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青丽表示，全球各方应对气候变化，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一方面推动了碳减排等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亦带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革新

文｜《财经》记者 康恺

编辑｜张威 袁满

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重申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努力的承诺。

该声明指出，中美两国支持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的关键目标。两国还争取到2030年各自推进至少5个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项目。此外，两国还同意将更广泛的温室气体纳入现有的2035年气候目标，包括甲烷和氧化亚氮。

在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戴青丽（Deborah Lehr）看来，多年来，中美两国在政府、企业、智库等多种渠道开展气候问题合作，并在制定碳减排计划、推动新能源行业发展、深化绿色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中美携手更有助于全球碳减排。”在IFF国际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期间，戴青丽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根据《巴黎协定》，196个缔约方表示，要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据科学家估测，温度上升一旦超过上述阈值，日益严重的野火、洪水、高温和干旱将超出人类的适应能力。

戴青丽表示，全球各方应对气候变化，既有机遇又有挑战。这一方面推动了碳减排等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亦带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革新。“越来越多的资本争相进入气候投资领域，并有望催生一场‘气候投资革命’。在中国，已看见中外资本对于新能源行业的热情，绿色金融也有所起步。不仅如此，中国正参与全球对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标准的制定。”她说道。

投资研究机构Preqin数据显示，在中国⻛投融资总额下降之际，2022年，包括电池制造商在内的中国电动汽⻋相关初创企业获得了152亿美元的⻛险投资，创该行业最高纪录。2023年，中东资本成为A股的一股增量资金，新能源是一大投资标的。此前，新能源股票一直受到欧洲长线资金青睐。

保尔森基金会在近日发布的《金融科技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案例与展望（2023）》报告中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绿色信贷市场、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截至 2022 年 6 月末，中国绿色、可持续、 ESG（环境、社会与治理） 等方向的公私募基金规模达8821亿元。在制定标准方面，2022 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席主席，牵头制定了《G20 转型金融框架》。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戴青丽，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财经》：在气候变化领域，以您观察中美目前的合作如何？

戴青丽：中美两国政府高层已宣布成立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该工作组在G20框架下运作，将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定期访华，就气候问题在双边及多边层面（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与中国开展合作。

企业层面也有合作。比如国际金融论坛、保尔森基金会与高盛亦创立了工作组，汇聚了诸多美国、欧洲及中国的公司，这些公司着眼技术创新及其商业落地。此外，我们也看到许多中美智库与两国政府合作，就气候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中美携手更有助于全球碳减排，促进全球达成气候目标。

但挑战犹存。首先，“绿色转型”仍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各国对“何为绿色”存在分歧。即便在中国一个国家，金融、能源、工业各界对“绿色”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这带来的结果是，各方在制定绿色转型标准上面临全球性挑战。

其次，如何为绿色转型提供资金。在发达国家，许多国家政府只能为整个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10%—15%的资金，其余必须由企业等私营部门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为复杂，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足够资金，以实现绿色转型。

为应对上述问题，各国应为自然定价。具体而言，就是为清洁的空气、土壤及饮用水定价。这些都是我们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且是人类的必需品，但很长时间都被认为是免费商品。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企业也需要创造性地将树木、蜜蜂或蝙蝠等自然资源转换成资产类别。

《财经》：2024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到来，这将如何影响美国能源转型进程？

戴青丽：某种程度而言，能源转型在美国是一个政治议题，美国大选会对该进程产生一定影响。

美国的经济和商业更多自下而上推动，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更多来自企业，而非政府。从这个意义而言，无论两党何者执政，都不会过多影响企业关于能源转型的创新突破。目前，美国许多公司都在气候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拥有全球领先的创新技术，特斯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美国传统能源巨头亦在能源转型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以推动技术创新。未来，我们仍会看见这些创新不断涌现。

不仅如此，从美国政治制度角度来看，国会也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扮演角色。在美国，国会是最高立法中心。近几年，美国国会提出了诸多与能源转型相关的提案，这与拜登还是特朗普何者担任美国总统无关。这些提案对白宫以及国际机构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政府的影响在于他们更愿意推行的政策，以及他们在关注气候问题的国际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财经》：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目前如何？

戴青丽：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非常出色，其投资总额比美欧总和都要大。2022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达5460亿美元，欧盟为1800亿美元，美国投资额为141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中国光伏、汽车、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在世界领先，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

《财经》：中国新能源股票近期受中东资本广泛关注，同样是欧洲资本的兴趣所在。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戴青丽：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走在前列。不仅如此，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亦推出碳市场、绿色金融及金融科技等工具，以支持能源转型——这些都为深化国际合作提供机会。

中东国家多数是传统能源大国，这些国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需要学习中国的经验，也在挖掘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不仅如此，中国同中东国家的贸易引擎持续发力，2022年双边贸易额已达15年前的4倍，这为中东能源合作奠定基础。

在欧洲，一方面，俄乌冲突令俄欧传统石油、天然气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这使欧盟及其成员国重视其传统能源战略选择。另一方面，新能源一直是其产业政策主要发力点。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了欧洲可再生能源合作的主要伙伴之一。

《财经》：在ESG产品方面，中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学习何种经验？

戴青丽：国际上围绕ESG投资的讨论涉及多方面：如何为其任命董事会成员，确保具有多样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如何推出ESG产品；如何评估ESG投资产生的影响。

首次，评估ESG投资产生的影响，首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何谓ESG。

其次，要关注ESG投资承诺的期限问题。为2050年的减排做出承诺是很容易的，但由于时间跨度过长，很多事情可能发生改变，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目前，我们看到一些公司正重新考虑它们对气候变化与ESG做出的承诺。为保证对ESG投资的承诺，需要围绕气候变化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

在欧美等国，绿色金融已从慈善基金会走向主流，银行的诸多指标都显示了此种变化。虽然目前应对气候问题的大部分资金大都来自政府补贴、政策支持，但企业家仍可获得激励，并开发更多新型解决方案，创造更多投资机会。这将吸引更多资金进入气候投资领域，并形成乘数效应，甚至将引发一场“气候投资革命”。

《财经》：应如何拓展中国碳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可以从欧盟碳市场借鉴什么？

戴青丽：在建立碳市场方面，中国已迈出重要一步。2021年，中国碳市场正式开始线上交易，已纳入碳排放较多的电力行业。一般而言，中国电力行业约占中国总碳排放量的四成。中国碳市场依然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需要非常活跃的期货及衍生品市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收集更多透明的碳排放相关数据，并进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