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管委”成立后，我党领导的香港企业由分散经营到相对集中，这时，大家才可以公开地互相来往。可以说，过去的单纯的业务关系变成了战友关系，从此，中央所属的华润公司和各大区所属的十几家公司像一家人一样，联系增多，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华润员工孙琼英说：“华润公司就像一个小解放区。”

尽管大批干部调回国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由于实行了统一领导和相互配合，1950年，进出口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港管委”开始制定贸易规则，规范合同文本。

一要保证国内进口急需：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新中国需要太多的物资——进口棉花发展纺织业，进口肥田粉发展农业，进口钢材发展工业，进口医药设备建医院。此外还有很多很多。

二要保证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外汇，所以出口也是头等大事。而且，香港市场也急需大陆的出口物资。那时“内地出口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手工艺品等，数量还不很大，但是，工作量却很大，国内运出来的商品是用麻袋装来的，是用箩筐装来的，或者是轮船散装来的，到香港后，华润人要再次分装，换成小包装，再销售到香港或转口国外。

在紧张的工作中，转眼就迎来了国庆一周年。

华润副总经理何平的妻子关文舒回忆：何平负责统战工作，国庆一周年前夕，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大家（包括香港私人企业）在国庆节那天，在香港挂国旗。

华润员工组成几个小组，以同乡的身份进行联络。其实，许多爱国华侨都希望挂五星红旗，甚至是渴望挂起五星红旗，但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是：自己不要出头，看别人是否挂。

有华润人出面组织、联络，许多商人都表示：十一国庆那天，我们一定挂出国旗。

何家霖（何平）和夫人关文舒

香港工商界代表很快就做出决定：10月1日悬挂国旗，员工放假一天。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小经销商也积极响应。但是，那些大的商会和团体，还处于迟疑和观望之中。可以理解，他们的部分利益来自港英政府，现在，在“禁运和封锁”的背景下，挂五星红旗无异于暴露自己是“亲共”的。

杨琳派何平来到香港华商总会，与当时的会长高卓雄商议，可否动员全商会成员挂国旗？商会办公楼可否挂国旗？

高卓雄本人表示同意，可是又说：我还要跟其他委员商量一下，要大家一致同意才行。

华润公司的杨文炎和高卓雄素有来往，他与高卓雄谈话，得到同样答复。

回到华润，何平把这件事汇报给杨琳，杨琳认为：华商总会之所以命名为“华商”，就是为了与“洋商”商会相区别，商会成员大多是爱国商人，他们的爱国热情实际上很高，他们很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为祖国的解放出过力，现在，为了打破美蒋封锁，这些人依然在为了扩大国货出口而奋斗着。

杨琳想到：华商总会具有示范作用，他们挂国旗与否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其他中小商人。

华润港管委、香港工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大工作力度，派更多的人分头跟华商总会的所有成员做工作。

杨琳向中央汇报了这件事。

不久，一封署名“何香凝”的信件从北京寄到香港华商总会，邀请商会派代表回国观光。并嘱咐道：首届国庆转瞬降临，请国庆日务必悬挂国旗庆祝，以表爱国热忱。

何香凝老人的慰问给商会会员增添了无比的温暖，9月30日下午，华商总会的理事和监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挂国旗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同意：1950年10月1日，所有华商总会之写字楼、工厂全部挂五星红旗。

国庆前夕，一个由香港爱国华侨组成的代表团在何平的带领下，来到北京，何香凝亲自招待大家，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何香凝和代表们一起回忆抗战时期“募捐”的情景，感慨万千。大家还登上天安门城楼，感受全国人民的喜悦。

会后，何香凝把一条丝巾送给何平，请他送给他的妻子关文舒。关文舒一直保留着这条丝巾。

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后，在香港挂五星红旗的商会和部分中小商人受到港英政府的追查，也受到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迫害。当时的香港，国民党反动势力还十分嚣张，国民党的旗帜随处可见，10月10日“双十节”，国民党残余部队大肆庆祝。

港英政府政治部派人来华润，寻找杨文炎。

杨琳知道，来者一定不怀好意，马上通知杨文炎到澳门躲避。

在澳门，杨文炎住在柯平的“竹室”里，长达8个月。其间，杨文炎的妻子黄士娴正怀孕，华润派人把她送到澳门，他们的儿子出生在澳门。

由于受到追查，华商总会部分成员产生了畏惧情绪，加上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蒋封锁加剧。1952—1954年，华商总会不再挂五星红旗，当然，在双十节也不挂国民党旗，保持中立。

1956年10月香港曾发生“九龙暴动”。国民党残余势力为庆祝双十节，逼迫港人挂国民党旗帜，对挂五星红旗的港人实行打砸抢，华润商场也被砸。

在档案馆，我们找到这样一封电报，是1949年10月31日中央统战部发给杨琳的。

一、东北大豆上半年出口价内定每吨美金一百二十六元至一百三十元，为取得价格及行动一致，你处及广大（华行）售交日本大豆不要低于此价。

二、东方轮抵（大）连即装豆，余豆请电告刘徐，在连接受。

叶张

拍电报的人是谁，文中提到的“刘徐”是谁，我们说不准，估计是刘昂、徐德明。发电报的“叶”，估计是叶季壮，“张”是谁，不详。

统战部的前身是“城工部”，曾由周恩来分管。从华润建立电台之日起，中央的指示多是通过城工部下达，各地给华润的电报也通过他们转达。

“1949年10月19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开始在经济工作方面行使领导作用。

1949年12月2日，中财委致电杨琳。

香港杨琳：

一、猪鬃拟全国实行统销。

二、决定国营贸易机关出口猪鬃，对外统一按下列价格：东北改良五五鬃，每磅美金七元一角，天津七元，山东六元九角五分，汉口十七号鬃四元九角，重庆二十七号鬃二元四角，上海十七号（四十分）二元六角。以上报价各地均于十二月二日开始执行。

三、与四川畜产公司商定，该公司在港猪鬃自十二月二日起亦按上述价格报价。

四、与四川畜产公司商定，委托该公司出口猪鬃一律按佣金百分之二，委托其他私商出口时也不要高于此数。

中财委

这两份电报反映出：国内经济机构在发生变化，战争年代的体制在逐步改变。而且还可以看出，新中国已经开始对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了。

1950年1月，建国刚刚三个月，政务院主持召开全国猪鬃会议、皮毛会议、油脂会议，研究出口工作。

1月12日，陈云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就会议的综合报告作请示。该报告写道：“猪鬃收购任务如能完成并全部输出，可换汇四千八百三十万美元。战前我国猪鬃出口占世界市场总量的70%，能左右世界市场，因此决定由政府统销。”

就在这次会议上做出决定：成立全国性的猪鬃、皮毛、油脂专业公司，并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统一由贸易部领导。

据考察，对猪鬃、皮毛、油脂等商品实行政府统销，这是新中国政务院提出的最早的一项具有全局性质的外贸政策。

中国猪鬃公司等几家公司成为我国第一批具有外贸总公司性质的专业进出口公司。1952年我国成立对外贸易部后，就形成了以外贸部下辖外贸进出口总公司为格局的贸易系统。华润公司作为对资贸易总代理，在进出口价格等方面一直坚持“一个窗口”、“统一对外”，直到改革开放。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能在建国三个月时很快做出“对猪鬃、油脂、皮毛、粮食等几大类商品实行政府统一采购、统一出口”的决定，完全基于对华润公司的了解和信任。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年的考验，他们知道：华润公司已经在海外建立了比较稳固的贸易网络，一定能担负起进出口统一对外的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划分成两大阵营：

一个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和十几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我国与它们之间开展的贸易活动简称为“苏新贸易”，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易货贸易”。

另一个阵营是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包括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地区，我国与他们之间的贸易活动简称为“对资贸易”，当时，从“对资贸易”活动中，我国才能获得自由外汇。

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华润公司作为“对资贸易”的总代理，成为获取自由外汇的主渠道。

猪鬃、油脂、皮毛、大米、黄豆、中药材、茶叶等土特产品成为我国对资出口的主要物资，为祖国换回大量急需的外汇。

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朝气蓬勃，劳动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到处莺歌燕舞，感动着杨琳、张平和每一个从香港回来的人。

与国内欣欣向荣的景象相反，1950年，香港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撤离大陆时，一批国民党军队整建制地留在了香港，在“反攻大陆”的叫嚣中，特务活动猖獗。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时，舰队曾在香港海湾停留，美朝战争期间，美国军舰常行驶在香港海域。

香港变成了前线，这里虽然没有炮火，却时时能感受到来自敌对势力的威胁。

1950年春节前夕发生了台湾扣我“神杖轮”的血腥案件。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蒋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逐步升级。

1950年5月，杨琳、李应吉、张平等再次回北京开会。

这是“港管委”（又称“华润董事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华东局和华南局派人参加。

会议决定：为了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要强化“港管委”的统一领导，把原华东局、华南局所属的海外贸易公司全部划归华润领导，由中央办公厅“香港管理委员会”直接指挥，在外贸出口方面实行统一领导、一个窗口对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此项决定确立了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外贸体制：统一领导，一致对外，主要商品由国家统购统销。

此后，党中央对香港的“党产”实行了统一领导，中央所属的华润公司与地方所属的各公司，全部接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在香港接受“港管委”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局、华南局在香港先后建立了一些窗口公司，这些公司包括：宝生银号、运通公司、香港企业公司、民安保险公司、合众公司、永大公司、联合行、南新制药公司、安达公司等。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地方公司的情况：

先说宝生银号。烟台曾是我党领导的一个早期的根据地，山东产黄金，为了把黄金换成货币，1947年，我党派张尔华（张敏思）到香港收购并改组宝生银号，取得了黄金经营权，可以做黄金期货。1947年11月，波德瓦尔号轮船第一次运货到华润时，带来的“小黄鱼”黄金就是交给张尔华打成金条出售的。此后，党中央拨给华润公司用于采购进口物资的黄金总计大约为8万两，“小黄鱼”基本上都交给宝生银号办理。出售黄金换取货币，再由华润采购进口物资，运回国内。初期公司只有四五个人。从1948起，华润公司与宝生银号一直密切合作。业务扩大后，张锡荣加入宝生银号。

50年代在北京，左起：陈明、张平、张敏思、刘若明夫妇

运通公司也是山东党组织开办的，最初是用70吨的小船在烟台与香港之间做小型贸易，华夏公司成立后，有了大船，运通公司后来的业务主要是租船。苏世德（刘若明）任运通公司总经理，副经理倪克功（又名束轶），还有一位姓宋，张云胜也是公司成员。如果追溯我党领导的海外航运史，运通公司可能是源头，它早于华润的华夏公司。

合众公司（英文名称：The Universal Development CO. LTD）1946年创建于上海，经理叫石志昂。石志昂1914年出生于浙江，1935年在上海入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在刘晓领导下参与发起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他当时是上海英资会德丰洋行证券部经理。“八一三”后任上海实业界救亡协会地下党党组书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到会德丰洋行抓他，他在舅舅的掩护下逃脱，转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开办合众公司，为我党筹集经费。1947年，华东局派石志昂到香港办公司。为了摆脱特务盯梢顺利离开上海，石志昂一家三口开着小车带着张锡荣、梁万成等假装去杭州旅行，把钱藏在车座下面。到杭州后，石志昂一家和司机返回上海，张、梁二人带着资金乘火车到广州。不久，石志昂一家也到了广州，他们把资金装在做饭用的蒸笼里，来到香港。1947年8月开办香港合众，初期在华人街，后搬到印刷行。

张锡荣到香港后不久进入宝生银号。他很懂金融。

何忠祺回忆说：“我父亲是石志昂的舅舅，救过石志昂，他是我表哥。1948年冬我在上海读高中，17岁，国民党抽壮丁，抽到我，我母亲把我送到香港，找表哥，之后就留在合众公司。跟我同一条船来香港的还有朱大姐，她任合众公司会计，我党干部。当时公司只有7个人：总经理石志昂，副经理张云啸，员工包括张云啸的妻子董琼南，梁万成、冯舒之、朱大姐、我。解放前夕，朱大姐被派到台湾，由于特务出卖，被捕后牺牲。”

张云啸，1916年出生，1937年毕业于上海中法学校，在法租界当翻译，1938年入党，1947年8月从上海到香港，任合众公司副经理。

民安保险初期只有三四个人。这间保险公司是顺应大协同的需要而建立的，初期受香港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开办民安保险的起因要从1947年11月说起。随着东北第一船出口物资抵达香港，华润公司开始承担起为哈尔滨根据地和东北战场采购物资的重任。运送物资回国要办理“航运保险”，香港保险公司多数是英国背景，不仅手续麻烦，而且检查严格，对战略物资，他们会以各种借口进行刁难，拖延时间，索要高额保险费。

为了缩短保险时间，更是为了物资安全，我党决定在香港开办自己的保险业务。广州有一家大安保险公司，沈日昌和吕书东为负责人，吕书东的弟弟吕曾训是公司员工，吕曾训1947年进入大安保险，在这里加入共青团。吕曾训回忆说：当时的主要业务是“商家火险”和“轮船保险”。这家公司不大，是我党开办的。1947年底，广州大安保险公司结束，原班人马到香港开办民安保险，当时的名义是几个人合办的无限公司。此后，华润和华夏公司的航运保险业务主要由民安保险承担。

吕曾训说：“我当时年轻，跑外勤，经常去华润送保险单。华润公司搬到毕打行后，离我们公司很近。我也常去广大华行，后来，沈经理谈恋爱，对象在广大华行，我去收账时，经常帮他们带信。”

退休后的吕曾训

吕曾训还说：“我和哥哥在民安保险，我姐姐也在香港，姐夫是石志昂。他们是1947年到香港的。”

那时参加革命是很危险的事情，作为公司领导者来说，经常会把亲戚引进自己的公司，为的是可靠。吕曾训说：“合众公司与民安保险是两家公司，由于石志昂的关系，我们关系很近。石志昂是大哥，参加革命又早，我们都听他的。“港管委”成立后，我们就开始接受华润公司的领导。1950年5月，石志昂调回上海，出任中国进出口公司华东分公司经理，合众公司和民安保险公司就成为华润“港管委”的下属公司了。”1949年9月29日，就在建国前夕，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注册。

香港企业公司的业务是进出口，隶属于华东局，人员多来自山东，出口青岛啤酒是主要工作之一。创办人不详，可能是张林发（又名宿汉池）和谭庭栋。并入“港管委”前由张云啸负责，后期负责人有杨林秋、徐鹏飞、乔中平。

永大公司是青岛的公司，经营土特产，初期的负责人是王维、励星南、吴金铭，后来是宋镐、唐群。

联合行属于南北行，隶属于华南局，经营杂货，兼做贸易。负责人李文浩。

南新制药公司（英文名称：Nam Sun Trading CO.）的负责人为周康仁、何平，隶属于华南局，业务以药品为主。

安达公司的负责人是庄世平，前面已经介绍过。

这些公司和机构都很小，但是，能量很大，几个人就能做惊天动地的事情，甚至能改写历史。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地方公司全部交给中央办公厅统一管理，干部由华润“港管委”统一调配，此时各公司还保留了原名称；在香港，这些公司都作为“港管委”的下属机构，由“港管委”安排进出口贸易等活动。

回到香港，杨琳和李应吉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中央决定，并重新调整了干部配备，石志昂等又一批懂经济的干部调回国内，支援各地新政权的建设工作。

那段时间里，机构变动和人事变动很快。为了加强管理，华润公司加强了员工学习制度，华润公司和新并入的公司员工都要学习国际贸易知识和大众哲学。丘文敏曾回忆过这段学习经历，他从小生活在海外，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虽然忠于党，也不怕牺牲，但是政治理论水平不够高，通过学习，大家的觉悟得到提高，认识到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对外贸易和统战工作。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华润逐步确立了外贸经营的主导方式，这些方式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中国对资贸易政策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要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现代化国家，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进口物资和技术，外汇收入主要靠地处香港的华润公司。正是通过香港这扇大门，经过华润公司和全“国外贸系统的共同努力，我国才打开了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通道。

我国出口商品的流向，一是香港及东南亚国家，二是通过香港转口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解放初期，转口贸易量还比较大，比如，1949年华润向英国出口了100万吨东北黄豆。我国的黄豆含蛋白质成分较高，美国等国家的大豆含油量较高，因此，我国的大豆在世界市场上一直很畅销。

1950年3月5日《大公报》报道：猪鬃经港输出，去年三万六千余担，运销美国三万一千余担。

美国通过四川畜产公司的古耕虞向华润购买了400万美元的猪鬃。

为了保证大豆、猪鬃的出口运输，华润一次租用轮船达20艘。租船工作当时由舒自清负责。

20艘轮船满载着我国的出口产品运往西方国家和日本，又从那里买回我国所需要的物资。

本章几次提到四川畜产公司。

1949年10月4日，开国大典后刚刚三天，周恩来会见四川畜产公司经理古耕虞，乔冠华在座。古耕虞对周恩来说：“我想把我的公司全部交给国家。”

四川畜产公司的业务以出口猪鬃为主，在英国、美国影响很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猪鬃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80%，美国进口的猪鬃70%以上是该公司的“虎”牌猪鬃。在作为替代品的“尼龙鬃”出现之前，猪鬃用途很广。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四大家族曾觊觎古耕虞的企业，逼他就范，古耕虞机智应对，硬是在商场上打败了对手，保持了猪鬃大王的地位。

1947年起，自从东北根据地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东北地区的猪鬃全部由政府收购，由华润代销，古耕虞的业务逐渐萎缩。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古耕虞，亲眼看到了新政权的伟大，也看到了华润公司的力量，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公司交给国家。他在国外的商业网络很有价值，四川畜产公司在香港、英国、美国都有分公司。

1950年4月13日，陈云向中共中央作报告，建议把四川畜产公司并入中国猪鬃公司，这样做是“公私两利的”。可以说，这是我国外贸领域实施统购统销后，第一个公私合营的范例。

此后，四川畜产公司的货源来自华润，猪鬃出口价格接受华润的指导。四川畜产公司香港分公司的经理调进华润，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参照华润标准。

此时，新中国还没来得及提出对民族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政策，然而，第一个公私合营的范例就这样产生了。这不能不说是大势所趋。

古耕虞

古耕虞是一位善于“下绊子”的高手。他左一绊，右一绊，几十年不知绊倒了多少高手。但是奇怪的是，很多人被他绊倒了，还对他感激涕零，感恩戴德。

古耕虞做的到底是什么生意呢？不值一哂，他做的是猪鬃，换句话说，就是猪毛。

猪肉相信大部分朋友都吃过，因为吃猪肉而能关心到猪毛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四川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农产品，就是生猪，直到现在，四川省每年的生猪出栏量仍居全国第一。古耕虞是四川重庆人，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乃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门。古耕虞自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

当然四川包括重庆做猪鬃生意的人不少，古耕虞这位猪鬃商人却有些不同，他是先去读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再返回重庆做猪毛生意的。他会说英语，而且极其流利，这在当时的四川猪鬃商人中可谓出彩，属天字第一号。所以，别的猪鬃商人只能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打转，古耕虞却从一起头就将眼光瞄准了国外市场，主要是英法德和美国，所以别人的猪鬃一斤只能卖出一斤的价钱，古耕虞的猪鬃一斤却能卖出五六斤甚至十来斤的价钱。所费力气一致，而收入相距悬殊，最后结局也悬殊。

在古耕虞富贵发达的道路上，有几起关键性的事件，或者说精彩的商战，颇为引人瞩目。商战中充满了机关、陷阱和埋伏。在你来我往的攻防作战中，最后总是以古耕虞的胜利而告终。其中最出名的一件事是“老虎战飞熊”。在古耕虞的鼎盛时代，猪鬃是中国比较大的一宗土产出口物资。财富效应引起了许多人的瞩目，古耕虞天天大斗量金大秤称银的生意也让侪辈眼红，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朱文熊的人。

朱文熊是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妹夫（张公权还有一个妹夫叫徐志摩）。朱文熊人颇具才干，学贯中西，谙熟国际贸易，说得一口好英文。有人说朱文熊是一头飞熊，非同凡响。猪鬃这门生意也引起了朱文熊这只飞熊的注意。朱文熊跑到重庆注册了一家公司，名字叫做合中，注册资金是500万元。从注册资金上看，合中公司是古耕虞“古青记父子公司”资金量的10倍以上，加上朱文熊的背景和靠山，所以，不约而同，大家认为古耕虞在这场争斗中必输无疑，没有人认为古耕虞有一丝取胜的可能。

古耕虞自己倒是比较冷静。他使出了两招。

一招叫做示假隐真。当朱文熊入川的时候，古青记父子公司就装做很害怕的样子，马上就将猪鬃的收购规模缩小了，一段时间甚至完全停止了收购。从表面上，对方一看，哈，古家父子害怕了，担心货会砸在手里，连收购都不敢收购了，从而在心理上就对古家父子瞧不起，放松了警惕；

第二招，暗渡陈仓。朱文熊是外省人，川人自古就有内部抱团的习惯，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袍哥、哥老会等等，都是川人抱团的产物。在生意上，川人也喜欢互相帮衬。古耕虞就利用这一点，加上朱文熊财大气粗，自恃有来头，平时颐指气使，一副很瞧不起人的样子，让很多人瞧着就心生反感。

在这种情况下，古耕虞利用熟悉业内情况，与各位业主关系都不错的优势，让他们将二等货统统卖给朱文熊，而对于一等货，他悄悄提高了收购价格，暗中收购。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收些二等货、三等货加上自己淘汰出来的劣品，派人悄悄卖给朱文熊，朱文熊根本就毫无察觉。这样，朱文熊非常顺利就收购到了几千箱劣等猪鬃。因为古家父子平时向国外出口猪鬃都用“虎”牌为标记，朱文熊还给自己的出口猪鬃也起了个响亮的品牌，叫做“飞虎”，力图压倒古家父子。

几千箱猪鬃运到伦敦，因为古家父子毫无动静，朱文熊认为古家父子已被自己声势所吓倒，不敢再做猪鬃出口生意了，所以认为自己是独家买卖，于是一开口就向英商要了一个超高的价格。其实这时古耕虞也已将自己的货悄悄运到了伦敦，货虽不多，但都是上等的好货。他就等着朱文熊开口出价呢。

结果朱文熊一出价，古耕虞就从幕后站了出来，也报出了自己的价格。价格不低，古耕虞是商人，能赚的钱绝对不会不赚，但低于朱文熊的报价，加上货好，一下子就将朱文熊置于了尴尬境地。两相对照，谁的货好，谁的货差，高下立判，偏偏劣等货比优等货要的价钱还高，那肯定是人品有问题。英商大哗，纷纷要求朱文熊退货索赔。按照当时英国法律，只要买主能够提出足够理由，证明受到货主欺诈，就可以要求全部退货，并由卖主赔偿买主在交易中的一切损失，赔偿额一般会达到交易总额的30%以上。

经这样一折腾，朱文熊的货也不可能在英国再卖。按照英国法律，这些被退回的货物必须限期离境，运回国又是一笔费用，加上损耗，朱文熊被搞得焦头烂额，只好寄希望于商会仲裁，希望通过商会仲裁，能够重订货价，再辅以部分赔偿，能将这件事尽快了结。

因为按照当时英国法律的规定，如果货主愿意赔偿的金额超过货物售价的12.5%，而买主又愿意接受，那么，交易就可继续进行，而不必非走退货一途。

不料，商会派出的仲裁员又是古青记父子公司过去在英国的代理，这一来，朱文熊算是彻底失望。走投无路，只好腆颜求助于古耕虞。

这正是古耕虞期望的结果，也是他预料中的结果，这一切本都出自他的一手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古耕虞借着朱文熊大舅子的请托就坡下驴，表示愿意出面替朱文熊解决问题，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朱文熊完全放弃猪鬃生意，不再经营猪鬃生意。朱文熊接受了古耕虞的条件，两人讲和。古耕虞将朱文熊在伦敦的货全部接了下来，经过重新整理，分级出售给英商，又大赚了一笔。这档生意，古耕虞借着朱文熊的要价，先跟着赚了一笔高价，随后通过接手朱文熊的货物，又赚了一笔，等于是朱文熊出本钱，任辛苦，他来坐享其成，不必付任何操劳，不付一文钱代价，不承担任何风险，逍遥自在空手套了朱文熊这只白狼。

这就反映出一个问题，朱文熊财大气粗，是国际贸易的行家，但国际贸易涵盖甚广，朱文熊可能百样通，却偏偏不通猪鬃这门土货。就是那句话，隔行如隔山，一个人其实不可能样样精通。这句话天天有人在讲，可是天天还是有人在上当。朱文熊这个亏吃得实在有些不值，他只要请一个懂行的人替自己把关，就不可能出现以次充好的问题，也就不会有随后的一系列尴尬，弄得如凤凰落草。如果说川人抱团，在四川请行家里手不好请，天下懂得猪鬃这门生意的并不只有四川人，当时江西、湖北、湖南都有不少人在做这门生意，只要肯出相应价钱，请个把懂行的人好请得很。还是那句话，朱文熊目中无人，忘了“进山先问路”这句老话，吃亏上当在所难免。可笑的是，现在不知有多少投资者还在继续走朱文熊的老路，蹈朱文熊的覆辙。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古耕虞一生中发生甚多。古耕虞是一位善于“下绊子”的高手。他左一绊，右一绊，几十年不知绊倒了多少高手。但奇怪的是，很多人被他绊倒了，摔得鼻青脸肿，甚至半身不遂，还对他感激涕零，感恩戴德。这正是古耕虞最高明的地方。古耕虞使绊子一般遵循这样的程序：设绊子→引诱对手上钩→对手跌倒→将对手扶起来。经过这样的程序，莫名其妙他就成了你的恩人，尽收其利而点滴不受其害。所以，我们看电影，看电视，里面那些商界英豪“坑”了别人后，他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别人，他是如何“坑”你的，他如何设埋伏，挖陷阱……惟恐对方恨自己不深。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生意人。做生意是为了求财，不是为了斗气。一个人要是蠢到这个份儿上，没有敌人去树敌人，能化解的敌人偏要弄成深仇大恨，在生意场上一定不会有好下场。近几年国内企业界流行讲“中国式管理”，像古耕虞这样，可称为“中国式商战”，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商业智慧和商业幽默感。

通过做猪鬃生意，古耕虞在解放时清点个人资产，达到了数千万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古青记”的猪鬃作为军事必需品成了各同盟国的抢手货。

国民政府为统一管理猪鬃的出口在抗战期间出台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同时成立了四川畜产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

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古耕虞号召民间企业家，一方面服从大局，低价上缴自己手里的猪鬃，让利政府，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人脉，打造猪鬃出口的多种渠道，为国家换来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根据数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5年，中国收购到猪鬃8万多公担（1公担 = 100公斤），出口创汇约3000多万美元，以黄金折价估算，这笔钱价值现在的10亿多美元，为战争胜利争取了巨大的物资支持。

就连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夸赞古耕虞：为抗战立了功, 是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古耕虞兢兢业业的守护着自己的猪鬃事业，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主动提出将所有家产以及“虎牌”商标无偿交给国家使用。

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周总理在中南海的家里接见了古耕虞。见面时，周总理直接提出希望他能全权主宰中国猪鬃公司，为新中国的猪鬃事业添砖加瓦。

后来谈到为什么要将家产无偿交给国家，古耕虞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自当以国士报之。

直到五十年代，新中国仍然借助古耕虞的影响力，继续出口猪鬃到欧美，换取了宝贵的外汇，有力的支持了新中国的建设。

之后，古耕虞又出任了中国畜产公司总经理、中国土畜产公司顾问等职位，直到2000年过世。

（1）《红色华润 (中华书局出品)》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

（2）《“下绊子”高手的生意人生》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