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8日12时15分，天津海河两岸船只拉响了汽笛声。在哀乐中，人们来为一位卓越的革命家送行，将她的骨灰撒入了河中，这人就是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
赵朴初曾在挽诗中这样称赞邓颖超：“晚岁善恬静，无言如钟杵；时然后一鸣，深入人心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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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生前，没有子女。不过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邓颖超始终牵挂着许多烈士子女，甚至在临别之际，仍然用尽全身力气，呼喊“李鹏”。
都说人之将死，最想见的莫过于自己最亲密的孩子或者亲人，邓颖超心念李鹏，也足见李鹏在其心中是无人可以替代的“知心人”。
那么，李鹏究竟和邓颖超有着怎样的交集呢？要想弄清两家的渊源，还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不是父子的“父子”在中国四川西南部山区的酉阳县，有一个叫做龙潭镇的地方。
19世纪初叶，镇上最出名的就是赵氏家族，其族内以赵登之马首是瞻。
赵登之香火鼎盛，共有5男3女，纯纯的人生赢家。1920年，赵家又迎来了第九个孩子，还是名女婴。
龙潭镇的居民人人崇信“九九长寿”的说法，赵登之因此格外喜欢这个孩子，将其取名为赵世宣。
后来，赵世宣崇拜五哥赵世炎，并沿着五哥的足迹，走上了革命之路。为了革命的方便，赵世宣还改名为赵君陶。
1925年，赵君陶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结识了中共早期革命家李硕勋。两人在多日的交往中，互生爱意，结为终身伴侣。
在上海工作期间，和周恩来多有往来。
彼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稍有不慎就会有性命之忧。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是提着嗓子从事地下工作，因此互相多为生死之交。
“四一二”之后，中共决定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央决定派李硕勋于1931年到广东组建军事武装。
不幸的是，7月7日李硕勋刚登上海南岛，就被特务秘密逮捕，很快便被国民党秘密处死。
李硕勋死前，给爱人赵君陶留下一份遗嘱，嘱咐妻子：“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回家中……死后尸体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叮万嘱。”
在李硕勋的遗书中，考虑的只有妻子和儿子的安危和生活问题。
或许在他诀别前的精神世界里，自己为国家已经尽了全力，唯一亏欠的只有身边的亲人。
得知丈夫离世的噩耗，赵君陶悲痛欲绝。此刻，她为了孩子，离开了江苏，来到了香港隐居。
举目无亲的她也中断了同党组织的联系，便只好擦干眼泪，带着3岁的李鹏辗转回到四川成都的娘家，一住就是七年。
组织是不会忘记烈士子女，只是迫于紧张的局势，一直未能顾及。
等到了1938年底，国共双方因日寇的入侵，再次携手并进，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战线，这才有余力想到了保护烈士子女。
一天，在成都的赵君陶突然接到了组织的来信，说旅馆里有一个客人要来见她。赵君陶带着疑问，来到了旅馆，发现竟然是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
原来，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派，此程前来就是接赵君陶一家去重庆。
毕竟当年是周恩来派李硕勋前去广东执行任务，自己对李硕勋的死也负有道义上的亏欠，是该为李家做些事情。
赵君陶得知来意，流着眼泪，激动地对邓颖超说：“我就知道，组织没有忘记我们，硕勋倘若泉下有知，也可瞑目了。”
为了安全起见，邓颖超先将李鹏放在成都外婆家，赵君陶则和邓颖超扮成农妇来到了重庆。
周恩来一见李鹏没来，就责怪邓颖超：“你怎么忍心将一个幼子放在成都？”
赵君陶则为邓颖超辩解道：“这不怪邓大姐，她是我的安全着想，才这样做的。”
事后，邓颖超二去成都，接来了李鹏，将其安放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实则是八路军办事处）。
周恩来把李鹏搂在怀里，说：“你父亲牺牲后，我就和邓妈妈到处找你们。但敌人封锁太严，一直未能找到。如今找到了，我也算对得起你爸爸了。”
随后的一段时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李鹏在重庆上起了中学。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他的学习情况，纠正了他的写字姿势。
1947年，还将其送到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技术。从私人感情上说，他们在血缘上虽不是父子关系，但从人类情感上，早就是密不可分的一家人了。
因此，邓颖超在逝世前，才会一直呼唤李鹏的名字，希望他能赓续父辈的意志，为人民、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没有子嗣的遗憾孟子说：“食，色，性也”。古人常将大义简化为微言，孟圣人口中的“食”，其实表面上说的是食物，实则是代指“生存”。至于“色”，则是涉及到人类的“繁衍”。
生存和繁衍，是文明的第一要义，每个物种都有留下自己基因的本能。
可是在人类的世界，却总有些人为了一些事情，放弃了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夫妇，本来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为了革命的未来，先后有两个孩子都不幸胎死腹中，所以才会对烈士子女多倾注一些爱意。
1925年10月6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率领部队出发，开始了第二次东征之旅。
邓颖超则留在广州，和蔡畅一起协助何香凝开展广东妇女运动。
只是，邓颖超工作时，总感到力不从心，还常常呕吐恶心，浑身酸软无力。
她趁着工作的间隙，来到医院进行检查，医生告知她原来是怀孕引起的症状。
邓颖超听了，又惊又喜，十分矛盾。整日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没过几个星期，人明显消瘦了许多，眼睛都凹陷下去了。
她刚刚21岁，才到广东工作。广东的妇女解放有了些起色，恩来也东征走了，她自己心里暗自思忖：“这个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现在哪有时间、精力顾得上生孩子呢？”
和她一起在妇女部工作的陈铁军、张婉华还都是黄花大姑娘，不好找他们商量。何香凝对待邓颖超倒是亲如姐妹，可廖仲恺死去不久，又怎好将这麻烦事倾述于她。
左思右想，邓颖超认为革命第一，家庭第二，做了一个后悔终生的决定：瞒着周恩来将孩子打掉了。
并且邓颖超也不敢去医院，省得遇到熟人，她只好从广州市面上购买了一些打胎药，悄悄服用。
邓颖超躺在床上，流血不止，只好请了一个月的病假。
何香凝前来看望，终于瞒不下去了。得知此事的何香凝，一是责备她不懂事，二又非常可怜，亲自照料了几日。如此，邓颖超的身体才慢慢康复。
11月4日，东征归来的周恩来打进了汕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便任命邓颖超为特派员，到潮州、梅县、汕头一带整顿党务，开展妇女运动。
20日，小别胜新欢的邓颖超和周恩来见了面，周恩来格外高兴。
兴奋之余，周恩来敏锐注意到妻子的气色很不好，像生了场大病，就关切地问道：“小超，你怎么了？脸色这般难看。生病了吗？怎么不告诉我？”
邓颖超不得不如实相告，将打胎的经过一一阐明。
很少发怒的周恩来勃然大怒，罕见责备了邓颖超：
“小超，你怎么会将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你个人的私有财产，你怎么能随便扼杀他呢？而且随便糟蹋了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能自作主张？”
邓颖超知道是自己做错了，只好耐着性子听丈夫数落自己。
仗着年轻，身体底子好，邓颖超的身体很快就康复如初。
1926年，邓颖超又一次怀孕了。这次她满心欢喜，立刻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也十分高兴，笑着说：“好，我们将有革命的下一代了。”
转眼间，到了冬天，邓颖超怀孕6个月了，中央调周恩来到上海军委机关工作，组织领导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临走前，周恩来再三叮嘱，要保重身体，祈望能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到了来年4月，正赶上了“四一二”，国共双方剑拔弩张。邓颖超不得不化名，住进了广州长寿西路德国人开办的保生医院待产。
可由于胎儿过大，邓颖超难产了，三天三夜生不下来。她躺在病床上，心如刀绞，浑身冒汗。
负责接生的王德馨医生只得告诉邓颖超：再拖下去，恐怕孩子和大人都保不住了。万般无奈，王医生只能以牺牲孩子为代价，救下了邓颖超。
难产的消耗，失子的悲痛，使得邓颖超的身体极度虚弱。窒息的局势，又让她疲于逃命。
1927年5月1日，邓颖超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上海。
经过医生的诊断，发现她的子宫不能收缩，再也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了。年轻的邓颖超就这样为了革命的事业，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结语：正是没有孩子，邓颖超才会知道父母对于孩子那种深入大海的挚爱。或许是为了弥补那两个未出世的婴儿，邓颖超才会如此关心烈士子女。
她不仅将许多烈士子女送到苏联求学，还借着到苏联访问的时机，抽空多次来到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看望了许多烈士子女。
其中就包括毛岸青、毛岸英兄弟，蔡畅的女儿李特特，苏兆征的女儿苏丽杨等人，鼓励他们在苏联好好学习文化知识，长大了回国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参考资料
《邓颖超画传》 辽宁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东的故事》 红广角 陈永红
《周恩来和李鹏的故事》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