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韩复榘到开封出席军事会议，蒋介石指责韩「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韩复榘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蒋正颜厉色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王一民《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的见闻》

汪精卫主和，历史上说他遗臭万年；蒋介石主战，历史上说他光复山河。然而，我却认为历史书颠倒了黑白，因为汪精卫从未像蒋介石那样以歹毒冷酷之心，如同驱赶羊入虎口一样，将数十万无辜民众交给日本军队任意屠杀。

日军攻占南京之后屠杀大量平民和被俘士兵乃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谴责日军的暴行是中方的权利，但国民政府未能「守土有责」，未能及时疏散平民，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一点上，中国当局远不如被纳粹击败的法国政府那麽明智：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巴黎为不设防城市，避免纳粹德国屠城及毁坏巴黎的建筑和文物之惨剧。投降固然屈辱，但保护数十万计平民的生命更重要。

中国的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话。国民政府不用像法国那样宣布投降，但至少可以从南京撤军，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这样可避免屠城惨剧的发生。

国民政府在淞沪战争爆发之初曾有疏散南京市民的打算，但出于稳定民心的需要，又考虑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国际观瞻所系」，迟迟没有做出周密的计划。随着战火临近南京，国民政府仓促西迁，来不及疏散市民及其财产，致使大批市民滞留南京，留下严重的居民安全隐患，也为后来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埋下伏笔。

南京大屠杀的惨况

1937 年 7 月 29 日，最高统帅部从军事角度出发，讨论有关沿江各重镇居民之疏散，其中特别会商了首都南京的人口疏散计划。会议中强调「南京市百万余人口，战时甚感不便」，提出「可先将妇孺迁移他处」，这样做「虽不免使人民稍有恐慌，但终久必归实现，故可着手办理」；对于机关职员眷属，「尤宜先秘密移动」，以免妨害公务。该项计划中透出国民政府准备疏散南京普通民众的端倪及其倾向性。

但此后军政部考虑到此事关系重大，认为「应由军委会召集各院部会开秘密会商讨」，等方案拟定妥善，并交蒋介石核示后，再逐渐实施。从后来实际施行情况看，出于稳固民心、防止恐慌、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疏散计划并未优先考虑市民，而只是优先疏散机关职员眷属。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及此后的举措，给民众留下坚守南京、坚持抗战的印象。

上海失守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称：「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抗战已到了这个关头，国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后盾，是我们民众报国的最好机会。……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办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

此后《大公报》、《申报》等相继报导蒋介石、唐生智等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受此安慰，南京市面又恢复往日的繁荣，蒋介石 10 月 10 日的日记中记载说，「下午与妻同乘车视察市中，户户挂旗庆祝，为之一慰」。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迁都重庆。在西迁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政府大量档案档和相关物资及公务人员的输送，为保证国民政府各部门的安全迁移，国民政府所统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 600 辆汽车和 220 余只民船都用在军事和国民政府西迁上，「国府西迁后，各项交通器材随之俱行」。

11 月 26 日，马超俊市长专电交通部，希望「西迁各船抵达后，即续回迁送难民」。但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至南京沦陷前，这些船只根本无望返回。因此，尽管江边「人山人海」、车站「人多如鲫」，但真正有能力离开南京的普通市民为数很少。

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南京市民，蒋介石、国民政府及守将唐生智等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南京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之后，致使十万败军和数十万百姓滞留城内沦为待宰羔羊，可以说是严重失职。

南京大屠杀罹难者中本有很多人可以不死于南京。日军占领南京后，除在城内外扫荡败残官兵外，并于 12 月 14 日在安全区内有系统地搜寻中国官兵。「为了削弱中国的人力与兵源，不惜违反人道和国际法，来进行集体屠杀。」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上述政战略选择的失误，以及唐生智的指挥错误，不仅契合了日军歼灭战的战略企图，也间接扩大了日军南京暴行中遇难者的规模。他们的错误决定给中国军民造成极为惨痛的损失。

随着淞沪会战的失败，国民政府做了两手准备。一是 11 月 20 日正式公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

南京是守是弃，面对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 月 17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为南京固守与放弃问题踌躇再四。」最后，蒋还是决定坚守，「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怀也」，「期以三个月乃至一年」。

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守力量，蒋介石从正向浙、皖、赣边区转移的第三战区部队中留下 9 个师，并从武汉调来第七战区部队中的两个师，加上留在南京的守备部队，总计兵力约 15 个师、10 余万人。蒋介石对南京保卫战抱有一定幻想，至少希望能像淞沪抗战那样坚持数月，以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

但接下来的战事发展，使蒋介石的希望化为泡影。蒋介石在 12 月 6 日的日记分析对比中日两军的作战特点：「敌军用奇袭与包抄战术」，而我方却「士气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敌攻句容与醇（淳）化镇，见我士气与兵力，彼已熟视无睹矣」。

蒋介石知道双方军队的战力与士气存在巨大差距，仍决定固守南京，绝非出于军事角度，除了因为南京是首都，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以及蒋对花十年之功一手缔造的首都充满难以割舍的感情以外，更多还是出于外交需要。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列强干预、调停中日冲突的努力。

蒋介石选择固守南京时，布鲁塞尔会议正在召开中，蒋介石指示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国之实力如此，若会议无坚决制裁之表示，决无效力」。然而，他很快得到噩耗：「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无结果」，「九国公约会议无形停顿」。至 11 月 24 日，蒋得知「英美问我需要」、「美已允借款」，他又转忧为喜，认为「国际形势转佳而战局日坏」，「吴兴失陷战局不受影响」，「欲挽此颓势以冀转败为胜也」。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其他管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11 月 5 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委托，向蒋提出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被蒋「严词拒绝」。11 月中旬后，蒋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接德大使转达敌国要求言和之报」后，「特约其来京面谈，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12 月 2 日下午，蒋会见陶德曼，表示接受德国调停。在陶德曼证实「日本最初的条件虽然只是几条基本原则，但是原则一直没有变化」之后，他提出中国的四项和谈基本原则。

一方面联络与日和谈，另一方面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有所期待。11 月 24 日的日记中，蒋提醒苏联曾有「待我生死关头必出兵攻倭之诺言」；26 日、28 日、29 日，他连发三电给时在莫斯科访问的外交部次长杨杰，令其尽速向苏求援，并幻想「友邦早日出兵」。29 日，蒋介石直接致电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请求苏俄派兵。30 日，蒋在致龙云函中称，「最近期间俄必出兵助我，国际形势亦将大变，此乃确有把握也」。直到 12 月 5 日，接斯大林复电，蒋才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

即便如此，蒋介石在同日致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12 月 12 日，致电唐生智等：「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指示说：「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

可见，蒋介石选择固守南京，是因为他判断对日谈和与苏联出兵双管齐下，两者有一条实现，都是局势的巨大转折。而这两条的实现，都依赖于守住南京表现出中国还有相当实力。固守南京已成赢得国际干预的唯一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