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轻轻推开主席书房的门，手里拿着一封精心送达的信件。

"主席，这是一封特别送来的信，我刚刚接收到。"

秘书恭敬地将信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到秘书的话后，放下手中的书，接过信件，目光专注地仔细打量了一番，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在这一刻。

片刻之后，毛主席的脸色变得十分阴沉，眉头微微皱起，拿着信的手也微微颤抖起来。他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口气，努力控制住内心的情绪波动。

究竟是怎样的一封信，让毛主席如此震怒？

陈掖贤的成长故事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这位年仅31岁的伟大女性，在经历了日本侵略者残酷无情的审讯折磨后，不幸被残忍地杀害于中国黑龙江省珠河县小北门外。

然而，在她英勇牺牲之前，当敌人询问她是否有什么遗言时，她要来了纸笔，默默地写下了一封给儿子的信。

这封信中，她用深情的笔触提到了“宁儿”，那个名字代表着她对儿子陈掖贤的深深爱意和思念之情。

陈掖贤于1929年诞生于湖北宜昌，而这一天正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日。

赵一曼，陈掖贤的母亲，为了纪念列宁并表达对儿子的深深祝福，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宁儿”。这个小名不仅代表了母亲对列宁的崇敬和敬意，也寓意着母亲对陈掖贤平安成长、一生幸福的美好期望。

陈掖贤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赵一曼接到了中共的指示，要前往东北工作。在她离开之前，赵一曼深思熟虑地决定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丈夫陈达邦的大哥，以确保孩子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教育。

陈掖贤从小就跟随着伯父的身边，由他抚养长大。那一年，赵一曼牺牲，当时的陈掖贤只有7岁，他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并不知道母亲已经被侵略者杀害。

直到1942年，在重庆，他第一次见到了父亲，才从父亲口中得知母亲已经牺牲的消息。

得知自己永远失去了母亲的消息后，陈掖贤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尽管母亲已经离世，但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始终怀念着她。

到了1950年，一部名为《赵一曼》的电影震撼上映，立刻引起了轰动。这部电影讲述了赵一曼的革命事迹，让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成年后的陈掖贤当然也观看了这部电影，并被深深感动。然而，此时他还不知道电影中所讲述的革命英雄赵一曼就是他亲生母亲。

在此之前，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名叫李一超，是一位共产党员，并且已经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对于母亲化名为赵一曼，并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细节，他一无所知。

类似陈掖贤的情况还有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长期待在家乡的李坤杰只知道妹妹的原名是李一超，却不知道她化名赵一曼，更不知道自己深爱的妹妹已经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因此，多年来，她一直四处打听妹妹李一超的下落。

直到建国后，李坤杰才通过朋友打听到妹妹的儿子和丈夫的情况，得知了妹妹的儿子陈掖贤已经长大，在北京读大学，她的丈夫也在政府单位工作。

李坤杰正是通过他们父子的口述，得知了妹妹确实已经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消息。

1954年8月的一天，李坤杰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她的妹妹李一超很可能就是当年牺牲的革命烈士赵一曼。

收到信后，李坤杰决定委托记者进行多方查证，以确定李一超确实就是当年的赵一曼。

陈掖贤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是赵一曼时，感到震惊不已。他一直以为母亲只是一位普通的革命烈士，没想到母亲的身份如此重要，是大名鼎鼎的赵一曼。

得知母亲的身份后，陈掖贤立刻赶到了东北的烈士纪念馆，以向亲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当他在纪念馆内看到母亲写给自己的遗书时，这个年轻人忍不住嚎啕大哭，几乎晕倒在地。

在之后的日子里，陈掖贤将母亲的遗书原原本本地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用钢针和墨水在自己的胳膊上刻下了母亲的名字，以表明他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教诲，永远传承革命的精神。

对于陈掖贤来说，成为鼎鼎有名的革命烈士赵一曼之子，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陈掖贤的不同常人

与其他烈士后代相比，陈掖贤这位烈士之子可谓与众不同，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生活中，他都与普通人截然不同。

首先是他的性格，陈掖贤非常内向。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曾评价说：陈掖贤性格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常常带着愁眉苦脸，给人一种忧郁的印象。

实际上，陈掖贤的性格与他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将他交给了大伯抚养，大伯视他如己出，将他当作亲生孩子一样养育，并从未透露过他的身世真相。

然而，当陈掖贤渐渐长大时，他意外地从身边的人口中得知了真相，即自己的“父亲”并非自己的生父，而是大伯。这一发现让陈掖贤备受伤害。

想到自己这么多年生活在一个并非真正的家庭中，而被他视为亲生父母的人却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陈掖贤不禁感到一种被寄养的悲凉。由此，他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越来越内向。

除了极度内向的性格之外，陈掖贤在生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他对个人卫生和形象非常不注意，经常不洗澡、不换衣服，有时甚至连头发都不梳理，就这样蓬头垢面地去上班，引得同事们纷纷侧目。

根据陈掖贤的同事回忆，陈掖贤很少主动收拾个人卫生。他居住的房子里到处都是垃圾，床上也没有被单、枕头等物品，只有一床破棉被。

每天早上起床时，陈掖贤会把破棉被团成一团，随意地堆在那里，从来不去叠它。而当晚回来睡觉时，他只是随手拉过棉被，盖在身上。

陈掖贤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又是怎样的内容？

陈掖贤一直有着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再加上当时正逢中国灾害频发，而且他的妻子还生病住院需要用钱。

所以虽然陈掖贤的工资还算可观，每个月下来也是出多入少，到了月底更是得饿肚子。

那时候他的父亲陈达邦在国务院工作，见不得儿子生活这么困难，他就带着陈掖贤到政协食堂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

但是就是这一盘狮子头，却让陈掖贤陷入了极大地迷茫中。

陈掖贤一直铭记自己是烈士赵一曼的儿子，对母亲在信中的教诲也一直记在心里。他认为在现在这么困难的时期，自己应该跟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吃一样的东西。

这导致他在吃完狮子头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个行色匆匆，衣衫褴褛的行人时，心中羞愧不已，甚至不敢抬头，只能匆匆跑回家里。

之后，这一顿红烧狮子头一直萦绕在陈掖贤的脑海里，总是在深夜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领导。

领导知道了这件事，给陈掖贤做了好大一番思想工作，结果不但没生效，反而让陈掖贤产生了更加激进的想法，他要把自己的想法写信给毛主席。

于是陈掖贤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字，还用《忆秦娥》的词牌名填了一首词，最后借着自己的姑姑派人送信给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还没太在意，但是秘书说这封信不知道是谁写的，送信的人还请毛主席一定要看。

当毛主席拆开这封信，浅读几句后，脸色就勃然大变，这是一封讽刺信，对国家政策的讽刺几乎溢于言表，甚至还用《忆秦娥》填词讽刺国家领导人。

毛主席看到信中的署名是陈掖贤后，立马问秘书这个陈掖贤是什么人，秘书也很快告诉他陈掖贤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

毛主席幽幽长叹一口气，询问秘书陈掖贤的事迹，听说陈掖贤从来不领国家的抚恤金，再想到这是赵一曼烈士的孩子，从小也没有了母亲。

毛主席最后只是轻轻对秘书说：“算了，不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