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起兵反奉，之后通电全国，提出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要求老帅下野，推少帅主持大政。消息一出，张作霖在大帅府破口大骂，说小六子信任郭鬼子坏了事。

郭松龄起兵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做足了准备的。他拉了两个帮手，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李景林。

冯玉祥受奉系强大的军事实力碾压，被迫退出直隶，在陕西、绥远等地安身，但这些地盘穷，财政上处于劣势，冯玉祥就是想逐鹿中原也不敢。

但在1925年中期发生了变化，冯玉祥与广州革命政府拉上关系，从而摆脱了自己在北京政变后政治上孤立的局面，而且还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1925年3月21日，苏联决定援助冯玉祥一批武器装备，并派遣顾问团和教官，这让冯玉祥信心大增，一下有了驱逐奉系的底气。同时，他在奉系内部也找到了帮手，就是李景林。

李景林当时为直隶督军，但保定等重镇实际还在冯玉祥手中，双方之间因防区交割问题常有来往，他曾试探性诱导李景林起兵反奉，李没有答复，但此后却有意无意将奉系军事情报透露给他。

李景林与冯玉祥之间的来往引起了郭松龄的注意，郭与李，还有张学良三人是拜把子兄弟，在奉系内被称为“小桃园”，但李景林知道，自己其实根本打不进奉系内部。

李景林不是东北人，他之所以能够当直隶督军，全靠当地士绅，他们要求“直人治直”。

张作霖担心李景林挟民望以自重，况且对于他和冯玉祥之间的联系也早有洞察，所以暗中早有将李景林拿下之意。

郭松龄认为，张氏父子这么干太不厚道，同时也不免有唇亡齿寒的恐惧。他虽然出生于东北，但个人经历导致与张作霖完全不合拍。

他早年转战于四川、广东等地，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护法运动，力推孙中山提倡的民主共和主张，对军阀混战及向列强摇尾乞怜的态度嗤之以鼻。

但张作霖偏偏在入关之后，勾结日本，在青岛、上海等地接连对工人举起屠刀，这让郭松龄尤为痛恨。

1925年10月，张作霖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希望日方供给他军火，以进攻冯玉祥。郭松龄在日本观操时，从日方得知此消息，马上就通知了同行的韩复榘。

郭松龄说，国家殆危到如此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真要打冯玉祥，我就打他，同时请韩复榘向冯转达了与他合作的意向。

1925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召回奉天，之后就被派往天津部署进攻冯玉祥的事宜。到天津后，他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于是，利用有利时机，安置亲信，三个军的卫队营长人选都是他确定的，还加紧联系冯玉祥，为武装反奉作准备。

11月12日，张学良抵达天津来传达对付冯玉祥的密令，郭松龄、李景林等人都参加了军事会议，在会上，郭松龄明确提出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并得到了李景林的声援。

张作霖大怒，但不得不就此暂缓开战计划，与冯玉祥签订了所谓的“和平条约”。郭松龄当然知道老帅这是缓兵之计，奉系与国民军迟早有一战。要想阻止内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推翻张作霖的统治。

11月17日，郭松龄称病住进了天津租界的意大利医院，在此召开各种秘密会议，为倒戈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11月19日，郭松龄研究了倒戈胜利后东北的建设问题，老郭倒是挺有前瞻性，但这个问题胜利后研究也是可以的，事前研究无非就是在画饼。

最重要的是，他与冯、李二人达成了秘密协议，理想很远大，但并不现实。他们协定，革命目的为的是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除战祸。

其次还提前划定了胜利后的势力范围：东北内蒙归郭松龄，冯玉祥主要还是开发西北，李景林则将直隶、热河、保定、大名，其中京汉线冯军可随意驻扎，天津海口冯军也可自由出入。

11月22日，当郭、冯、李三人达成同盟时，张作霖也察觉出不对劲，冯玉祥在频繁调动军队，张急召郭、李二人返奉。

当时张学良也在天津，他得知郭不肯返奉，当天晚上就去拜访了郭，但郭不仅不听张学良的劝告，反劝他“父位子继”，之后改造东北政局。

张学良听后，内心感到非常震惊，但未动声色，当晚就乘车向关外疾驰而去。张学良离开后，郭松龄马上意识到倒戈计划已经暴露。

于是，23日马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不参加内战，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随后让与会者选其一并签上自己的大名。

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第一种方案，表示反对内战，支持了郭松龄，但以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为首的三十多个军官拒绝签字，这些人后来被关押在李景林处。

郭松龄也深知有人并不是真正服从他，所以对后上的七万人进行了改编，改编后的五个军，全是他的亲信。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直趋沈阳；第二军刘伟与山海关的张作相周旋；第三军范浦江向热河进攻；第四军霁云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第五军魏益三为参谋长，作进军的先锋。

24日，郭在滦州誓师发出讨张通电；25日，冯、李二人宣布中立，通电张作霖下野。

一场声势浩大的郭奉大战开始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