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篡改”《明实录》是一种怎样的工程。
考虑到部分朋友可能对这些古书不太了解，我先大致说明一下。
所谓“实录”，就是以时间为顺序，精确到某天，记录某个皇帝当政期间的重要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封爵、升赏、赐地、刑罚、婚嫁、朝贡、人事变动、重要奏章、战争、重大刑事案件、制度建设等等。总之，你能够想到的，基本都包括了。
通常，上一任皇帝死了，下一任皇帝就负责整理他的实录，像《明神宗实录》。上一个朝代亡了，下一个朝代就根据上一个朝代的实录整理朝代史，像《明史》、《清史稿》等。
就是这样的逻辑关系。
我手中的明实录，是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影印版（1962年），是国民政府影印整理的，也是目前最主流的版本，给大家放一页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使用年号+天干地支表述日期，有“圈点”、无标点。记录方式我摘录一段，即第二列至第三列。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乙卯，有男子张差持赤梃突入东宫殿檐下，并伤门者，珰辈共执之。”
这段话讲得就是“梃击案”，发生于万历朝，时间、地点、人物、所为具备。
而且，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页眉处标注的是“明光宗实录”，也就是万历他儿子的实录。换句话说，这段话是在明光宗时期历数万历朝发生的事情。而万历的“明神宗实录”中，同样记载了这件事情。
由此可见，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皇帝的实录中可能会被反复引用。你要想“篡改”某件事，必须把所有提到过此事的内容都改了。
同理，一些重大案件、重要战争，也会在实录中被反复提及。像明军对建州右卫王杲的征伐，即：
革辽东副总兵赵完任行巡按御史提问先是王杲入犯完观望逗遛坐革职级戴罪杀贼逆酋王杲入犯六次清河游击王惟屏督兵奋剿斩获首级五十三颗海西夷酋王台送进王杲原掳军士八十二名真夷一名总督杨兆请赏赉蓟辽总督杨兆奏总兵李成梁攻剿建州卫酋首王杲斩获甚众
也就是说，你要想改王杲的事儿，就必须把处罚赵完、王惟屏作战、王台送还王杲掳掠人口、李成梁作战的事情全部都改了。这是种什么样的工程？
然而，我要说的是，以上还是小工程，因为你不仅要在实录中更改，还要改同期的其他史书。
像同期的《皇明经世文编》中，也记载了王杲的事情。
建夷王杲诱杀备御裴承祖，犯清河、抚顺，廵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发兵剿之，杀其子阿台等。
到这里，你明白篡改实录的难度了吗？
其实我个人感觉，明实录应该是没有被篡改过的。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称呼”。
明朝的官方史料中，对后金、清朝的称呼为：“建奴”、“建州女直”、“东夷”、“顺夷”等；同期清朝史料则自称“满洲”、“诸申”、“大金”等。
辽东汉人民间对其的称呼为：“鞑虏”（亦写作“大虏”）、“达子”（即“鞑”）等。相应的，女真、蒙古人在民间称呼汉人则为“蛮子”、“南蛮”。
不管是奴还是夷，对清朝而言都是贬义称呼，后来清朝就因忌讳“夷”，而将红夷大炮改名为红衣大炮。然而，这些称呼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明实录中。例如《明神宗实录》记载：
兵部尚书黄嘉善题：西虏意在挟赏，用虏机会可乘，看得辽左孤悬，重镇介在夷虏之中，建奴豕突于东南。今为患最大，独在建奴。
甚至于，明实录中对努尔哈赤的称呼，也是贬义十足的“奴儿哈赤”，这些内容都流传至今。如果清朝真的有心改史料，那么最容易改的就是这些称谓了，他为什么不改呢？
其实，不管是明朝修的《明实录》还是清朝修的《明史》，整体算是在褒扬明朝了。
《明实录》自不必说，明朝自己写的，不会把自己写得太差。《明史》是清朝史官编的，而在编修之时，康熙帝多次对编修官员强调要持“据实、公正、褒扬”的立场。例如：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召大学士等问修明史事，说道：
“史书永垂后世，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颇之失，可以传信后世。夫作文岂有一字一句不可更改者。当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即如朕所制之文，亦常有参酌更定之处。今观翰林官所撰祭文、碑，亦俱不乐改易。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一道流于偏私矣。”
这是要求史官“据实、公正”。
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再次对明史修撰做出要求，即：
“修史，宜直书实事，不应空言文饰。明代修元史，限期过迫，致要务多漏，且议论偏颇，殊欠公正。明史修成后，应将明代实录并存，使后世有所考据。”
这是要求明史、明实录并存于世，以便后世可以考证。
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阅读《明史》初稿后，对其中内容不满，说道：
"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若表扬洪武、宣德，著为论赞，朕尚可指示词臣撰文称美；倘深求刻论，非朕意所忍为也。”
也就是说，《明史》初稿对洪武朝、宣德朝的一些记载，康熙认为过于严苛，康熙暗示：若表扬洪武、宣德，多写赞扬的话，他才会说史官写得好；如果深究一些瑕疵、末节，他不忍心为之。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再次与大学士讨论《明史》，说道：
“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季坏于宦官耳。且元人讥宋，明复讥元，朕并不似前人瞰讥亡国也，惟以公论耳。今编纂明史，著将此谕增入修明史敕书内。”
这就是洪武、永乐“远迈前王”的来由。
以上引用内容均来自《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撰，共十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为了修明史，康熙甚至多次征召顾炎武出山主持。而清朝修的《明史》中明确记载，顾炎武在顺治二年出仕隆武帝的南明朝廷，为兵部司务，参与抗清战争。书中还记载，在南明覆灭后，顾炎武又六次拜谒明太祖陵，四次拜谒崇祯陵。就这么个人，康熙不但不为难他，还让他出来当官。顾炎武更吊，直接拒绝，接着去拜明朝皇帝陵。康熙对这种行为反而十分欣赏。
所以，康熙杀朱三太子，并非因为他曾反清，也不是因为他是前朝宗室，而是因为打着这个旗号的反清起义太多了，他相当于反政府武装的精神领袖。而对大部分顺治朝的抗清人士，康熙还是比较宽容的。
综上，康熙帝对明史的修撰，总体要求就是据实、公正和褒扬。这与现在很多明粉口中“误国误民”、“错过工业革命”、“能力远不如朱棣”、“闭关锁国”的“康麻子形象”好像稍稍有点儿差距。
其实呢，最客观评价明朝的书，我认为是《皇明经世文编》。我手中的是明朝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人选辑的《皇明经世文编》，全书504卷，补遗四卷，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版，原书定稿于崇祯十一年。换句话说，这是一本由非官方的明朝文人自己编的书，其立场应该是很客观的。
而这本书的内容，就非常、非常黑暗了。这里我也举个小例子吧。
前几天我在首页看到一篇回答，内容是将清朝八旗驻防城，也就是满城，比喻成“鬼子炮楼”和“伊拉克绿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明朝也是有这种驻防城的，即军卫。在卫所内的都是军户，编制为“百户”、“千户”等，携家带口在军卫内居住，驻防军队就从这些军户的壮丁中抽调，凡是当兵的，国家就分地。这种驻防方式、生活方式、抽调方式，与八旗的驻防兵高度相似。
下面，我就来简单列举一下明朝驻防城的一些壮举。
先看看贵州的。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二十八，贵州军粮疏【贵州屯田】。
被害军士饮恨吞声，无可控诉。亦见贵州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余亩，所收子粒足给官军，而屯田之法久废，徒存虚名。良田为官豪所占，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诚为可虑。
再看看河北的，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五十八，清理蓟镇屯田疏【蓟镇屯田】。
蓟昌为肘腋近地，北护陵寝、东翼神京。臣行役东来，查每年供亿之费不下百余万，而屯粮亦在数内。今举其粮额计本折犹不及拾万，而屯田之荒芜者，凡一千一百顷有奇。沿边军丁，日渐消耗，其间私相典卖者、无地无之、每田一分。葢不啻十易姓矣。
这是陕西榆林的，《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五十九
故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凡应纳屯粮、悉置诸度外、其余官舍、彼此效尤、用强霸耕、不纳子粒、往往均摊于槩卫。或捐月粮扣补。或变家产包赔。年复一年、皮尽而骨立矣。富豪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
总结一下就是，卫所军官勾结地方豪强，将国家分给军户的土地强占，让军户从国家军人备选池变成自己的佃农，并不向国家缴税，且横行地方。
当然，很多对清朝抱有敌意的朋友可能会跳出来说，这本书也是清朝改的！
这里，我也举一个小例子。这本书第五百零一卷记载：
当王杲之败走也，成梁等以市夷头目呌场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乃从王台寨中得之。
文中的“呌场”，即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这个意思就是：前文说过的那位王杲被李成梁击败后，跑到了海西女真首领王台那里。李成梁就派人把觉昌安和他的家属抓来，当成人质，向王台喊话，你不把王杲交出来，我就砍死觉昌安。觉昌安的哥哥、儿子娶的老婆，都是王台部落的，两家是姻亲。觉昌安儿子塔克世娶的老婆，即为努尔哈赤的继母。
你想想，觉昌安被清朝追尊为“清景祖翼皇帝”，却如此窝囊，被李大总兵捏在手里玩，这种内容如果被清朝官方史官发现，能不删改吗？
相反，现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些黑清朝的史料，倒是真的不太真。刚好，我前几天论证“满清”这个词产生时间时，写过一段，直接用来举例了。
在明末清初，尚无“满清”这个词。
我看过的这一时期的古书不算多，但主流的基本都接触过，有《明史》，《清史》，《崇祯实录》，《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清太宗实录》，《清世祖实录》，《满洲实录》，《小腆纪年附考》，《东夷考略》，《皇明经世文编》，《明季南、北略》，《甲申传信录》等。
以上书籍，均描述过明末清初的历史。在我的印象中，以上书籍中均无“满清”这个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文献网检索一下，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直到康熙年间，才第一次出现了“满清”这个词，即康熙朝礼部尚书韩菼编撰的《满清入关暴政》，现在广为流传的“江阴城守纪”（即“江阴八十一日”）即收录于这本书中。然而，这本书真正的成书日期是有问题的。
在“江阴城守纪”的开篇，韩菼为之作序：
江头片壤，沾国家深仁厚泽，百有余年矣。茅檐耆老，每谈乙酉撄城事，无不痛当时殉义之烈，而议当时梗化之非也。胜国天下亡于逆闯，本朝入关讨贼，率土归仁，乃弹丸下邑、虮虱编氓，偏欲从新朝革命之余，为故国回天之举；识时命者，万万不出此。顾明季纲常节义，诚所难言；而此区区者，独能顾纲常、思节义，甘以十万人之肝脑，同膏八十日之斧钺。使当流寇横行之日，燕京如此，必将众志成城；列郡如此，何至势如破竹。由此而论，虽昧则天、命，抗王师亦有足多者。故谓之愚，则诚愚；谓之忠，则未始非忠也。菼少游戚氏殉节地，长谒阎、陈二公祠，耳其事，间访其书，乡人以事关兵燹，多所畏忌。嗟乎！乙酉之事，不忍传，实不忍不传；所当讳，实不当尽讳者也。圣朝宽大，国史褒忠，近复微臣锡以通谥、士民许以祠祭，匪曰仇之，直甚予之。若遗闻纪略等书，上诸輶轩，必收宬阁，亦何嫌何疑，而令当时轶事湮没不传耶！因不自揣，搜罗散逸，删烦去复，汇为一编；发烈士之孤忠，彰圣朝之盛德，周顽、殷义，一视同仁。阅是编者，可以风矣。时康熙乙未孟冬月，长洲慕庐氏韩菼谨识。
注意结尾，即“康熙乙未”，整个康熙朝，只有一个乙未年，那就是康熙五十四年。换句话说，韩菼是在康熙五十四年为这本书做序。但是，《清史稿》记载：
“四十三年，再疏乞退，仍不允。是岁秋，卒，恤如礼。”
也就是说，韩菼在康熙四十三年就死了。他死后，《清史稿》记载：
子孝嗣，举人；孝基，进士，官编修，菼卒，奉母不出十馀年。雍正初，召修明史。书成，移疾归，年九十而终。
即：韩菼的儿子活到了九十岁。如果清朝知道他爹编写了这本书，那么他是绝对活不了这么长时间的。所以，清朝官方史料没必要在韩菼的年龄及死亡时间上造假，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这本书的作者是假的，成书时间也是假的。
此外，还有一点让人感觉颇为蹊跷。在乾隆朝，因编纂四库全书的需要，乾隆帝对民间藏书进行了大规模甄别，仅江西一地，就查抄禁书七千余部，可谓是中国史上的文化浩劫。而按照清朝的标准，韩菼编纂的这部书绝对是“反政府”的，更何况他本人光明正大地为这本书作序。但是，我并没有见过韩家后人因这本书而受牵连的史料。所以，我个人推测，这本书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同治朝。
我在清朝史料中第一次见到“满清”这个词，是《清史稿》的记载：
洎武昌事起，各省鼎沸，杭达多尔济等遂於十月初九日拥哲布尊丹巴称尊号，建元立国，置内阁。以喀尔喀八十六紥萨克名义通牒中外，指斥清廷，兴复元业，驱逐在外蒙之满清官兵。
这会儿，清朝都快亡了。
就这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