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俄国东正宗教会的传教活动主要面向两类群体，一类是叛离正统的分裂派和各类基督教教派信徒，另一类便是信仰非基督教的“教徒”。因此，除了旧教徒和教派分子，以信仰伊斯兰宗教为主的北高加索山民是官方教会的重点传教对象。

征服北高加索后，俄国一直对教徒反抗势力心有余悸。

沙皇机构认为，伊斯兰传教活动在山民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加强，这对俄国统治该地区极为不利。

正因如此，俄国统治阶层一直主张通过宗教传播来同化这些教徒，以建立统一的俄罗斯文化空间，维护帝国边疆的稳定。

这种传教政策同时伴随着普及俄罗斯教育、推广俄语、限制土著文化等举措，构成俄国统治各边疆异族人的俄罗斯化政策。

在高加索众多山民中，俄国将奥塞梯人视为东正宗教的重点传教对象。早在17世纪，沙皇机构开始着手加强与奥塞梯之间的联系。

对于俄国而言，控制奥塞梯无异于掌握高加索地区的命脉。

在当时的条件下，宗教传播相比于军事征服更具可行性，且有利于加强俄国在奥塞梯地区的影响力。

教会活动的展开意味着俄国文化输入和奥塞梯人基督教化的开启。

奥塞梯人是生活在高加索中部地区的古老民族。

公元1—2世纪，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阿兰人闯入北高加索地区，在与萨尔马特人的对抗中取得胜利并逐渐占领了北高加索山麓平原至库班河上游地带。

阿兰人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成为奥塞梯人的祖先。

蒙古入侵后，奥塞梯人的居住领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城市被摧毁。奥塞梯人被迫向其他地区迁移。

蒙古统治结束后，奥塞梯人的生存范围主要是大高加索山脉北坡的达利亚尔、库尔塔津、阿拉吉尔、季戈拉四个峡谷地带以及南坡的一些小峡谷。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

奥塞梯人传统上受格鲁吉亚教会影响而信仰基督教。

在经历外族入侵和伊斯兰传播后，奥塞梯人的基督教信仰遭到破坏。

一些奥塞梯人改信伊斯兰宗教，其余的奥塞梯人虽然自称为基督教徒，但遵循的基督教仪式和宗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多神教色彩。

比如，奥塞梯人在举行祈祷仪式时往往要用牛羊肉来进行祭祀。

救世主耶稣、圣母玛利亚和天使等宗教形象在奥塞梯人的概念中与多神教的神明混淆不清。

而且，当时奥塞梯地区没有神甫等正统的东正宗教神职人员宣传教义，普及东正宗教思想。

1739年贝尔格莱德和约签订后，卡巴尔达地区成为俄土之间的“中立地带”。

奥塞梯人在克里木汗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势力包围之下选择投靠俄国沙皇。

1743年，奥塞梯人在给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中写道：我们被挤压在山区深处生活，这里空间狭小，没有可播种粮食谷物的耕地，更别提用于饲养牲畜的食料。

此外，奥塞梯人希望与北高加索哥萨克之间保持贸易联系，这使他们不得不向俄国寻求帮助，指望沙皇机构准许他们自由通行于俄国边界地区尤其是基兹利亚尔和阿斯特拉罕。

虽然，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压力下俄国难以实现对奥塞梯人的统治，但奥塞梯地区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迫使沙皇机构想方设法增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奥塞梯人所在的达利尔大峡谷是通往外高加索的交通要道，控制这一地区便意味着掌握了整个高加索的“命门”。

高加索山脉把南俄同俄国人从教徒那里夺得的格鲁吉亚、明格列利亚、伊梅雷蒂亚和古里亚等富饶的省份隔开。

这样，这个庞大帝国的脚就同身子分开了。

只有一条可以称为道路的军用通道，从莫兹多克蜿蜒经过达利亚尔峡谷隘口，通往梯弗里斯。

由此可见，这条军事通道对于俄国而言至关重要。

沙皇机构最初选择借助东正宗教会完成对奥塞梯地区的渗透，在这过程中，格鲁吉亚教会成为沙皇最有力的助手。

1722年，俄国征服了杰尔宾特城。1732年，卡巴尔达封建主宣示效忠沙皇。1758年，顿河部分哥萨克和射击兵向捷列克河沿岸迁移。

以上这些标志着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势力日益强盛。

从18世纪中叶起，俄国开始加强在奥塞梯地区的宗教宣传活动。

1743年，格鲁吉亚大主教约瑟夫和莫斯科兹纳缅斯克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尼古拉上书伊丽莎白女皇，提出奥塞梯人渴望皈依东正宗教信仰，但却苦于无处获取教义，更没有东正宗教神职人员为他们主持宗教仪式。

奥塞梯人每日只能望天祈祷。这两位高级神职人员恳请女皇下令在奥塞梯地区建立东正宗教委员会。

1745年，修士大司祭帕霍米、赫里斯托福尔与尼古拉两名男修道院院长、一名修士司祭和一些僧侣们被派往奥塞梯地区。

在俄国教会和格鲁吉亚教会人员的努力下，一个名为“奥塞梯会馆”的特别传教团体在北高加索成立。

起初，该组织的主要传教地点为基兹利亚尔和莫兹多克。

1752年，“奥塞梯会馆”更名为“奥塞梯神学委员会”。该委员会领导由格鲁吉亚的修士大司祭担任，圣主教公会负责为其提供财政支持。

1764年，莫兹多克城创办了一所神职学校，为皈依东正宗教的奥塞梯孩童提供神学教育。

当时，莫兹多克地区至少有200人皈依东正宗教，当地设有教堂。

1746—1764年间，有2085个奥塞梯人皈依东正宗教。

1769年，奥塞梯神学委员会领导被卡巴尔达教徒杀害，该组织也因此而解散，这一时期的委员会通常被称为“第一奥塞梯神学委员会”。

在当时的俄国和教会人士看来，第一奥塞梯神学委员会的传教活动并不成功。

因为当时奥塞梯人皈依东正宗教往往流于形式，神职人员为追求效率，在给奥塞梯人施洗问题上敷衍了事。

更重要的是，神学委员会引导奥塞梯人信仰东正宗教并非通过讲述教义、宣传思想等宗教形式，而是通过物质奖励等世俗方法来吸引他们。

例如，委员会规定只要是愿意接受东正宗教洗礼的奥塞梯人将得到8俄尺布匹和50戈比的奖励，女子则会额外获得镜子、剪刀等手工工具。

一些奥塞梯人为了取得更多奖励甚至通过改名换姓乃至搬迁至其他地方以实现多次受洗。

这种状况导致奥塞梯人虽然接受了东正宗教，但对该宗教的教义和规则等一无所知，因而无法树立东正宗教信仰在他们心中的神圣地位。

尽管奥塞梯神学委员会所取得的成效甚微，但毫无疑问，东正宗教传教活动加深了俄国在奥塞梯人中的影响力。

沙皇机构决定继续在奥塞梯地区开展传教事业。

第一委员会的失败使俄国意识到需对传教组织加强管控，并用俄国教会人员取代格鲁吉亚神职人员的位置。

1771年，新的神学委员会成立，该组织由俄国教会大司祭阿法纳西•列别捷夫任领导。

委员会成员包括4名神甫、3名辅祭、5名教堂服务人员和1名翻译。

为此，俄国圣主教公会专门出台了一份《实施条例》，对奥塞梯神学委员会的东正宗教传教活动作出规定。

比如，神职人员在布道过程中必须向当地人传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教规。

神职人员不得向当地人透露其是受命被派至此地，而应该表明他们来到这里仅仅是为向当地人传授救赎之道的善意之举。

大司祭阿法纳西•列别捷夫在莫兹多克城供职，

其职责包括教导并监督已皈依东正宗教的奥塞梯人等山民遵守教规教义。

委员会的其他神职人员则需长期驻留在奥塞梯地区。此外，列别捷夫还需亲自前往奥塞梯地区视察并指导工作。

但是，列别捷夫视察的行程路线和时间安排则需听从基兹利亚尔要塞司令。

这条规定很明显是考虑到委员会领导的人身安全，毕竟当地军事将领充分了解山民地区的状况局势，可以避免巡视过程中出现意外。

重新建立的奥塞梯神学委员会无论是人员构成还是职能规范均有很大改善。

1774年俄土签订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后，整个卡巴尔达地区归并俄国。

1785年，高加索总督区成立，这时俄国在捷列克河至顿河下游的高加索军事防御线也得到完善。上述事件大大促进了奥塞梯地区东正宗教的传播与发展。

据统计，1771—1792年间，在奥塞梯委员会的努力下，共有6057人皈依了东正宗教。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皈依东正宗教的人中有不少奥塞梯封建领主和上层贵族。

比如，奥塞梯王公库巴季耶夫在赫尔松接受洗礼并改名为亚历山大，其教母正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1771年奥塞梯神学委员会改革后，当地基督教受洗率得到提升。

到1782年，年平均受洗者为308人，1774—1780年间年平均受洗者为340人。

这种情况不仅与委员会中俄国神职人员取代格鲁吉亚教会人士有关，同时也受到卡巴尔达并入俄国后当地局势变化的影响。

即便如此，奥塞梯委员会的传教工作依旧未达到沙皇机构的预期。

实际上，在两次奥塞梯神学委员会活动时期，受洗总人数尚未达到一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奥塞梯人。而这些皈依东正宗教的奥塞梯人数还未超过其总人口的10%。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教会管理的薄弱性。

18世纪下半叶俄国尚未在北高加索建立完善的教会管理体系，当地宗教事务之于俄国教会显得鞭长莫及，因此奥塞梯委员会的传教活动得不到有效的管控和监督。

其二，北高加索地区局势的复杂性。

尽管俄国夺取了卡巴尔达等地的统治权，但高加索大部分地区仍然受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控制。

奥塞梯地区位于高加索的中心地带，宗教和贸易往来频繁，难免不会受到伊斯兰宗教等其他宗教的影响。

其三，传教理念尚不成熟。

奥塞梯委员会没有形成明确的传教宗旨、有效的传教方法及完善的组织机构。

传教人员也未受到系统严格的业务培训，对当地民族的历史文化了解不足，这些都是限制奥塞梯委员会传教活动的重要因素。

1793年，奥塞梯神学委员会被撤销，俄国成立莫兹多克-马扎尔副主教区。修士大司祭盖伊成为该副主教区负责人。

为了更好地在山民中传播东正宗教，圣主教公会给盖伊主教下达了特殊指令。

其中除了应继续遵守1771年奥塞梯神学委员会制定的准则外，还包含以下特殊情况：如果主教认为需要采取委员会规章中未明确要求的措施来进行传教时，主教需提前向圣主教公会请示。

该指令中还提醒盖伊主教注重对奥塞梯地区古老破旧教堂的翻新和修复工作，必要时还需修建新教堂。

盖伊需尽量让这些教堂的神职人员由当地人担任，优先从莫兹多克奥塞梯学校中选拔。

该学校的优秀学生可派往阿斯特拉罕神学院深造。

必要时，盖伊可以在提前告知圣主教公会及阿斯特拉罕省长古多维奇后去改信基督教的村落视察慰问。

主教盖伊还在莫兹多克建立主教公署及修道院。

此外，盖伊为整顿神职人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尤其是酗酒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他曾在一个村庄看见一位喝醉的神甫，于是让这个人向他严格保证后不再犯，否则就取消他的教职并让他去服兵役。

随着在莫兹多克设立主教职务后，这个城市的意义也愈加重要。1794年，莫兹多克已有3座东正宗教堂和2座亚美尼亚教堂。

除了作为神职人员管理教区事务，盖伊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有关奥塞梯人的学术教育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例如，他在教会斯拉夫文字——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编写了奥塞梯语字母表，并在编写教义问答手册时使用这些字母。

1797年5月，以奥塞梯语编写出来的教义问答手册出版。

当时在喀山神学院读书的奥塞梯知识分子为此书的出版贡献良多。

这本书曾经失传很久，最后在1920年莫兹多克教堂档案资料中有40册被发现。

该书奠定了奥塞梯语言文化的基础。

1799年，存在了仅6年半的莫兹多克主教区被取消。圣主以及教公会给出的理由是该教区教堂数量稀少。

不过，这并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当时莫兹多克教区已有75座教堂，其中包括2个大教堂、53个堂区教堂和20个祈祷堂。

虽然教区神职人员规模尚不够庞大，但人数也已超过160人。

从此，该教区所有的教堂和神职人员都归阿斯塔拉罕主教区管理。盖伊也被调往奔萨担任主教。

为了使在高加索山民中开展东正宗教传教活动显得更加“名正言顺”，沙皇机构将传教活动冠以“基督教复兴”的名义。

北高加索地区有着悠久的基督教发展史。

从耶稣使徒在黑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传教到拜占庭帝国和格鲁吉亚教会的影响，北高加索许多土著民族的祖先曾经信仰基督教。

基于这样的事实，俄国统治阶层将同化土著山民的政策描绘成帮助他们恢复曾经基督教信仰的目的。

“基督教复兴”这一概念在19世纪已经被学术界使用。

按照萨文科的观点，基督教复兴是一种思想理论或学说，也是教会、国家和社会团体针对“曾经的基督徒”制定政策和组织活动的方式方针。

高加索总督巴里亚京斯基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者，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沙皇机构在19世纪60年代初成立了一个以恢复高加索山民基督教信仰为目的的传教组织——高加索东正宗教复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