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4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刚开年不到一个月，全世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我国宏观经济正在经历“内外联动”的大变局时期，这一点从我国与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于2023年GDP增速的对比数据中即可窥见一二，要知道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但他们都没有说到重点。

如果是论202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对方确实比我们要高一点，彼时我们正面临奥密克戎的猛烈入侵，不仅社会各类生产要素停止运输，还使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按下暂停键，导致这一年的GDP增速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

而对方经过2021年的全面放开防控措施，实现与病毒共存的目标，经济产值增速竟实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与我们相比简直就像掉转过来的角色一样，此伏彼起的背后不仅是防疫政策导致包括经贸和利率在内的各项经济决策相悖离，还是过往经贸全球化体系最大的两位受益者于根本利益和价值观念方面正式分道扬镳的体现。

时间来到2023年，也是后疫情时代的第一年，我国宏观经济整体似乎陷入了此前难以想象的下行通道，而对方依旧一副气势长虹的模样，丝毫没有半点外界预言即将要衰退的颓势，反映在该年的GDP增速数据亦是如此，2.5%的年化增速已经吊打一众发达甚至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

虽然单从数据上看，其与我们5.2%的增速相比稍显逊色。但不知怎么的，近期网络上涌现大量言论，声称我国5.2%的GDP增速不如对方的2.5%，一问原因又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既然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不对劲，那就有必要好好深入探讨一下了。

首先，这种现象与我们以往的认知有着相当大的反差。

要知道以往我们的认知通常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速不可能超过2%，欧元区和日本常年徘徊在1%，有时候甚至是负值，比如2023年的德国；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速不可能低于6%，比如越南和印度已经连续好几年保持在7%以上，俄罗斯和巴西等国依靠出口能源和工业原材料也能使经济产值保持在一定区间。

然而如今我们那些基于思维惯性的认知，在两个大国的经济增速数据面前被彻底击垮：对方究竟是凭借什么样的手段达到逾2%的GDP增速？而我国又是为何只有5.2%的GDP增速？

当然了，人类是适应环境能力一流的地表最强生物，只需给足时间，或是使该现象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人们自然就能扭转认知。

其次，两国的统计口径不同：我们采用的是投资法，而对方采用的是消费法。

按理来说，消费法更接近民众的日常生活感受，而投资法则更贴合数据统计的一般性经验。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宏观经济数据与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各类物价的感受并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来，如若论哪方的统计选取偏好及权重更脱离客观事实，也就是悖离实际情况，只需查看该权重及偏好因素对整体GDP的效用贡献多寡即可。

无论何种消费，都是实打实的，只因商品交易市场的买方和卖方主体都遵循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大部分商品销售及供给上做出贴本乃至亏本的买卖行为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尽管举办打折促销、降价优惠等商业活动，也一定是以尽量回本为前提的。

而投资可以是高效如专业风投机构或私募基金公司的，也可以低效乃至无效如部分地方城投平台大搞基建项目那般，其边际效用早已递减至零附近的，只因投资行为可以不完全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尤其是在一些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的国家或地区，更多体现的是人为政治力量强制塑造后的结果。

综上分析，我认为很多人赞同对方的GDP增速比我们的更有看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而且该现象不只说明过往经贸全球化体系正在分崩离析这么简单，还揭示了某些趋势的长期性，即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地缘格局正在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关于现代化价值理念的大分野，其烈度注定丝毫不亚于二十世纪的美苏冷战，所产生的影响势必将全方位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极为重要的领域，最终重塑整个现代化人类文明及社会发展的形态。

而我本人旨在于遵循科学常识、数理逻辑且系统性地剖析和量化此次百年乃至千年人类文明社会未有之大变局作用于我国宏观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然而无论如何，作为悲观但积极的自由主义者，我始终相信人类文明及各个地域社群终将朝着正和博弈、无限接近帕累托最优且大部分时间达到纳什动态均衡的类终极道路不断前进。

事到如今，我们势必迎来最关键的问题来袭：如何正确应对这场人类文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内经过2023年一整年的沉淀，来到2024年这一关键时间点，全方位救市举措已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从开年这第一个月即可看出上面救市的力度和决心有多强，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因为在当下这个全球地缘大变局时期，不确定性远超过往任何时期，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稳定住基本盘，然后才能攻克重重困难，并清除掉挡在我们面前的所有障碍。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3500亿规模资金的抵押补充贷款注入楼市的三大工程项目、启动房票安置，以及全面改造租赁住房市场等针对楼市的主要施救举措，至于其他方面的救市，我国将全面放开制造业、能源、银行及保险等诸多行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允许外资100%持有这些行业经营主体的股权。

由此可知，我国为应对这场大变局，选择主动出击，做出实质性的利益让渡，即正式履行当初加入WTO的承诺，以期维护过往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的完整性。

说完国内的救市形势，有关海外的救市落脚点也逐渐浮出水面。

近期，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凡是使用人民币交易的国家，我们应当对它们免除关税，这样一来有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张老先生为此引用同样身为知名经济学家希克斯所提出的大萧条理论，即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本质上是因为各个国家奉行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生产要素流动不充分，使得经济和贸易增速远低于存量财富或社会资源消耗的速度。

因此，张老认为，如今的全球经贸体系与当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结合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声称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的国家，我们要对它们实施零关税，只因对外关税与外汇管制不可并行。

暂且不论张老的观点可行与否，单从逻辑上看，我国经济确实与全球经贸形势呈高度绑定的状态，而解决的办法不应该只有寻求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么笼统，更应该重视我们自身与世界其他具有影响力的社群文化之间的交互方式。

要知道的是，我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仅决定主权信用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还将决定我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景，并深刻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除此之外，张老提出的观点还将衍生出我国现阶段是否有能力使主权货币作为国际流通货币，以此构建与之配套的全球化金融体系。

换言之，现阶段我国是否有能力维护旧秩序或重建新秩序等问题，此还涉及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方向抉择难题：到底是退守国内，还是勇敢出海？

我认为答案必定是后者，原因很简单：想要让十四亿人过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生活，仅凭国内的资源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另外，我必须不厌其烦地阐明一个客观事实：发展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提升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这不是附带的好处，而是唯一的目标。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我国经济未来的出路是使全球经济振作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前我们正在遭遇“内外联动”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所谓的变局必定是危险中带有一丝机遇。

为了顺利度过这场人类文明的大变局，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丝机遇，打响一场涉及全方位且系统性变革的终极之战，意味着此番变局乃是我们能否贯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转型的类终极战役。

接下来我将列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四大系统性问题，即产业摸底、企业出海、家庭增收，以及融入世界，然后对应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为这场终极之战倾力献策，它们分别是供需平衡、对等竞争、分配合理、价值趋同。

所谓的产业摸底指的是近期在网络上针对全国各地的产业结构进行大摸底的行为，从而向民众展示出自己家乡此前被隐藏起来或专供于海外的特色产业，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这两个领域。

刚开始有一群来自广西的小朋友前往东北地区游学，抵达哈尔滨时正好赶上旅游旺季，当地的文旅和警务工作人员借此机会对这群远道而来的小朋友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事后广西爱心人士为了感谢相关人员的照顾，捐赠了将近200吨的砂糖橘和沃柑发往哈尔滨。而送礼讲究礼尚往来，黑龙江直接回赠了十万箱蔓越莓。

要知道黑龙江的蔓越莓占亚洲总产量的44%，离谱的是黑龙江本地人居然不知道自己家产蔓越莓，这让广大网友感到十分震惊，纷纷表示有种独在家乡为异客的挫败感。

紧接着网友们便开始寻找自己家乡的隐藏特产，这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

其中就有甘肃的“南美白对虾”，安徽六安的“法式鹅肝”，重庆的“澳洲龙虾”，云南的黑松露，福建的鳗鱼，安徽阜阳的“进口车厘子”，河南的人工钻石，四川雅安的鱼子酱占全球产量的12%，我国蓝莓的产量占世界的30%，而这其中60%来自辽宁庄河。

好一个农业大摸底！

让众人对自己的家乡一无所知，还有人调侃“特产”的意思原来是特意背着本地人生产。

农业大摸底至少说明了两件事：

一来，其实像内陆地区的海产养殖技术已经日益成熟并形成社会消费需求端的规模效应，以此支撑生产供给端的持续经营。

但以上所谓的“特产”依旧打着海外特色口碑的名号才能在国内市场打开销路，而不是本地口碑经营起来的，这未免有些讽刺，说明具有地方饮食特色的文化观念及符号等软实力输出和成型方面尚有欠缺，需从底层逻辑方面的转变开始加把劲儿。

二来，按理来说，这些“特产”存在已久，之所以此前没能形成舆论话题，是因为“内产、出口、再转内销”的做法涉及行业相关利益，不能被大肆宣传和报道也是出于保护地方产业的目的，这点可以理解。

但随着近年来外贸出口行业遭遇下行趋势，原本用来出口的产品销量也跟着下跌，产能过剩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库存去化周期高到吓人，叠加全球经贸环境的不景气，于是只好从以外循环为主的生产供给体系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的统一大市场体系，凭借扩大消费、提振内需的政策落实，以及结合文旅宣传一起开始出口转内销。

除了农业大摸底之外，还有类似“网络爽文”一般的工业大摸底，有三大代表：航母拦阻索、军用碳纤维，以及双尾蝎无人机。

这些叙事的具体内容还请读者朋友自行搜索，本人在此不再赘述，反正大体是近期网络上流传的一系列有关“工业大摸底”的故事，声称我国的科研技术和工业领域曾被外国卡脖子，而如今通过“大摸底”的手法揭示出各种“神器”。

这些“爽文”的内容细节实则经不起推敲，甚至有些内容偏离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误导国人对科技发展的基本认知，以为突破国外技术如此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

这不仅对从事相关行业的科研人员和企业运营人员缺乏尊重，还会导致对科学思想的践踏，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从而走上弯路，最后又落空，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理性思考，而非盲目下定义，不应该过分简化或曲解本就复杂而需要长期发展过程的科技。

只有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科技进步的本质，为未来的科技创新铺平道路。

综上所述，我们揭示了产业大摸底的真相，并发现它们与各地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然而这对于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内循环体系有帮助吗？

我认为，各地隐藏的规模型产业被挖掘一事至多展示我国在产能输出方面确实天下无敌，可以在国内平替很多进口产品，甚至输出至海外平替当地的特产，比如前面提到的安徽鹅肝拿去平替真正的法式鹅肝，只要物美价廉，我相信终端供应商很快就会将本地鹅肝制造商替换成咱们的制造厂商，悄无声息地完成狙击海外相关行业竞争者的任务。

只因我们拥有巨大的人口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优势，想要在各行各业形成规模效应简直易如反掌，而这也是部分专家预测几年后高端制程的芯片产业也将被咱们于产学研方面的规模效应所攻克的信心和底气的来源。

但对此我必须要说，这正好就是过往经贸全球化之所以加速退潮、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回归的根本原因。

古人云，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然而我们下至工商户、上至国企和大型民企，其商业氛围充斥着尔虞我诈、龙争虎斗的原子化特征，丝毫没有基于权利意识的契约精神，就连最基本的项目合作都达不成，除非行政指令充当大家长，否则互为竞争主体根本不会互惠互利，构建良性的商业竞争或合作生态的环境就更是难上加难。

国内企业主体之间的竞争尚且如此，上升到行业与行业之间、跨国企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我方更加呈现出零和博弈的属性，从而与竞争对手陷入囚徒困境当中，不具有足够的智慧去化解这些难题，这固然与咱们教育体系中只注重数理化等工科思维，从而长期忽略人文社科等文科思维的现象有关。

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是：我们究竟要成为十五世纪的海盗或十九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此重演一遍掠夺人类文明的财富并使其倒退的巨大灾难，还是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贵族或精英式环球企业家，与全世界的人们携手共建这颗瑰丽的蔚蓝星球？

我想但凡有些良知的人都会无条件且笃定地选择后者。

那么我们就得从此时此刻开始终结过往所有必将导致零和博弈的决策，然后积极寻求与其他竞争主体形成正和博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好过往以经贸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协作体系为主的利益基本盘。

对于具体方法，在此我就不展开了，点到为止，我相信会有人懂的。

既然产业大摸底无法解决内循环体系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根本性问题，或是属于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应如何改善这个根本性问题呢？

委实说，产业摸底对于我国产能输出方面的实力来说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清楚作为世界工厂的我们于产能输出这方面自然是冠绝全球一般的存在，其并没有起到改善任何过往体系或结构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遭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内部市场的供需或供求两端呈现出严重失衡的局面，而罪魁祸首就是产能过剩。

产业摸底并不能有效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反而还将此前全国各地用于出口转内销的产业暴露在世人的眼皮子底下，于是不得不统计这方面的产能是否也过剩了。

事已至此，如何有效解决国内产能过剩这一世纪性难题，便一跃成为我们这场终极之战必须要攻克的胜负点。

而产能之所以会过剩，无非由两个原因所导致，那就是内需不足和外贸下降。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探讨如何应对外贸下降的问题，即企业出海。

首先，现阶段我国企业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形势，才会让它们一窝蜂地出海，即寻求开拓海外市场？

从表面上看，目前我国正在经历外循环体系不断崩溃的过程，由于过往的经贸全球化秩序和国际分工合作体系受到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渐分崩离析，加上西方发达国家以庞大的消费需求市场为盾，以势要重塑当前的全球化体系或构建全新的制造产业供需价值链为矛，不再向我国投入具有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资本，转而扶持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以此替代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产业供给端的位置。

说直白一点，作为高端科技研发部门兼全世界购买力最旺盛的消费需求市场，西方发达地区要将中低端制造产业供给地区多元化，而不再依赖我国这单一地区，旨在于排除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本应无可厚非，但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十分不利：

一来，我们并没有完成全方位的产业升级，还需大量中低端制造商品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二来，我们作为全球产能输出最大的地区，对于海外市场的需求远大于它们对我们的供应依赖；

三来，我们内部对于消化产能的需求及购买力远低于投资产能的需求及生产力，导致供需严重失衡，此属于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诸如构建生产要素流通的统一大市场这种长期性项目并不能在短期内化解此类问题。

于是当我们抛开表面现象洞悉本质，就会发现现阶段我国企业不仅面临外循环崩溃的严峻形势，还遭遇构建并壮大内循环体系始终乏力的难关。

一旦等到像企业出海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便是内外双循环体系皆无法解决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转折点。

而我国企业被迫一窝蜂出海寻求开拓市场，逻辑上是为了摆脱国内各行各业日益内卷的恶性竞争环境。

从贝莱德和东芝等外资或外企纷纷撤离我国市场这一现象即可看出，并非良性竞争导致的主动放弃生态位，而是恶性竞争导致的被动止损，遂退出我国市场。

由此说明，越发内卷化的行业，其市场化程度就越低。

由于行业内形成权力垄断，从而使市场经营主体无法构建核心竞争力，只能共挤少数赛道进行零和竞争，而不是拓宽或新增赛道。

这也是我认为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竞争演变到最后必然是看哪家出海后的销量及售后服务做得最好，而不是基于当前过度内卷的国内市场营收作为长期价值投资锚定的主要原因。

根据近代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精细化分工理论，我们得知所谓的高技术往往具有三大“密集”所构成的高壁垒，即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以及概率密集，也就是精准度高，以高技术为企业等市场经营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构筑起营收利润可持续增长的护城河，从而摆脱内卷的现状。以此类推，行业、区域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亦是如此。

高技术领域往往具有原子化形态的特征，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这也是部分看似技术密集度不够但我国在此方面难以取得突破的产业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想要构建完整的产业供需及价值链，高技术领域是必须要攻克的，需要高度完善的商业生态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高度包容的社会文化观念共同加持才能实现。

至于公有制经济主体即国企能否弥补这一缺陷，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个缺陷看似是市场不够具有效率所造成的，实则是制度不够完善所致。

而公有制经济主体恰好是市场化程度不够高的问题根源：一来，其拥有财产所有制基于有限资源配置的不对等权利，极易产生结构性短缺的现象；

二来，历史经验和客观事实均表明，类计划经济主体或产物的行事效率较低，出于人性的生存本能和最大化利己等原则，它们的行动积极性严重不足；

三来，其极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构成零和乃至负和博弈的局面，在相关产业形成权力垄断或变相推高行业准入门槛，限制良性竞争，导致行业主体过度举债投资，使投产效率大打折扣，甚至使投产比失衡，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低于社会信贷扩张的增速。

简言之，致使宏观经济复苏始终乏力的其中一个结构性问题，恰好就是公有制经济主体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体制弊病，亟待彻底改革以“刮骨疗毒”、“永绝后患”。

而这也是造成企业出海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好比近期履行当初加入WTO时的承诺，即允许外资100%持股银行和保险业，说明上面的人终于意识到：深化改革开放已由不得我们做不做，而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无论是谁，都会被历史的浪潮推着前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除此之外，他们也开始试着相信：只要最高权力的行动始终以群众的利益为重，与群众希望的方向一致，而不是与极少数的食利权贵为伍，那么坚持改革开放的我们必将成为这场人类文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还者。

除了从逻辑上分析我国企业出海以寻求开拓海外市场的可能性，我们还能从最本质的客观事实上看出：

想要满足十四亿华夏儿女对生活质量日益增长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在全球市场的要素资源足以进行充分流通的基础上，而不是只寻求国内资源供给充足这么简单，后者是安全底线，但从长期来看，前者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其次，我国企业出海开拓市场成功的几率大吗？如若不大，那么阻碍我国企业出海这一波趋势的原因都有哪些？

根据上述造成我国企业出海的诸多原因即可知晓，我国企业并非想要出海，更多的是被逼无奈，唯有去海外开拓市场才能有一线生机。

与TikTok、SHEIN、Temu这类企业不同的是，我国本土企业出海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而像TST这类企业都不是本土市场孵化出来的，只是控股母公司来自于我们本土的企业而已，比如TikTok虽然在经营模式上与国内的抖音一模一样，但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家公司。

另外还有Temu，虽然是由国内的拼多多全资控股，但其总部位于海外，公司所产生的税收等经营效益不归我国管理。

至于SHEIN更是从一开始就主攻海外市场，只是通过国内服装及物流行业的供应链来运营而已，目前总部也在海外。

而真正本土的企业出海更多来自于产业资本溢出较为明显的领域，比如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行业，为了应对美方的通胀削减法案，我国的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等企业不得不在德国、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所谓友岸或近岸地区建设工厂车间等基础设施。

目前来看，我认为我国本土企业出海开拓市场成功的几率并不大。

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还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们的体制存在部分产业限制市场经营主体竞争的问题。

比如本该在中欧投资协定中放开的通信行业，私以为某大厂的5G技术及芯片制造之所以被西方制裁的本质原因正是通信产业国有化运营的程度太高，导致双方的互信机制全面崩解。

二是近年来我国债务驱动型投资的模式从行政主体的基建及房地产项目蔓延至民间市场经济的各个行业经营上。

比如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其更新迭代即固定资产折旧和往复投资的模式极易导致实质性资源过度开发所造成的浪费，而非一般性资源闲置所造成的浪费。

三是来自外部因素的欧美需求市场极有可能对我们提出市场对等开放的要求，基于主权性质出台“对等法案”，即限制我国企业进入其市场进行销售的法律法规，对我们的市场经营主体垒高准入门槛。

而这正是我国加入WTO前后对它们所做的措施，如今它们很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此对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我国高技术产业构成产能严重过剩从而无法回本的沉重打击。

综上所述，企业出海终究不是解决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和根本性问题的最佳办法，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确保经济结构整体转型及产业升级得以实现呢？

近期，国家核子能研究机构及相关国企宣布将集中资源攻克可控核聚变技术，以及引力一号效仿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固体燃料火箭发射技术并取得成功，依旧说明我们摸着那个超级大国过河的重要性，并揭示我国在基础科研原创能力的不足，归因于自然规律下部分国情的掣肘，比如社会治理成本始终高企。

另外，我们还需要提升底层民众的购买力，这样一来才能扩大消费和提振内需，以此应对海外需求市场将我们的商品拒之门外，从而致使产能过剩到无法被内部充分消化的局面。

然而，要怎么做才能提升底层民众的购买力呢？

这就涉及到解决内需不足的关键步骤了，即直接增加居民或家庭部门的收入和储蓄。

综上已知，解决我国经济系统性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直接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和储蓄，以此扩大消费、提振内需，并促使宏观经济触底反弹、彻底实现复苏，然而具体要怎么做？

首先，2022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43%，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即60%。作为参考，美国是83%，印度是77%。

所以说，增加居民收入和储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非常有必要。

其次，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平价购买力确实很高，但如若抛开现象看本质的话，真正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我国平价购买力之所以相对较高，我认为其根本性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来，构建城乡、产业间等二元对立且非均衡的差距，比如农民种地收益所得与都市白领劳务所得的差距；

二来，构建社会部门间关于付出与回报的非对等结构，两者均属人为力量扭曲后的资源配置结果。

再来，虽然去年我国各项消费数据对比前年有所好转，但这并不意味着需求端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相反的是其有可能暴露出我国宏观经济更多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低基数效应或实际基尼系数上升的情况下，各个社会部门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时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而使结构性储蓄转化成刚需消费的现象发生的同时，导致人均财富等有关社会资源再分配失衡的问题越发恶化。

然后，想要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和储蓄等财务状况，可以从建立并健全三次收入分配制度，即劳务收入、资产收入、社保收入，以及盘活国储流动性的方式开始做起。

想要增加居民及家庭部门的劳务薪酬收入，需要从实际出发，做到保就业，即以下几点：

一来，保住中低端制造业和外贸出口份额的同时，发展并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份额，激发它们的潜力，实现就业岗位稳定增长的过渡。

二来，支持传统服务业创造大量岗位，大力发展非公有制市场经济主导社会资源分配，制定全新的三次收入分配制度，激发产业创新、企业端转化成果的积极性。

三来，针对一系列不利于就业的制度性措施进行改革，比如落实《劳动法》中对劳动者的所有权益保护，取消调休并改为常例假期等这类充分就业的方式，使居民部门增加收入，改善对未来的预期，以此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逐步达成供需平衡。

以上这三个保就业的办法，好处有很多，比如说可以不再受到外循环所干扰，产能过剩危机自动解除，产业附加值上升，导致资本盈余并溢出，人均收入上涨、生产水平得以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跟着提高。

而想要增加居民部门的资产收入，就得关注老百姓自身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一来，我们不得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整体经济环境步入了信贷收缩和债务偿还的长周期，各类利率走势必然长期下行，尤其是存款利率，不利于资产的增值或保值。

二来，身处该周期内，一切事关资产增值的投资净回报率或经营利润率都会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债务加杠杆的行为无异于消灭存量财富，而劳动所得收入和财富增长预期在这一周期显得最为重要，所以我给的建议是：

在不新增债务的情况下，尽快还清所有存量债务，杜绝借新还旧；充分意识到现金流的重要性。

因为身处信贷收缩和债务滚续的周期，现金流可以抵御一切个人的金融风险，秉持现金为王的思维，最好将现金流转化为购买力，以此购买具有长期收益成长性的资产，并且及时抛售在未来极有可能沦为负资产的投资品种。

更具体的做法是跟随国家投资趋势，增持具有高技术研发创新的相关行业的可投资品种，比如一些国产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制造商，或是其细分领域佼佼者的证券品种。

除此之外，由于楼市长期下行的趋势已定，出售手上地段没那么好的房屋，及时意识到大势所趋的不可逆性，充实现金流的同时，还可以购买收益性虽低，但安全系数高的资产，比如黄金、国债、货币基金等等。

综上所述，身处债务偿还的长周期，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只有“两不一要”：不负债、不买房、要现金。

至于如何增加居民部门的社保收入，就得看上面和地方行政主体何时将基建房产投资真正转变为民生项目投资，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大类支出方面为民众兜底，构建国家平准基金或最低基本收入保障体系，以此应对看病难、上学贵、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日益严峻等棘手的难题，顺利度过瓦格纳加速期和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法治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以上是导致我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内部因素，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来自外部的因素。

除去国内政治和经济本身作用于宏观经济的运作系统会出现结构性问题以外，还有来自海外的一些政治力量，以及社会文化观念等因素，同样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

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即“世界工厂”，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而不只是走向世界？

首先，凡事不可极端，不预设立场，只论客观事实的话，论体量和规模，我们确实具有非对称竞争的优势。

如果将心比心，其他国家很难不对我们抱有敌意。我们要做的不是诉诸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化作为，而是秉持二战后西德总理阿登纳的那套做法，让全人类相信我们是属于全世界的，而并非专属于我们自己的。

德国之所以发动二战的原因是彼时身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之一，在面对产能过剩的问题时展示出主权实体原生态的制度性缺陷，从而错误地陷入法西斯主义的泥潭。

反之，彼时美国同样身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之一，却没有踏入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洪流，我认为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国家诞生起，其便修补了如同基因疾病一般的制度性缺陷，使其更符合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而非诉诸暴力，将自身的问题转嫁给其他主体，此乃损人利己的行为。

第二、其始终宣扬与其他主体共同创造增量财富、秉持符合正向演进这一基于权利主体间和谐共存的意识形态即普世价值观念。

其次，不要一边声称利益共同体，一边又宣扬所谓的社群崛起，也不要以为这两者是不对立且不冲突的。

事实是既对立又冲突的，宣扬进化人文主义的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就好比曾经火遍整个中文互联网平台的那个提问一样可笑：要怎么反驳我先是人类 (Homo Sapiens) ，然后才是某国人的观点。

把人类通过地域户籍或人种进行三六九等的划分本就不具有合理性，只是资源匮乏时期管制人口流动的手段罢了。

比如中世纪时期，以及我们两千多年生产力几乎停滞的历代封建王朝。

根据萨缪尔森提出的经典悖论，身处现代文明社会，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个生产要素理应不受限制地自由流通，而造成阻碍的一切因素在自然界中都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那就只能是存在于被人为扭曲的生产关系里。

另外，千万不要小看文化软实力。

其不仅可以小到涉及企业品牌的塑造和经营，以此提升品牌产品出售或构建商业生态的议价乃至溢价能力，增强行业话语权和消费号召力，由此构建产业附加值高企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企业影响力的来源，以及品牌口碑的护城河，还能大到整个国家在国际多边秩序的主权信誉，以此真正融入世界并深度参与相关秩序的构建，从中获取更大的经济或政治效益的权利，以及管理事务的权力。

最后，我认为自由主义在任何地域实体其实都行得通，只看旧大陆文明的烙印深不深，贯彻的难度大不大而已。

像我们两千多年来被商鞅和汉武帝的封建思想所茶毒，几百年来又被朱重八这样的人再次荼毒，贯彻难度可想而知。

但我仍认为：只要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思想，总会有贯彻到位的那天到来，光凭一两代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世世代代的人持之以恒地传承下去，而这也是人类之所以伟大的体现。

写在最后

总之，时代真的变了。

如今的我们正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性时刻，过往我们的企业家只需“下海”，现在还需要“出海”；过往我们十四亿华夏儿女只需走向世界，如今还得真正融入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份子。

想要真正打赢这场宏观经济的终极之战，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

打破非对称竞争格局，构建对称性的良性经营环境，为社会各类经营主体降低行业准入门槛；

积极参与国际多边秩序，在思想上宣扬我们的市场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而非只是华夏儿女的；

壮大民营经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法治化体系，弱化意识形态宣传，强调现代化建设；

与唯一的超级大国发展互补且价值观趋同的现代化国家关系，共同构建新秩序并积极参与底层运行逻辑和顶层制度设计，避免与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共同构建全球化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运作体系，全面提升作为主权实体间最关键竞争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

我相信，凭借东方五千年的古老智慧，十四亿华夏儿女不仅是旧秩序的生还者，更是新世界的缔造者。

让我们一起打赢这场人类文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终极之战吧！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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