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由所出，已基本具备了代汉的条件，但他却未行代汉之实，“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一语，表明曹操有让其子代汉之意。曹操逝后曹丕完成其父遗志，代汉建魏，这是曹丕一生最大的成就。但学界对曹丕的研究多侧重于他的文学成就以及与曹操、曹植的对比上，很少有人对曹丕以受禅方式代汉的意义和影响进行论述，更鲜有学者把曹丕代汉与王莽篡汉进行对比研究，而曹丕通过禅让代汉与王莽篡汉和传说时代的禅让都不同，他第一次完成了古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确立后的第二次最高权力的非暴力传递，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一、储位之争
曹操对继承人的选择极为谨慎，曹操诸子多文武双全，在最具条件的嫡长子曹昂和他最喜欢的曹冲早亡后，卞夫人所生的曹丕、曹彰、曹植三人都有继承的资格。曹彰好武，曹操认为他只有匹夫之勇，曾批评他说：“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故最终继承人的选择实际上在曹丕和曹植两兄弟之间进行。
（一）曹植在立储中的优势。
曹植在储位之争中有很大优势。首先，曹植才华出众，深受曹操喜爱。《三国志·陈思王植传》称曹植“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曹操对他很宠爱，并称他最能成大事，“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故曹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立曹植为太子的打算，“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
其次，曹植有很高的政治才能。一提到曹植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忽视了他的政治才能，事实上曹植很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才能，只因他没有实现政治抱负，文学成就又极高，故政治才能被忽视了。鲁迅先生曾说：“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
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鲁迅认为曹植活动的目标在政治方面，而不在文学上，但是政治上却不得志。曹植自己也多次表明其建功立业之志，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曰：“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曹植的目标在政治方面，他想要建永世之功，而不是以文章为勋绩。他在《求自试表》中说：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而顾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脱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大和也。……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鼎钟，名称著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
他想西灭违命之蜀国，东灭不臣之孙吴，最终“以致大和”，为自己不能像其他忠臣义士一样为国献身，名垂史册而叹息。从曹植的多次上表中可知，他在对用人、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很系统完善的见解，只因曹丕和曹睿一直对他有戒心，不肯采纳他的建议，才使得他政治上不得意。
其三，曹植亦有争储之意，有不少支持者，声望很高。“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脩等为之羽翼。”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可见，曹植深受曹操偏爱，再加上自身才能以及一部分人的支持对曹丕的太子之位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二）曹丕的太子之路。
1. 长位之优。
曹昂死后，曹丕最长，时人很重视立嗣以长的传统。建安十六年，“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而曹操之余子如曹植、曹据、曹宇、曹林等皆为无实权的列侯。
曹操很多下属都坚持立嗣以长，认为该立曹丕。如《三国志·毛玠传》载：“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玠密谏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后群寮会，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 ：‘ 此古所谓国之司直 ，我之周昌也。’”曹操宠爱曹植，毛玠以袁绍、刘表舍长立幼之祸为鉴，劝谏曹操宜立居长的曹丕，对曹操立储有很大影响。另一谋士崔琰也拥护居长的曹丕，甚至声称愿意以死拥护，《三国志·崔琰传》载：“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曹操因为曹植之才而喜爱他，并有立为太子的打算，但又有所疑虑，故密访下属，崔琰坚持立嗣以长，同时也对曹丕仁孝的美德表示赞赏，坚定不移的支持曹丕。
从众人劝谏曹操立储以长可知，当时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并对曹操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长位是曹丕得位的一个重要资本。
2. 礼贤下士。
曹丕善于团结曹操部下，对曹操看重之人皆以礼待之、虚心请教、极为恭敬，故得到了许多曹操部下的大力支持。
张范、邴原两人皆曹操所重，建安十一年，曹操征高干，令曹丕和张范、邴原留守邺，曹操嘱咐，遇事要向此二人请教。曹丕对此二人极为恭敬，《三国志·张范传》载：“太祖征伐，常令范及邴原留，与世子居守。太祖谓文帝：‘举动必咨此二人。’世子执子孙礼。”事无巨细皆以咨之。
贾诩、荀攸、荀彧是曹操身边最重要的谋士，曹丕努力亲近他们，或是请教，或是探望，或是礼遇之。贾诩本就支持居长的曹丕，争储过程中曹丕向贾诩请教如何提升自身优势，贾诩以崇德、尽职、孝顺谆谆告之。在曹操问及立储之事时，贾诩直言应立居长的曹丕，长幼不分易引来祸事。《三国志·贾诩传》载：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自曹操起事以来，荀攸数为曹操建言献策，多有奇计，深受器重。《三国志·荀攸传》载：“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称曰：‘公达外愚内智……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曹丕亦极为尊崇荀攸，在荀攸病时亲自去床前探望，“攸曾病，世子问病，独拜床下，其见尊异如此。”
荀彧和荀攸一样也深受曹操赏识，而其子荀恽与曹植相善，曹丕担心荀彧支持曹植，为了争取他的支持，“文帝曲礼事彧。”时人很重视“礼”，曹丕曲礼事荀彧，可见其礼贤下士之心。
对武将也是如此。夏侯氏一家从曹操起事时就一直跟随他四处征伐，是曹操的左膀右臂。曹丕与夏侯氏关系密切，与夏侯渊之子夏侯和、从子夏侯尚关系更近，是所谓“布衣之交。”
《三国志·文帝纪》陈寿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曹丕文武双全，有一定的个人魅力，很多人与他相交，拥护他，这也是他在太子之争中的优势。《三国志·桓阶传》载：“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
《三国志·卫臻传》载：“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贵临菑侯。丁仪等为之羽翼，劝臻自结，臻以大义拒之。”无论是桓阶认为曹丕“德优齿长”，宜立为太子，还是卫臻以大义拥护曹丕，都说明多数曹操下属都愿意拥立曹丕，替他说话，为他定为继承人起了重要作用。曹丕躬身相侍，礼贤下士，最终取得了一大批像荀攸、荀彧、张范、邴原等曹操极为看重和信任之人的支持，更有桓阶、卫臻等原本与他亲善之人 ，这使得曹丕在太子之争中占有巨大优势。
3. 不违子道、后宫贤惠。
曹丕还通过努力取得了曹操的信任和宫人左右的支持。在获得贾诩指点后，曹丕对曹操极为恭敬孝顺，即使随曹操在外征战时也手不释卷，早晚向父亲问安，尽人子之道。史载曹丕“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又《三国志·吴质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曰：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
曹丕在为曹操送行时，听取吴质之计，以“假哭”的方式掩盖了自己文采不如曹植的事实，并表现出了父子情深之状。这比曹植称颂功德更令曹操感动，也更容易取得曹操的好感
母亲卞夫人宠爱曹植，曹丕撰《典论·内戒》阐述后宫妇人对君主的影响，“绍听顺妻意，欲以尚为嗣，又不时决定，身死而二子争国，举宗涂地，社稷为墟。”曹丕被立为太子后卞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 ，故用为嗣 ，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曹丕后宫之人也为曹丕立为太子起到一定作用，文德郭皇后贤惠睿智，常为曹丕谋划。《三国志·后妃传》载：“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
曹操对曹丕长子曹叡的喜爱一定程度上也为曹丕增加了一些优势。《三国志·明帝纪》载：“明皇帝讳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曹操很喜欢曹叡，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这对曹丕极为有利。
综上可知，曹昂、曹冲早逝后，曹操曾有一段时间属意于才华出众的曹植。但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而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在与曹植的竞争中，曹丕终获成功，被立为太子。
二、代汉建魏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死，曹丕嗣魏王位，为丞相；三月，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曹丕一嗣位为魏王就开始筹划代汉事宜，为了逼汉献帝禅位，他精心策划了一场“禅让”表演。先制造舆论，各地不断出现“祥瑞”之事，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夏，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八月，石邑县言凤皇集。”
然后，大臣们纷纷上表请求曹丕代汉。左中郎将李伏上表魏王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殿下即位初年，贞祥众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见。”天降祥瑞、预示着曹丕应登大位，以应天命。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一同进言曰：
自汉德之衰，渐染数世，桓、灵之末，皇极不建，暨于大乱，二十余年。天之不泯，诞生明圣，以济其难。是以符谶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践阼未期，而灵象变于上，群瑞应于下，四方不羁之民，归心向义，唯惧在后，虽典籍所传，未若今之盛也。
但曹丕并未马上接受即帝位的请求。于是侍中刘廙、常侍卫臻等继续奏议曰：“‘汉氏遵唐尧公天下之议，陛下以圣德膺历数之运，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顺灵符，速践皇阼。’王《令》曰：‘当奉还玺绶，为让章。’”又被曹丕拒绝。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一百二十人又不断上书曰：
伏惟陛下应乾符运，至德发闻，升昭于天，是三灵降瑞，人神以和，休征杂沓，万国响应，虽欲勿用，将焉避之？而固执谦虚，违天逆众，慕匹夫之微分，背上圣之所蹈，违经谶之明文，信百氏之穿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众望也。……王《令》曰：“亟为上章，还玺绶，勿复纷纷也。”
满朝文武没有不屡次上书请求曹丕即帝位的，但曹丕一次次表演推辞不受。
群臣不断上表的同时，又迫使汉献帝写禅位诏书，让其表现出主动让贤之状，群臣反复上表，汉献帝一再下诏让贤，最后曹丕才接受了汉献帝的禅位。董卓入长安以后汉家威权已逝，汉献帝自即位之日起就无任何权威，《资治通鉴》载：“献帝非昏蔽而无知也，然终以失天下者，威权去己。”后曹操迎献帝入许，献帝也只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后汉书·董卓传》载：“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
汉献帝密令刘备、董承结天下义士诛曹操失败以后，自知再无回天之力，再无奢望，只顾安身立命。《后汉书·皇后纪》载：“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故汉献帝只是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标志，这为曹丕获得皇权奠定了基础。
汉献帝分别于延康元年十月乙卯、壬戌、丁卯、庚午四次下诏禅位于曹丕。延康元年十月乙卯汉献帝首次下诏禅位魏王，《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
皇帝曰：咨尔魏王，夫命运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来尚矣。……今王缵承前绪，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优远；声教被四海，仁风扇鬼区，是以四方效珍，人神响应，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祇，绍天明命，厘降二女，以嫔于魏。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王其永君万国，敬御天威，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敬之哉！
汉献帝下诏后，曹丕上书辞让：“奉被今月乙卯玺书，伏听册命，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臣前上还相位，退守藩国，圣恩听许……并上玺绶。”之后汉献帝又三下诏书禅位，曹丕则又三次上书辞让。
十月庚午，汉献帝第四次下诏禅位曹丕，《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
庚午册诏魏王曰：“昔尧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犹睹历运之数，移于有虞，委让帝位，忽如遗迹。今天既讫我汉命，乃眷北顾，帝皇之业，实有大魏。朕守空名以窃古义，顾视前事，犹有惭德，而王逊让至于三四，朕用惧焉。夫不辞万乘之位者，知命达节之数也，虞、夏之君，处之不疑，故勋烈垂于万载，美名传于无穷。今遣守尚书令侍中顗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顺天人之心，副朕之大愿。”
在汉献帝四次下诏禅位，群臣多次上表请求下，曹丕终于答应接受汉献帝禅位，“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
曹丕能够顺利代汉，主要得益于曹操为其创造了代汉条件。曹操本有代汉之权，但他未行代汉之实，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曹操虽未称帝但已行汉权，不再看重虚名。正如曹操自己所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其次，曹操在公开场合说过不会代汉，不能自食其言。建安五年，曹操征讨袁绍，陈琳写《檄州郡文》痛骂曹操与董卓无异，实为汉贼。曹操回应一心为汉，无有二心。故曹操不敢行代汉之实，后来很多人劝谏曹操代汉，他都没有答应。《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曰：
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可见，曹操希望代汉由他的子孙去完成，并已为曹丕代汉创造了条件。曹丕建魏后刘备、孙权相继称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国时的割据独立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春秋战国时周天子名义还在，各国同为诸侯国，而曹魏政权是接受汉帝禅位，名义上为正统政权。
三、曹丕代汉后的举措
（一）政治措施。
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后，曹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也算是开明之君。政治上，曹丕实行九品官人法选拔人才；减轻刑罚；禁止外戚、宦官干政，使汉末混乱之政得到好转。汉末士人流散，原来的选举制度无法继续实施，于是曹丕“制九品官人之法”选拔人才。在各州、郡设置中正，由中正按家世、道德、才能对人物高下做出品评，并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用作选官的依据。这在当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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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五年十月，曹丕下令减轻刑罚，诏曰：“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 ，行违其诫者哉 ？ 广议轻刑 ，以惠百姓。”曹丕注意到滥用刑罚和苛政的危害，下诏减轻刑罚以惠百姓。
曹丕政治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吸取汉代教训，禁止宦官和后宫干政，以防止外戚、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延康元年二月，曹丕刚嗣位为魏王就下令“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诸署令只是官秩六百石的小官，没有干涉朝政的资格，宦官干预政治的隐患由此被削弱。黄初三年九月，曹丕又下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后宫不得干政、后族之家不得辅政的诏书意义重大，减少了外戚专权的可能。
（二）经济措施。
经济上，曹丕注意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曹丕继承了曹操的屯田戍边政策，又下诏减轻税收、救济灾民等。延康元年二月曹丕下令减轻租税，“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也。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为便民解除禁止人民进入池苑的禁令，禁止设重税，降低税收。“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饥，遣使者开仓廪振之。”这一系列惠民政策，缓和了汉末战乱引发的社会矛盾。
（三）军事行动与民族政策。
曹丕也有统一天下之志，但是他对当时三国鼎立的形式认识不足，对南方吴蜀的军事行动总体上没有什么建树，四次兴兵伐吴都无功而返。但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归顺曹魏，这主要是曹丕对外实行招抚政策的结果，《三国志·文帝纪》载：
初，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其属来降，王得降书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讨鲜卑者，吾不从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讨卢水胡者，吾不听，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谋而当，有自得之色，见讥李悝。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
曹丕对降者都给以妥当安置，他重抚招降政策的实施使得鲜卑、卢水胡等少数民族率其属来降，使曹魏政权得到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承认。
（四）重视人才。
曹丕建魏后重人才，多次提出亲贤重才的重要性，除了以九品官人法选拔人才外，还重用曹操旧臣。《三国志·何夔传》载：“诏报曰：‘盖礼贤亲旧，帝王之常务也。以亲，则君有辅弼之勋焉，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三国志·朱灵传》载：“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由于曹丕对人才的重视，曹操旧臣多得重用。
曹丕代汉后禁止外戚、宦官干政，轻刑、减税、屯田、赈灾等措施是值得肯定的。他实行的一系列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汉末战乱激化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他重抚用降政策的推行兵不血刃就使得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归顺，为北方的安定发展提供了保障，虽然仍与南方吴蜀成三国对峙之状 ，但北方都在曹魏政权的统一之下。
四、曹丕代汉成与王莽篡汉败的比较
王莽和曹丕都以禅位的方式建立新政权，但是王莽被视为篡汉背负千古骂名；而曹丕代汉成功，开了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禅位易代之先，使禅位成为之后易代的一种重要方式。两次代汉有很多相同之处，然而结果迥异，王莽篡汉后的不当举措使得民怨沸腾，十几年就彻底溃败，而曹魏政权得以几代相传。
两人代汉似有一些相同之处。首先，两人都利用符命说，各地出现“祥瑞”之事，制造顺应天命之象，奠定舆论基础。《汉书·王莽传》载：“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园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曹丕即魏王位之后亦相继出现黄龙、凤凰等祥瑞，已见前述。
其次，王莽和曹丕二人都曾取得文武群臣的“支持”，都是群臣多次上表请求才即位的。《汉书·王莽传》载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庆言。’”又载：“安汉公莽辅政三世，比遭际会，安光汉室，遂同殊风，至于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今前辉光嚣、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同书又载群臣奏议曰：“臣请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王莽篡汉之前的好名声使他获得了群臣的拥护，甚至得到一些刘氏宗亲的支持，被称为周公、伊尹、霍光一样的人物。曹丕亦是群臣拥护多次上书请求，汉献帝多次下诏让贤后才接受禅位。
两次代汉的不同结果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他们的一成一败更有探讨和借鉴的价值。
王莽的失败首先在于内外政策的反复。对内，王莽收天下田曰王田，禁止买卖，多次改革货币，禁用五铢钱，使得内怨于民，《汉书·王莽传》载：“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王莽这些改革实则使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致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
对外，王莽在篡汉之前贿赂匈奴、西羌，制造德化万邦的假象，《汉书·王莽传》载：
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问良愿降意，对曰：“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孰，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 。 从四岁以来 ，羌人无所疾苦 ，故思乐内属。”
王莽代汉前通过贿赂等欺骗手段取得了匈奴等外夷的支持，但是一即位后马上翻脸，开始攻打匈奴、高句骊和“四夷”，使得“四夷”叛乱、“西域自此绝”。最终致使“因用兵而病民，使外夷与中国胥怨者也。”
其次，王莽篡汉时汉祚未绝，尤其在他改革失当后人心思汉。王莽时期所有起兵讨伐王莽的要么拥立刘氏子孙，要么以辅汉为名。如绿林军起义时立刘玄为帝，年号更始，刘玄为汉景帝刘启之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赤眉军所立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之孙城阳景王刘章之后；汉光武帝能够起兵不到三年就登帝位，也与他是刘汉子孙有关。
王莽失败，败在他内外招怨，且汉祚未绝、改革失败后人心思汉。诚如班固在《汉书·王莽传》论赞中所言：
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曹丕取得成功除曹操打下的政治基础之外，还与他代汉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税、免租，赈济灾民和鳏寡孤独者，赢得了民意支持有关。延康元年二月曹丕下令减轻租税，解除禁止皇家园林樵采的禁令，减轻税收，上文已有所述。在对外关系与民族政策上，虽然当时孙吴、蜀汉各自为政，三足鼎立，但是除吴、蜀外北方各少数民族都归附曹魏，承认曹魏政权，皆遣使来朝，孙权亦遣使来献。同时，汉末战乱已二十余载，汉祚已绝。
此外，汉献帝禅位后，曹丕依然厚待刘氏宗室，这是高明的一招。“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曹丕受禅后厚待汉献帝，使其得以平安终老。献帝薨逝后按天子礼仪入葬，《后汉书·孝献帝纪》载：“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相反王莽篡汉后则幽闭年幼的孺子刘婴，“敕阿乳母不得与语 ，常在四壁中 ，至于长大 ，不能名六畜。”不让刘婴与外界交往，甚至不得使人与之说话，致使刘婴不识五谷，不名六畜，这对思汉之人也是一种刺激。
综上可知，王莽篡汉与曹丕代汉会有不同的结果是必然的。后人提及王莽都言篡汉之贼，如《汉书·王莽传》载：“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北史·清河王传》载：“昔王莽头秃，亦藉渭阳之资，遂篡汉室。”《晋书·周嵩传》载：“田氏擅齐，王莽篡汉，……以成篡夺之祸耳。”而对曹丕代汉鲜见指责，多称颂之辞，《北史·牛弘传》：“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晋书·乐志》：“及魏受命……述以功德代汉。”“篡汉”乃指阴谋夺取，“代汉”一词则比较平和。从“篡”和“代”一字之差就可以看出后人对两件事的看法。
曹丕受禅代汉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但并未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如楼劲先生所说：“其为当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头等问题，却未受到近现代学界的应有关注，人们或循石勒鄙之为‘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或如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一九回讥其为‘再受禅依样画葫芦’，要皆归此入权谋厚黑之术而厌弃不顾。”
在曹丕成功通过禅位易代之前，历史上主要通过“汤武革命”的形式来完成易代，虽然传说时代就存在禅让，但在那政治经济文明初始阶段以贤让贤的禅让，并非王朝的更替，故与曹丕的受禅不同；其后战国时燕王哙禅位于其相子之，使得燕国大乱；王莽虽然篡汉建立新朝，但也在数十年间溃败。曹丕代汉建魏后曹魏政权得以数代相承，第一次成功地实践了禅让易代，是对王朝政权合法性理论的发展。
政治合法性指的是国家政权在历史统治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近人所编撰的《辞海·正统》将之归纳为三种：“一是夺取前朝政权，继承国统的合法性；二是剪灭群雄、统一天下的合法性；三是君权至上，继承王统的合法性。”若是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其统治就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拥护。曹丕禅让易代之前，王朝合法性的确立只有《辞海》中的第二种，即汤武革命以暴力剪灭群雄、统一天下。《辞海》中的第三种主要指的是一个王朝内部父死子继或是兄终弟及，是以血缘为纽带。故曹丕成功受禅，肯定了禅代顺天应人，提供了王朝易代的合法性依据。
曹丕以受禅的方式代汉成功后，禅位和“汤武革命”成为两种易代的主要方式。革命形式以暴易暴，易代的同时也造成很大的破坏，暴力革命使得人民流离失所，经济萧条；禅让是上层权利的和平转移，少了一些争斗和战乱，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制度的稳定性。曹丕代汉建魏开了魏晋南北朝禅位易代之头，此后仿此而完成易代的王朝，包括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乃至隋、唐、五代也是如此。禅让易代的成功还践行了天下非为一家之姓的理论，如楼劲先生所说：“（禅让革命这一模式）这就在圣王不再、纲常已立的时代，明确了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行途径。”这或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上的进步。
综上所述，曹丕在争夺太子之位过程中，不违子道、不断提升自己，取得了曹操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尊贤礼士、亲近曹操下属，得到了曹操主要臣僚的支持；再加上立嗣以长的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曹丕最终被立为魏太子。曹操死后曹丕嗣魏王、丞相之位并立即着手代汉事宜，逼汉献帝禅位，完成其代汉之志。代汉建魏后他在政治上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恢复生产、稳定政局、减轻人民负担、招抚北方少数民族，安定了北方政局，保障了最高权力和平过渡的最终完成。这些是曹丕一生中的积极成就。
曹丕代汉是古代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确立后的第二次最高权力的非暴力传递，由于取代依据是“天命”而非其他，在“君权天授”的诠释逻辑中，受禅者拥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其即位后也大多会革新前朝弊政，以示权力的传承确系天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暴力革命带来的社会破坏与社会重建。一次次的禅让——受禅也使得“天命”这一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被不断认同与诠释，受禅者也不得不在“天命”的威压下考量自己的行为，这使得传统政治的运行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制度理性，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政治文明进步。
但正由于以“天命”和“君权天授”诠释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受禅者及其支持群体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合乎“天命”者理应获得最高统治权，故最后是有权力者决定解释的结果。受禅者深明此理，所以其在获得权力后，首先考虑的是防范下一个心怀不轨的有实力者出现。但他们对其面临的体制弊病大多是技术性修补，并不能根绝。因而，曹丕代汉后仅四十多年司马氏就成功代魏。
从曹魏到五代，每个朝代的寿命多在数十年以内，享祚百年以上的王朝仅有唐，在和平禅位背后的权力斗争从不缺乏浓厚的血腥味。所以，诠释本身反而被弱化，真正主导权力传递的是“天命”诠释者的政治实力而非其他，“禅位”实际上带有虚伪的色彩。曹丕登基后司马懿任丞相府长史，曹丕在位七年便早亡，其子曹睿继位，司马懿为顾命大臣，掌握大权。景初三年曹睿崩，曹芳继位，司马懿、曹爽辅政。嘉平元年司马懿诛杀曹爽，一人当权，逐步谋求代曹；嘉平二年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司马昭辅政，司马氏一家专权，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元 266 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仿效曹丕代汉以晋代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