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从离开上海到病逝香港，蒋介石就一刻也没有停止拉拢他去台湾。

但是，杜月笙心里非常清楚，蒋介石一直是在利用他，有用时，请上厅堂；用后，弃之如敝屣，甚至过河拆桥。

杜月笙在花甲之年时自己说：“他们是把我当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点藏到床底下去”。

这要是用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话叫“功狗”，他对争功的群臣训过这样一番话：“打猎时，追咬野兽的是猎狗，但发现野兽踪迹，指出野兽所在的是猎人。而今大家仅能捉到野兽而已，功劳不过像猎狗。”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宣布”收回了，十里洋场，“dangguo”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不必一定要借重这位青帮大亨了。

而在1946年3月，杜月笙的结拜把兄弟戴lì突然飞机撞山死了。戴lì是“特工王”，据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杜月笙失去了一个主要居间人。

1946年8月杜月笙还被逼上演了一出议长“让贤”的戏码。

蒋介石在选举之初，明白表示希望潘公展当选。潘公展论各方面的资望，比杜月笙差得多。

杜月笙的下属很不服气，和“dang、团”斗争白热化。

结果，在180多名参议员中，杜月笙以160票当选。他立即起立表示“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

改选的结果，潘公展任议长。

1948年11月1日，保密局呈给蒋介石一份密电。

保密局（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南京徐自强函呈：

沪市经济管制失败之内幕。青年党《中华时报》发行人宋益清，向曾琦报告称，沪经济管制之失败，系政府既惩办杜维屏（杜月笙的第三子）破坏金融案于前，不应放纵孔令侃大量囤积于后，致使杜月笙极度不满，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呈阅

上海“经济管制”失败，蒋经国黯然下台。

显然，保密局把杜月笙归罪于上海“经济管制”失败，导致蒋经国下台的主要原因。

不久，开始淮海战役，蒋介石被迫下野，在老家奉化溪口遥控指挥。

但是，夜壶也偶尔会有被需要的时候。

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复兴岛特别予以召见杜月笙，对他说，如上海实在守不住，可以在“认为适当的时机”到台湾去，蒋介石还对发行金圆券时扣押杜维屏一事，再三解释，说事先他的确不知：“否则，我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

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以及江浙工商金融巨子暂居香港，他们静观时变，都在看着杜月笙的举动。他们的动向决定了中国金脉的流向。

蒋介石三番两次命洪兰友（时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王新衡等人络绎于途，不断联系杜月笙。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已迁往台北的《中央日报》，突然在7月18日刊出了一篇《本dang历史的新页》为题的社论。

社论点名直指闻人杜月笙，“几乎变成了上海的皇帝”，是“买卖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还将蒋经国上海打老虎限价政策的溃败，说成是受到杜月笙“逆袭”而崩溃。

这实际上是一些台北拥护蒋经国的势力，借此社论为蒋经国鸣不平。这种声音与之前保密局的报告是一脉相承的。

社论一出，扰乱了蒋介石的计划。

蒋介石惊闻社论，怒不可遏，立即命洪兰友急赴香港收拾善后，洪兰友又代表蒋介石探望与杜月笙同列“上海大亨”的王晓籁，送慰问金港币一万元，王晓籁居间调停。

蒋介石又召来陶希圣（KMT中央宣传部副部长、KMT中央第四组主任），要他即刻找《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严惩写稿的评论员，并命陶希圣即日赶赴香港，亲自登门道歉。还交代陈立夫代表KMT前往香港宣慰杜月笙。

在人情攻势之下，一场风暴俨然平息。

9月28日，杜月笙请钱新之带着亲笔信到广州见蒋介石，信中称自己“奈喘病未痊，稍一行动即气逆力乏，欲行辄止者屡矣，心余力拙，徒唤奈何”。

意思就是苦于喘病发作，行动不便，故而无法亲自登门拜访。

蒋介石马上又命洪兰友、陈立夫，兵分两路，再次分别到香港表达宣慰之意，邀请杜月笙抽空到台湾见面。

10月20日，杜月笙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自称痼疾仍未痊愈，不便晋谒蒋先生。至于滞留香港的上海企业家，已有部分人士重返沪上。

11月2日，蒋介石又从台湾捎来一封信。杜月笙依旧无动于衷。他把这封催驾信函和其他的蒋介石函牍一同锁进了记忆深处，直到1951年病逝香江。

杜维善认为父亲杜月笙一生在政治漩涡里周旋，他看穿了、厌倦了zhengzhi。他选择了既不去台湾，也没回大陆，病逝在香港，安厝台湾，期望葬回老家高桥，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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