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防长同时被严肃处理，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人们说，这反映出反腐没有禁区。

任何时代都是有贪腐的，主席曾用哲学的眼光说道:“社会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苏维埃时期处理谢步升贪污的案子，主席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

全国抗战时期，国统区贪腐成风，主席怒斥国府，要求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捌玖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

建国初期开展了三反五反，发生了著名的刘青山、张子善案，虽权高而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主席针对此案说：“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贪腐始终采取了高压态度，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从源头上防范贪腐的组合方案，避免了塌方式腐败的滋生。

1964年2月29日，主席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对贪污盗窃发表意见说：“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

1965年7月4日，主席会见印尼共产党代表团，把贪腐问题当成阶级斗争一样重视，他说：“被推翻了的阶级是不甘心灭亡的，还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有些人当了权就贪污，投机倒把，实际上变成了小资本家，他们的资本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了。我们要消灭这种现象，因此进行了相当激烈的阶级斗争。”

1965年8月3日，主席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马尔罗，指出中国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他说：“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贪腐不除，国无宁日；贪腐不除，不战而败。

主席曾把贪腐问题跟修正主义联系起来，显示出了政治上的高屋建瓴，反腐是事关发展道路的大问题，要深挖贪腐之根，才能完成反腐之使命，高擎反腐利剑，是一种反思，是一种觉醒，更是一种救亡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