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大礼议是古代礼制史上的热门话题，要想了解这段历史，《明世宗实录》就不能不读，可以辅助其他相关资料，深入了解大礼议的是是非非。不过抛开大礼议这件事本身，《明世宗实录》里的一个小细节引发了一种疑惑：既然已经有了先帝遗诏，为何还需劝进？

“壬午朔癸卯，至自安陆。先是三月丙寅，大行皇帝遗诏曰：‘朕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先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丁卯，司礼监太监谷大用、韦霦、张锦、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赍捧诏谕金符，趋安陆藩府奉迎。戊寅，诸臣至安陆捧进遗诏，上候迎府门外，至承运殿行礼。开读毕，升座，藩府及安陆文武官侍班乃进金符。上亲受之，诸臣行礼，见礼。四月壬午，上辞兴献王墓，伏地恸哭，左右扶而起，从官莫不感泣。明日，辞圣母，车驾发安陆。戒扈从、诸臣沿途务安静毋扰，经诸王府，设供馈，悉谢不受。敕有司膳羞廪饩止用常品，他珍异皆却之。行殿惟取朴质，有过侈者輙去，视诸治道，仓卒不及备，亦弗问。壬寅，车驾至良乡。癸卯，至京城外，驻跸行殿。初，礼部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上览之，谓长史袁宗乐曰：‘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至是，大学士杨廷和等请上如礼部所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上笺劝进，择日登极。上不允。会慈寿皇太后有旨曰：‘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

这段资料有两条主要信息：其一，奉迎朱厚熜的诸臣来到安陆，当众宣读武宗遗诏，朱厚熜接受遗诏和金符，诸臣行拜见礼。其二，朱厚熜进京后，经过一番争论，张太后懿旨命百官上笺劝进。这有什么问题吗？

朱厚熜‍

问题就在这里了。朱厚熜在安陆时，就已经接受武宗遗诏和金符了，按道理讲，他在那一刻起，就能以皇帝自居了，怎么到了京师，还要再接受群臣的三劝进呢？有先帝传位遗诏还接受群臣劝进？

一般来说，在中国历史上，靠群臣笺表劝进才登基的皇帝，要不是开国创业雄主，譬如拓跋珪、朱元璋、皇太极等等，要不就是接受先朝禅让的篡位者，譬如刘裕、杨坚、赵匡胤等等，以及没有先帝（前任帝）的任命，被他人拥立或自立者，譬如宇文毓、赵构、海山等等，还有就是弑君者，譬如耶律贤、朱棣······

只有以上这些人，才需要百官笺表劝进的套路，或者说需要劝进这个遮羞布。正经奉先帝遗命继承皇位的合法皇帝，是不需要大臣再上笺表、玩劝进把戏的，唯有明朝是个例外。

抛开朱元璋开国被劝进，只有建文帝朱允炆奉祖父遗命即皇帝位不见有劝进记录。然后从朱棣开始，他的一窝子子孙孙，不管是奉遗命还是遗诏即位的，统统都要再接受百官笺表劝进，甚至不止三劝进。

譬如朱棣，诸王大臣第一次劝进，不许。第二次劝进，不听。第三次劝进，固辞不允。最后诸王大臣把他簇拥到御辇上，相当于黄袍加身那一套，他才“不得已”即皇帝位。

朱高炽

再譬如朱高炽，群臣两次劝进都不允。这时，他兄弟赵王单独劝进，仍不允。再然后，群臣玩第三次劝进时，他依旧不允。直到文武群臣第四次“伏阙上表”，朱高炽才勉从所请。而朱瞻基也学他爹，群臣三劝进都不允，直到兄弟们也上表劝进时，才表示不得已即位。

再之后的朱祁镇、朱祁钰、朱见深、朱佑樘、朱厚照、朱厚熜、朱载坖、朱常洛、朱由校诸帝，都没有玩那么花哨了，不过他们也都在群臣三劝进后，才即皇帝位的。也就是说，明代朱棣以后的所有皇帝，在登基大典前，统统都搞群臣劝进的小把戏。

他们为何要搞得如此复杂呢？按理说，除了朱棣本人没有先帝遗命外，其他诸帝均有先帝的遗命啊，就算是朱祁钰，也有皇太后懿旨，他们都是合法继位的，为何还要搞三劝进呢？简直是不伦不类嘛！

朱棣

三劝进这个大明特色，可能是朱棣靖难的后遗症。

众所周知，朱棣是篡逆上位的，他自然没有先帝遗命，就只能被大臣劝进，后世子孙为了模糊祖宗篡位的行径，就把诸臣劝进搞成惯例，哪怕是新君接受先帝的遗命、遗诏，也得再走一遍大臣劝进的程序，堪称大明版的掩耳盗铃。

新君都已经接受先帝遗诏、金符了，反而还要再接受群臣劝进才允许即位，如此神奇的操作，将置先帝遗诏于何地？岂非先帝的遗诏金册，还不如群臣之笺表好使？那为啥不干脆扔掉遗诏，让群臣劝进上位呢？

啥好榜样例子不去模仿？偏偏去模仿五代的那些篡立之例，把好好的合法皇帝给推到窘迫的境地，果然是明臣不读书，误人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