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平时一向干燥的延安突然起了大雾，而且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

这一天，毛主席、朱老总、任弼时、刘伯承、林伯渠等领导陆续赶到了延安机场，准备迎接一架即将降落到延安的飞机。这架飞机上有13名乘客，其中就包括刚刚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和他的夫人儿女、刚参加完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邓发等同志。

博古当时也在这架飞机上，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政协宪法草案小组委员会的中共委员，赴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但由于在随后的工作中，国共双方存在巨大分歧，博古必须回延安汇报请示，当时叶挺、邓发等人正好要乘坐美军观察组的C-46运输飞机去延安，博古搭上了这架飞机。

大家在延安机场一直等到下午四点，但始终没有等到这架飞机的到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人群也开始慢慢散去。

“今天雾太大了，能见度差，飞机肯定是返回重庆或者飞到西安去了，过两天会再回来的。”当时大家都这么以为。

但是，接下来的两天，天空都是阴雨绵绵，这架飞机始终渺无音讯：延安联系上了重庆、西安，但这两个地方都回复这架飞机没有返航。大家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了不好的预感。

4月9日，美军观察组来电，说他们也找不到飞机，准备派两架飞机到延安附近搜索。时任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立刻把这一消息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中央随即给各解放区发了电报，让军民协同寻找。

不久后消息传来：C-47因天气原因迷失航向，导致撞毁在延安东北方向的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机上乘客13人、机组成员4人（美国人）已经全部罹难。罹难人员的尸体在飞机碰撞爆炸后，大都难以辨别，但有3个人的身份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是因为常年戴眼镜，眼眶附近有一道凹痕的博古，一个是年龄最大的，脸部有白胡子的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另一位则是叶挺将军。

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四八空难”。

四八空难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烈士们的遗体从黑茶山运往岚县机场，再转运延安。《新华日报》不久后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等联合具名的《讣告》，正式向外界通报了这一噩耗。在《讣告》中，四八空难被定性为“失事”。

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建国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夫妇在家里宴请了他。席间，周总理亲口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的特务做了手脚，派晋绥公安总局顾逸之前往调查。顾逸之在调查处理后，上报书面报告中，既明确了飞机是因云雾浓重、低空飞行导致撞山起火，也排除了人为爆炸的可疑迹象；但也提出了对飞行迷失方向和仪表问题等疑点。

当时正是国共和谈的关键时期，尽管存在疑问，也只好对外宣称这是一起意外事故。后来，我方向国民党提出：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乘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答应了这一要求。

2003年，《档案时空》发表了《叶挺将军座机失事真相揭秘》一文，作者引述了军统特工杜吉堂临终前的陈述，杜吉堂声称当年自己受军统指派，在飞机停靠西安时，把一枚磁铁放到了飞机高度表和磁罗表的方面，最终引发了空难的发生。

事情似乎终于要真相大白了，但博古（秦邦宪）之子秦铁、叶挺之子叶正大、王若飞之子王兴、邓发之子邓北生等人联合多方寻找，最后却得知，当年的军统里，根本不存在杜吉堂这个人。

而且这篇文章可谓是漏洞百出，这位杜吉堂声称自己通过渠道刺探到了飞机经停西安的消息，并下了手，但事实上，这架飞机经停西安的消息是公开的，当时还有不少国民党官员到机场送行。

秦铁认为，当时驾驶这架飞机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国民党的特务尽管无恶不作，也不会有如此胆量，对美国现役军人下手。所以，他还是更倾向于这次空难是个意外。

博古，也就是秦邦宪，出身名门望族，当年的无锡秦家出过著名的北宋词人秦观，博古就是秦观的第32代孙。无锡始祖曾开创寄畅园，清朝年间，康熙和乾隆南下江南，无锡秦家曾在这里接驾过这两位皇帝。

博古童年时，他的父亲因肺病早逝，他们这一支因此家道中落，这番变故使得少年博古变得沉默寡言，略显早熟。但好在秦氏家族当时办了公学，博古有了免费读书的机会。

后来的博古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好学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一说英语系），师从瞿秋白、恽代英等著名革命家，他的思想受到洗礼，不久后加入了共产党。

回顾博古的政治生涯，最传奇的地方莫过于他在24岁时就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登上了人生的顶峰。对于这段历史，史学家也是众说纷纭，争论不断。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是：

1930年，博古从苏联留学回国，和王明、王稼祥等同学联名反对李立三的政策，由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李立三倒台，王明入选政治局常委，博古升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后，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温裕成被撤职，博古再次升迁，顶替了他的职务。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工作已经很难进行。这年9月，组织决定让周总理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让王明去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们离开后，博古顺理成章地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央被定义为“临时中央”，不设总书记，博古的职务是“负总责”或者“总负责”。不管名称是什么，这年24岁的博古成了临时中央的一把手。

1932年，卢坦福被捕变节，再次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张闻天和陈云等同志也差点遭遇不测。在这种情况下，博古在请示共产国际后，决定将临时中央迁至江西中央苏区。后来的事情就是，这个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架空了对创建中央苏区有重大贡献的毛主席，并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实力大大下降，最终走上了长征之路。

在1945年的七大上，博古发言说：“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秦铁说：“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24岁成为党的领导人，这对博古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他比张闻天小7岁，比周恩来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以他的阅历和能力来说，是完全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的。但因为种种历史机缘，他却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心，这一切仿佛是历史给博古开的一个玩笑。

遵义会议后，博古一度对会议的结果有不同意见，他一时间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但随着长征的进行，他真正认识到了遵义会议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上博古实际上失去领导权，但名义上他依旧保持着“总负责”的头衔。这年2月5日，红军长征到云南威信县，周总理找到了博古，对他说：“蒋介石能文能武，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找个比他更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的职务，也是过渡的。”

博古听完，他很认同周总理的话，随即把中央会委员、中央书记处的印章都交了出来。当时凯丰建议博古不要这么做，让他先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让共产国际来处置。但博古还是从大局出发，把相关的东西都送到了张闻天的住处。从此，张闻天担任了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和军委委员的职务。

在后来的日子里，博古成了毛主席忠实的拥护者。红军三渡赤水后，以林彪为首的一些将领对部队大规模迂回不理解，认为这样下去部队会被拖垮。期间，林彪还给张闻天写过信，要求把主席换下去，让彭老总指挥军队。此事发生后，是周总理和博古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面给大家做工作，把事情平定了下去。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极力要求红军南下，期间他找到博古，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不同意。希望以此笼络博古，但博古没有动摇，他坚定地站在了中央这一边。

不久后，张国焘凶态毕露，有以非常规方式解决纷争的想法。他发给陈昌浩的电报被叶剑英得知后，中央决定连夜率领一、三军团北上。离开前，博古嘱咐叶剑英：“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电报送给了中央，又把军委家属队拉了出来，人家恨死你了，会放过你吗？”他提醒叶剑英一定要注意安全。

后来，叶剑英和博古在俄界重逢，叶剑英握着博古的手说：“谢谢你昨天的提醒，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34年博古没有处理我，让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委，礼尚往来嘛，这次苏维埃政府成立，理应由秦邦宪任主席。”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博古成为了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期间，他和董必武等同志一起解决了陕北的历史问题，释放了刘志丹、高岗、马文瑞等百余名同志。

1937年，博古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西安事变后，他又出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参与组织恢复重建了南方13省的中共党组织，组建了新四军，营救了大批同志。此后大多数时间，他都负责统战工作，直到不幸罹难。

博古、王明、周恩来（左起）

四八空难后，中央将遇难同志的遗体运回延安，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当地民众知道此事后，灵柩过处，群众拦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当时《新华日报》评论称：“像王若飞、秦邦宪，他们是成熟了的人民的政治家和领导者，他们是中国民族的精华，中国人民的珍宝。”周总理在纪念文章中称他们为“人民的英雄，群众的刘秀，青年的导师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毛主席也曾专门著文，盛赞博古数十年间“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博古罹难的时候，他的夫人张越霞只有35岁。当时不少人都来劝她重新组建家庭，张越霞却回答：“如果我再组织家庭，那博古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就成孤儿了。”

张越霞所说的“博古的孩子”并不只是博古和她所生的孩子，还有博古和他前妻生的两个儿子和女儿。

那个时候的张越霞孤身拉扯6个还在长身体的孩子，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之初，组织按照供给制给大家分配，张越霞这时的负担还能接受。到50年代之后，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定级制，仅靠张越霞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的工资，想养活一家人就很困难了。

万般无奈之下，张越霞找到了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杨尚昆同志，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难处。杨尚昆听后感慨不已，立刻同意按照烈士子弟的待遇，给每个孩子每个月20元的抚养费，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已经算很大一笔钱了。

不久后，组织又查出博古生前有一笔翻译书的稿费还未结算，大概是1000元，又把这笔钱付给了张越霞。张越霞有了这笔稿费，便把组织发的抚养费退了。直到1979年张越霞病逝，他们一家再也没有领取过组织的任何钱。

博古罹难后，他的很多老战友都对他的后人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朱老总，每年到了四月八日，他都要打招呼叫博古的孩子去他家吃饭。党内的一些干部在回忆起博古时也总是说他“是好人，很有学问”“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