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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博古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早年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1925年5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里先后发生了工人罢工的斗争，日本和北方军阀对此进行了暴力镇压，发生了流血牺牲事件。
事情发生后，两千多名学生在上海各公共租界马路上展开宣传讲演，一百多名学生被逮捕关押。随后，近万人围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而英国的巡捕向群众开枪，造成了不少伤亡。
此后，相关的屠杀还在上海及其他地方持续进行，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大城市、县镇纷纷作出反应，举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
在全国反帝爱国运动高潮中，博古也参加了这次的五卅运动。这一年年底，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博古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学习。根据俄语的发音，他给自己取了个“博古诺夫”的俄文名字。后来回国后，他干脆就以“博古”作为自己的名字。此后，博古这个名字便叫开了。
在苏联留学期间，博古认识了一个未来与他的命运紧密相关的人——王明。
王明比博古年长3岁，早期的政治地位比博古高，斗争经验也更丰富。博古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王明已经是中大秘书，并实际上控制着中大支部局。
于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博古基本上就成为了王明的追随者，而王明在两人的关系中也基本处于主导地位。
1929年3月，王明回国，主要做起了宣传工作，1930年5月，博古回国。当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
王明原本是“李立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但随着两人在一些理论观点上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王明便找到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共同商议反对李立三的路线，并与其展开了一场争论。
王明等人被扣上了“右派”等帽子，他也被撤销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并让他留党察看6个月，博古、王稼祥等人则被严重警告。
1930年9月开始，“立三路线”遭到了批评，共产国际也指责其是错误路线。中共党内领导层再次面临新的危机，但这也成为了王明上台的契机。
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王明一上台，便立即提拔博古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后，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革命根据地受到破坏，白区的党组织发展也受到影响。
1931年，由于中共需要派一个负责人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是，王明再次来到了苏联。
然而，离开根据地前，为了保证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能够继续执行，王明特意做了安排，指定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人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担任常委，博古总负责。
这一年，年仅24岁的博古乘坐火箭进入了中央领导层，成为了我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而在此之前，他都不是个中央委员。
就这样，在王明的远程遥控下，博古盲目地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的指示，给我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1932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领导人张闻天、陈云等人侥幸逃脱。中共临时中央已经在上海站不住脚了，为了安全考虑，博古决定将中央机关迁移至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
来到苏区后，面对国民党军大举“围剿”我军的行为，博古考虑到自己不懂军事，便将在远东局工作的李德调来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
军事顾问实际上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更没有指挥权，然而，博古却给了李德巨大的军事权力。自从李德参加了中央军委的工作以来，可以说给红军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兵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两个月后死伤无数，兵力锐减。中央红军最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长征之路。
虽然博古在苏区的时候没能领导好党中央和红军队伍，但他却在这一时期救下了未来有大作为的两人——胡耀邦和萧华。
1933年，蒋介石下令百万大军进逼中央苏区，双方展开了激战。战斗中，国民党的炮弹甚至都落在了瑞金。这些炮弹中，有些落地后就炸开了，但有些却成了哑弹，毫无爆炸的动静。
虽然没有爆炸，但这些哑弹依然很危险。为了不让战士们靠近或触动炮弹导致爆炸受伤，李德曾下令“不准任何人靠近这些炸弹，违令者一律枪毙。”
之所以下达这条命令，除了要保护战士们的安全外，还有一点，红军的兵工厂想要拆开这些哑弹，研究一下炸弹的原理和构造，以便在未来能够在自己的兵工厂里制造这些炸弹。
然而，当时瑞金的很多干部、红军战士们都是一些鲜活的年轻人，他们对这一切充满了好奇，命令并不能够阻止他们对炸弹的兴趣。
于是，一天晚上，趁着夜色掩护，胡耀邦、萧华悄悄地来到了炸弹边，正准备仔细观摩时，看守处的同志们却发现了他们。
两人见状，二话不说立即逃跑，毕竟被逮到是要枪毙的。不过，没跑多久，他们便先后被抓。保卫处的战士们准备将他们押往刑场执行枪毙的命令。
两人没想到，好奇心真的能害死人。正当他们绝望时，却被偶然路过刑场的博古看到了。博古见二人很年轻，还是个孩子，便好奇地问道：“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杀他们？”
看守处的同志们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讲给了博古，博古听后，伸手制止了他们，说道：“算了吧，他们还是小孩子，枪毙什么嘛。”
虽然李德曾下过命令，但博古认为小孩子有好奇心做出这样的举动很正常，况且，他们也没有给党组织带来损失。这也不算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错误，至于李德下令枪毙那更多也是为了警告大家，组织并没有明确下达文件。
博古讲组织纪律在党内是相当有名的，就连毛主席都曾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不过，就是这样一位讲究组织纪律的人，却制止了枪毙两个违反命令的同志的行为。而胡耀邦和萧华也在日后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个成为了总书记，一个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博古的确犯过错误，给党组织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同样也做过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帮助过很多同志。
此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受到批评的博古多次认真作了检查，承认了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相比于博古的态度，王明则与之截然相反，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还要批评中央不考虑跟国民党改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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