率残兵渡河南奔，而太原以北，皋、石、葭、隩、宁化、岚、兴、保德、管州等原属晋阳公郭文振的辖地，也尽于元光二年（1223）陷落。在此种情况下，宰相术虎高琪：“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茍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金史·食货志》称：“迨夫宋绝岁币而不许和，贪其淮南之蓄，谋以力取，至使枢府武骑尽于南伐。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压境，兵财俱困，无以御之。”其中提到金朝的“武骑”全部用于南伐，而且完颜讹可、时全的军队又失败了，毫无战果，以至于蒙军“压境，兵财俱困，无以御之”。

此外对于对宋关系的恶化、财政状况的恶化自不必多说，宣宗南伐可谓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