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红一军团到达了陕北旬邑县，为了联合抗日，红军希望有一位名叫萧芝葆的前清朝翰林学士，能到前线去当委员。但是他们都很坚决地拒绝了，他们说，共产党虽然好，但是军人没有受过教育。

毛主席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叫舒同代表中央写信给萧芝葆，要他把中共抗日阵线统一起来。

萧芝葆接过信，赞不绝口：“这封信不但字迹工整，而且文笔也远胜于我，看来我们党出了一位能人啊！”

一九五四年傍晚。黄昏越来越近，远处的树林和建筑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屋内一片寂静，夜风吹得书桌上的纸张猎猎作响，借着夜色，两行字清晰可见。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字迹苍劲有力。

华东局常务副书记舒同，已被调到山东任职。

夜风从窗外吹来，本该是清凉舒适的，但舒同的心却在怦怦直跳，他拼命地望着山东，仿佛恨不得马上就能看见齐鲁的天空。

“山东那边是什么情况？建国这么多年，肯定也不一样了。”舒同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山东的一幕幕，他是解放前在山东作战的，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特别的吸引。

一接到上级的命令，他就激动得不能自已，提笔就把这两行字给写了出来。对他来说，齐鲁数千年的文化底蕴是取之不尽的养分，是一个喜爱优秀文化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爱好书法的人，山东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舒同立在窗边，思绪又飞回1944年夏初。那时候，党中央已经决定把他调到山东去了，并且告诉他，毛主席想和您谈一谈。

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一座窑洞中与舒同进行了一次亲切的会晤。舒同一开始感到不安，立刻被主席发觉，他用湖南腔说道：“在直罗镇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还聊了几句，我还看见你给中国抗日军事学院题写了学校的名字，写得真不错，《八路军军政杂志》上都有你的几篇文章，看来我们是老相识了！”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舒同环顾四周，毛泽东房间里的书很多，桌子上、枕头边都有，毛泽东告诉过他：“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最重要的是要学好，要用。”毛泽东也同他谈话，讲了山东的一些情况，并嘱咐他去山东以后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舒同谈完，便要离开，毛泽东对舒同做了个请的手势，说道：“别去，咱们一块儿吃饭吧！”

时隔十余年，舒同仍记得那一幕，一提起山东，便勾起了他的回忆。山东他还很熟，这一点党中央和主席都清楚。

舒同于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是东乡县基层组织的创建人。一九三○年，舒同转往红军，任书记、政治工作，战斗之余，专心研习书艺，纵马而行，也要把右手放在膝上比划比划，于是，他的裤管就先磨破了。久而久之，人人都给他起了个“马背书法家”的外号。

舒同曾在苏区基地的墙壁上，用石灰水涂了许多革命口号。毛泽东一看，便问朱德：「总司令，您来看看，想不到咱们红军中，竟然有一位书法大家，把好几种字都刻在墙壁上，却不知是谁呢？」

朱德回答道：“我认识这位同志，他的名字叫舒同，就是红军的政治部书记。他是临川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叶剑英告诉我，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大军攻下抚州，舒同亲笔题写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一句“欢迎北路军的群众。”

1932年春，漳州之战刚一结束，舒同就被派去清扫战场，与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欣然与舒同握手，说道：“年轻人，假如我所料不差，你一定是舒同！久仰大名。”

舒同谦逊道：“跟您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毛泽东说道：“不敢当，不敢当！以后，我们要多交流，多交流，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毛泽东从满是弹孔的地面上拾起一个弹壳，微笑道：“战场黄花，莫过于此！”

舒同被毛泽东那丰富的感情和绝妙的比喻感动了，他想起了1929年毛泽东的一首诗：“战场黄花分外香”，许多官兵误以为“黄花”是菊花、菜花，如今一听，才知道毛主席还有别的意思！

1935年十月，舒同在红军抵达陕北的时候，被调到了红一四师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一九三六年延安成立「中国抗战军事学院」，筹办工作的同志要求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徽，毛泽东却无暇分身，只对前来参观的人说：「你去找红一的舒同先生，他的书法不错，我很喜欢。」

于是，舒同受命题写了“中国抗日军事学院”的校徽，并写下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训。

不久，红军为联合抗日，就把陕北旬邑县前清翰林萧芝葆，也请去担任边区议员，数次邀请，均被婉拒，理由是：“中共虽好，但全是军人，没有学问，没有文化。”

毛泽东让舒同代中央写信，向萧芝葆宣扬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萧芝葆一看，就高兴地答应出山，说：“不但字好，文章也比我强，我们共产党真是有才啊！”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舒同不但能写好字，还能作好文章，党内和军队里有不少大文章都是他一手写出来的。例如，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舒同在《抗敌报》上撰文，《军区聂司令员舒主任致东根清一郎书》一文，可见其文风之独特。那篇报道的开篇是：

中日两大民族，屹立不倒，守望相助，共存共荣，互相攻击，两败俱伤。这一点，中日两国的人都知道，但日本的军阀却没有注意到。

在文章的最后，又进行了点题。

“老成凋谢，竖子当国，轻举妄动，祸人害己。因此，日本军阀法西斯，不特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国民之公敌也。”

正是由于舒同的文章也很好，所以毛泽东对他大加赞赏：“舒同是一个党的天才，党的钢笔。”何香凝也曾经说过：「中共有两支笔，于右任在国民党，舒同在共产党，我更喜欢舒同。」

建国后，上海刚刚解放，中共中央就研究制定了台湾的战略方针。鉴于解放战争期间，舒同多次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在国民党高官中颇有威望，所以毛主席、中共中央都设想舒同为“台湾特别时期的省委书记”。

但随着朝鲜战争的到来，台湾的解放也被搁置了下来。

华东局解散后，毛主席派舒同入京，任《人民日报》主编、文化部副部长一职，不料陈毅把他拖到济南办事，经陈毅等人请求，中央决定把舒同留下来，让他继续呆在山东。

不过，毛主席心里，还想把舒同放到宣传阵地，把他“党的一支笔”的角色完全发挥出来。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到济南考察，重新提出要舒同回京任《人民日报》主编一事，谭启龙立即说要舒同留在山东，开拓新的事业，不料毛主席摆了摆手，阻止道：

“舒同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还可以兼山东的省委书记嘛！在中央工作，可以总揽全局，把握方针，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去济南，到山东去指导；同时，他还可以做一些调查研究，掌握一些情况，这对《人民日报》的工作，也是很有利的。”

舒同被毛主席的话弄得有些措手不及，还好杨尚昆出面打圆场，提出等这件事情回京再说。

尽管舒同并未遵从毛主席的意愿，返京出任《人民日报》主编，但是，在中央准备出版《红旗》时，毛主席亲自将编委名单上，加上了北京以外的三个第一书记，舒同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六一年，在千佛山养病期间，舒同用二个月创作了一千余卷宣纸，对他的书作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之后舒同到了千佛山的事情也传了出去，不到几个月，前来求字的人就多了起来，让他有些应接不暇。

一日早晨，舒同正在给人写书法，忽然发觉墨砚不翼而飞，身旁之人慌忙叫道，舒同的墨砚被人拿走了，却见一少年端起墨砚，说是在他手上。原来，这位年轻人，是想让舒同多写几首诗，所以才熬了一夜，为舒同磨墨。

受他的启发，前来求墨的人争先恐后，要舒同留下墨宝，舒同更是感动不已，尽量满足众人的要求。

一九八一年，舒同76岁，他当选为首届书友会会长，自那时起，他独特的“舒体”书法作品，更是风靡全国。

许多报刊杂志的标题都是他亲笔题写的。

中国书协副主席启功先生曾经感叹道：“感谢我们的书协主席是一位将军级的书法家。”

书法，这种古老的文化，在舒同的手中，再次得到了新生，而舒同，则是被他的书法，重新赋予了新的青春。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推动了一个又一个的书协的建立，而他的名字，也在中国书法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了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