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196年）九月，在公卿大臣的支持下，曹操接受谋士集团的建议，亲自带兵前往洛阳，迎接献帝迁都许县，初步实现了“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谋略，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割据局势中抢占了政治先机。迎帝都许为曹操成就霸业创造了有利政治环境，为曹操统一北方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迎帝都许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中，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曹操凭借自身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才能，获得了天子的认可和大臣的支持，最终实现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构想。这与曹操前期社会资本的积累、军事实力的扩张和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政治军事局势是密不可分的。曹操迎帝都许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迎帝都许之前，曹操以不畏权贵、刚正不阿著称。他做事公平正直，敢于与强权势力作斗争，所做之事极富正义感，在当时的仕卿阶层中树立了良好的“忠君”形象。这一点是曹操“迎帝都许”得到各方支持的关键因素。

曹操任洛阳北部尉期间，明确禁令，严肃法纪，造十余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来，受皇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反夜行禁令，曹操刚正不阿，用五色棒将其处死，从此，“京师敛迹，无敢犯者”；曹操担任济南相时，济南国各县长吏大多依附于地方权贵，贪赃枉法，毫无顾忌，历任国相都不敢过问，而曹操到职后，大力整饬，一次奏免百分之八十的长吏，济南国官场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从此“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董卓入京后，擅自废立皇帝，践踏后宫，独揽朝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曹操不愿与其合作，然后改名换姓逃离洛阳，他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时，因惧怕精锐的凉州军而不敢向关西进军，曹操以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此天亡之时也”，应该全力讨伐董卓，因此独自前往，险些丢掉性命。

曹操

这些事例说明，在迎帝都许之前，曹操树立了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忠国忠君、极富正义感的良好形象，在皇帝和仕卿心中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忠实”护卫者。这为此后中央政权接受曹操入洛勤王奠定了基础。

军事实力是迎帝都许成功的重要条件。兴平二年（194年）下半年，曹操先后打败薛兰、李封、吕布、张邈、张超等人，相继攻克了巨野、定陶、雍丘等地，平定了兖州。建安元年（196年）初，曹操势力向豫州扩张，打败了汝南、颍川一带的黄巾军，占领了豫州的大部分地区。至此曹操的军事统治中心从偏居一隅的兖州鄄城转移到地域广阔的豫州颍川，并在曾经的许国都城许县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其经济军事实力逐步升级到东汉末年军阀第一方阵，并且占据中原有利地区，也距离东汉旧都洛阳最近，揭开了与袁绍、袁术、刘表、吕布等地方军阀逐鹿中原的大幕。

曹操的政治敏锐性和重视恢复农业生产也是迎帝都许成功的关键因素。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汉献帝刚回到洛阳，曹操召集谋士商议迎帝都许事宜，有人认为山东尚未平定，韩暹、杨奉刚送献帝到洛阳且与北面的张杨联合，不容易制服。而荀彧从“大顺”“大略”“大德”三个维度，奉劝曹操应该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出击。他说“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曹操占据兖州后，其谋士毛玠曾建议“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所辖区域实行屯田制，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因此，曹操在入洛“勤王”时才有能力携带大批“救济粮”，以获得朝臣的信赖，这为他实现迁都许县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迁都许县过程中，虽受到军事力量的胁迫，但献帝朝廷的决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献帝朝廷的决策是根据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由天子与公卿共同商议决定的。建安元年（196）七月，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汉献帝终于到达洛阳，但面对的却是满目疮痍，一城废墟，“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这时献帝朝廷面临着生死存亡，急需地方的接济。

此时，曹操派遣曹洪入洛，但遭到董承、杨奉等人的武力抵抗，不能前进。在曹操进退两难的时候，得到了议郎董昭的暗中相助，董昭认为，在洛阳的军事力量当中，杨奉兵马最强，但缺乏支持者，于是，他便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杨奉：“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杨奉收到书信很高兴，与部将共同上表曹操为镇东将军，承袭他父亲的爵位费亭侯，董昭也被升迁为符节令。

董承

同时，曹操得以入朝，既有董昭斡旋之功，也得到了董承、丁冲、钟繇等人的内应。献帝到达洛阳后，董承与韩暹负责守卫洛阳。韩暹专横跋扈，居功自傲，董承深感不安，“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随后董承、曹操联手将司隶校尉韩暹驱逐出去，前后不到半个月，曹操便控制了洛阳的局势。另据记载，丁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

钟繇和荀彧是同乡，曹操任兖州牧后，派遣王必前往长安上书汉帝，李傕、郭汜以为关东军阀都想自立为天子，拒绝曹操的好意，这时，黄门侍郎钟繇对李、郭等人劝说道：“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李、郭二人觉得有理，才对曹操“厚加答报”。荀彧也多次在曹操面前称赞钟繇，可见，曹操和钟繇“神交”已久。由此可以判断，公卿集团中与曹操交好的侍臣，在迎帝都许事件中也应发挥了比较重要推动作用。

奉迎汉献帝时，曹操占领豫州不久，军事力量与袁绍、刘表、袁术等老牌军事集团相比，其基础还不够稳固，甚至还不敢与杨奉、张杨等军事力量翻脸，因此，其他军阀势力的政治失策或犹豫不决为曹操迎帝都许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协

一是袁绍对奉迎汉献帝谋划不足。献帝东归时，袁绍正与公孙瓒、臧洪等人两线交战，可谓焦头烂额。而且袁绍认为汉献帝是董卓拥立的，不好周旋和控制，奉迎汉献帝恐怕就是“烫手的山芋”。虽然谋士多次劝谏，但终未有迎帝的具体打算。二是袁术、刘表缺乏政治谋略。从汉末大乱以来，袁术一直有称帝之心，既然自己想称帝，自然就没有迎奉献帝的想法。刘表胸无大志，奉袁绍为盟主，既然袁绍无意迎奉汉献帝，刘表自然也不想。三是吕布、刘备有心无力。吕布是当时与汉献帝政治关系最近的诸侯军阀，汉献帝逃出长安后，便下诏让吕布前来迎驾，可吕布军队缺乏粮草，无力迎奉献帝。作为当时真正能与曹操比肩的英雄，刘备当然是想迎奉汉献帝的，可此时刘备刚丢徐州，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自然也无力奉迎献帝。

东汉王朝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东汉自冲帝以至桓帝中叶都是外戚的天下。到桓帝中叶以后，宦官诛灭了外戚，大汉的天下，又落到自己家奴的手中”，大将军梁冀、宦官“五侯”相继登场，控制年少或羸弱的皇帝成为各方政治力量把持朝政的主要手段。东汉末年，自董卓入京始，汉朝的皇帝便彻底失去了政治权力，“献帝在位虽然有三十一年，实际上，东汉王朝已经等于灭亡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各方军事力量的政治梦想，但在儒家伦理纲常的约束下，军阀们的大多数不敢明目张胆“僭越”王权，以免背负历史骂名。曹操对权谋的驾驭能力超乎常人，他凭借自身能力和各方协助完成了“迎帝都许”及“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设想，为自身势力的迅猛发展和曹魏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政治条件，为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