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口老龄化问题大有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的趋势，从而引起人们的担忧。日本、韩国人口断崖式下跌的前车之鉴，极有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后事之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国家领导人早就洞察到了这一现象。

比如在1990年，北京就召开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宋平老先生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提到宋平，大家都会默认为他是党内的“伯乐”，发掘出了许多能吃苦、有本事的“千里马”。

殊不知，宋平举贤用能、慧眼识珠的本事是得益于周总理的真传。

那么宋平是如何得到周总理的指点，又推荐了哪些人才呢？

1917年4月24日，一阵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从山东省招贤镇大罗庄村一户普通的人家中传来。

因在家族中属“延”字辈，父亲便为其取名宋延平，希望国家能早日和平，重归一统。

年幼的宋平入学很晚，这或许和其家庭的经济水平有关。直到9岁，宋平才读到了课本，拿起了铅笔，跟着老师咿呀、咿呀地诵读文章。

物质的匮乏并没有掩盖宋平的天赋。在新式学堂，宋平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而他接连跳级，很快就念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

1934年，宋平考入了北京大学农业学院。不过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悦色，学费还没有着落一直困扰着他。幸运的是，上天给了宋平一个机会。

一天，宋平的哥哥在参加万国邮政联盟举办的抽奖活动中，获得了300块大洋的奖金。

300块，在民国时代，无疑是一笔横财。要知道，教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的工资也不过是每月8块大洋。

宋平的哥哥非常疼爱弟弟，他知道饱读诗书的宋平将来绝非是碌碌无为之辈，定是人中豪杰。

宋平哥哥便慷慨解囊，将这笔钱给了宋平，希望弟弟能承载着家族的期望，好光宗耀祖。站在上帝视角，这笔风投资金取得了成功，且回报率高的吓人。

就这样，宋平背起行囊，离开了家乡山东，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一年后，宋平又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

像那个历史时期的大多数有志青年一样，面对山河破碎的国家局势，眼见水深火热的芸芸众生，象牙塔的宋平无心演算化学公式、摆弄试剂药瓶。

救国，是第一要务。于是1936年，宋平加入了中共组织的中华民族先锋解放队。至此，他的双脚踏入了革命的道路。

一年之后，作为青年才俊的宋平就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不久，宋平就来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

1941年，组织曾担任新华社重庆总分社负责人，受周恩来直接指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常听取宋平汇报，审阅他所写的文章和报道。

朝夕相处之间，周恩来觉得宋平是个不错的可造之才，就将其留在身边，充当秘书。

重庆也曾开展了类似活动。周恩来作为南方局书记，多次要求南方局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精读周敦颐的《爱莲说》，学习荷花身上所体现的“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的品格。

宋平本人就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写过一篇心得体会，名为《同流而不合污》。送给周恩来一看，周恩来大加赞赏，还让宋平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供南方局同志们阅读。

在这篇文章中，宋平提到：共产党员不论在根据地，还是在重庆，都要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思想上绝不能模棱两可，而要棱角分明。

行动上，要有礼有节，经得起重庆灯红酒绿的考验。

正是周恩来的教导，凡是在红岩村住过的许多同志，没有一个犯过严重的经济和生活错误，这都得益于周恩来的教导。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一个紧迫现实就是避免陷入内战。为此，宋平又跟随周恩来一道，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

在谈判的过程中，宋平日夜奋战在一线，有时起草发言稿，整理资料，有时替周恩来拟定行程表，审阅资料，甚至还亲自往返于延安、南京两地，向中央述职，讲述和谈的分歧。

总之，在周恩来身边的几年，宋平这个秘书工作能力提升很快，也学到了周恩来对待不同政治人士的方式方法，这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后，36岁的宋平就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1956年又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干部之一。

改革开放时，思想方面的压力很大，一些党内有威望的老同志不是很满意中央的路线。

这时，宋平站了出来，在破除全国思想路线方面的阻力，甘肃的宋平是最早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省委书记。

当时，《光明日报》刚于197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宋平甚至早于《光明日报》，就率先在地方提出了和这相似的思想。

4月初，宋平参加了 兰州高等院校领导干部的一次理论讨论会，就在会上发言说：“要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就要解放思想，敢于冲破禁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最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兹事体大，过去多年影响仍在，甚至还引起了一些历史学者的求证。

比如1996年，从科普作家转到历史学者的叶永烈就曾问过宋平的儿子宋宜昌：“为什么甘肃会走在全国的前面，其中有没有北京的事先授意？”

对此，宋宜昌给出了自己的答复：“当时甘肃完全是独立、自发的行为，并没有北京的关系在运作。甘肃之所以会掀起讨论，或许和远离中央，不处于斗争的中心有关。相较而言，更能客观、冷静，带着理性看待这次大讨论。”

这次表态帮助中央稳定了局势，态度鲜明的宋平工作上也无可指摘，后来就被调往北京。1981年，熟悉经济的宋平重回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八十年代，是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期。

主政改革开放的宋平，在作报告时，提出：要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遵循的原则就是将大的方面管住管好，把小的方面放开放活。

1987年，善于发掘人才的宋平担任了中组部部长。一上任，宋平就积极推动干部间的相互交流。他认为，这可以让干部开阔眼界，对丰富知识、积累经验、提高领导水平都有好处。

在宋平的力推下，3年后中央就对此形成了文件《关于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规定》。

这项规定影响深远，对培养选拔人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成为现在政坛人才培养的一种固定模式。

因此，称呼宋平为“党内最大的伯乐”并非虚言，而是一句绝佳的肯定。

1989年，为了稳定局势，做好保驾护航的水手，宋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位列正国级。

“十四大”以后，宋平卸任了常委职务，退休在家，不再过问实际事务。晚年的宋平热心公益，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

1994年，宋平、陈舜瑶夫妇通过中央希望工程总部搭桥，资助了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板岩乡三位贫困的小学生。

第二年，宋平又给山阳县寄去了1600元钱，帮助4名儿童复学。1600元，放在现在，的确不是很多。但那是九十年代，如果按照购买力计算，保守估计也得几万块了。

除了资助学生，宋平知道农村地区最缺的就是教师。当过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常常回忆甘肃贫困地区的状况，还说起去云南考察，两座山之间要走上一天才能看到人。

很多教师不堪忍受恶劣的环境，一般都不愿意去偏远山区支教。为此，他曾接待过“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鼓励他们从影响一个家庭开始，慢慢改变当地退学的风气。

同时，宋平还给“美丽中国”的负责人支招，建议他们拍摄一部纪录片宣传支教情况，自己可以帮助他们从中央电视台找些途径和人才来助力拍摄。

2014年6月12日，宋平还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俱乐部举行的一项主题为“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圆上学梦”的公益活动。

只是由于年龄太大，体力不支，宋平在活动上没有讲话，和大家握手、留影后就匆匆离去。

不久，宋平的老下属徐中远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稿费，又联合了江苏几位有志慈善的企业家，成立了江苏中远助学帮基金会。

宋平得知以后，主动献出了墨宝，为基金会的助学项目起名为“圆梦班”，雕刻成匾，装在基金会工作室里。

如今，宋平已经107岁，仍然精神矍铄。

年轻时的宋平，长久和周恩来并肩作战，让宋平很是敬佩。于是，宋平也有意识向周总理学习，将个人利益置于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下，兢兢业业为群众服务。

即便以后身居高位，宋平从没有以权谋私，一直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

直至宋平离开工作岗位，全部家当也只有14个书橱，一张普通的实木床、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视机和收音机，再无其它贵重物品。可以说，宋平是党内两袖清风、几无一物的代言人，是党员学习的模范。

参考资料

《党内的伯乐：宋平》党政论坛

《宋平的品格》党政干部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