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大案，都由朱元璋亲自负责，个个有的放矢、用意明确：

胡惟庸案，是为了清除功勋文官集团，随后趁势废除宰相制、强化皇权；

蓝玉案，可以看作武将版的胡惟庸案，目标是清除功勋武将群体；

而空印案、郭桓案，则聚焦于整顿吏治、打击贪腐，试图以铁血手段清洗传统官场习气。

由于这种“别有用心”的动机，在处理上述案件时，朱元璋秉承着从严、从重乃至“借题发挥”的态度，打破法不责众的常理、动辄数万人被处死。

虽然是乱世用重典，但朱元璋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小题大做之嫌，一些案件当事人并没有主观的“犯罪”动机，更多的是出于传统、习惯，比如空印案。

所谓空印，指的是在空白账本上事先盖好印章，具体内容事后再填写。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属于典型的舞弊，有明显的做假账之嫌。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情况、弄清楚这种举动的起因，就会发现其带有一定的“合理性”。

按照明朝的规定，在每年年底，各级政府机构（布政司、府、州、县等）都要派人前往京城，找户部核对辖区内的户口、钱粮、军需等等数据。

这看似常规管理类的操作，好像没啥毛病。但关键在于，有这么两项规定：

第一，地方提交的账目、文件，必须要加盖所在政府的官方印章才具备有效性；

第二，各个地方的账目数据，必须要和户部所做的账目完全吻合，哪怕有一丝出入，都得打回地方重做。

于是就经常出现这种局面：

某地方负责官员带着全套账本，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历时十多天赶到京城；

还没等他喘口气，在朝廷里跟户部对账时发现，双方的账本关于某一项开支有十两银子的出入；

于是，全套账本被打回，重新核算、重新盖章，然后再重新提交；

这个官员于是连忙带着文件往回赶，一来一回，一个月没了；如果只需要改一次倒还好，假如折腾个两三回，报账肯定要逾期，这里面的责任，够有关人员喝一壶的。

于是，一直以来，各地方形成了这么一个潜规则：对账人员进京时，除了携带常规账本外，还会多带几套空白但提前盖章的账册，一旦正本没通过，便就地重新填写，而无需专门为此赶回原地盖章。

多年来，各级官员一直按照这种变通手段报账，大家都习以为常。直到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偶然”了解这一情况，顿时龙颜大怒，要求有关部门严厉彻查这种徇私舞弊、上下串通的恶性事件。

案件爆发后，大量官员被捕入狱，按照朱元璋的一贯作风，很多人明白会是什么后果，因此，他们极力为这种做法进行辩解。其中，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因此事被抓后，他的弟弟郑士利上书申冤，所做的解释很有代表性：

其一，所有的账本都在所在地留有存根，相应人员在京城修改只是应急的权宜之计，也不可能产生过分的出入，根本无法乱编乱造、弄虚作假；

其二，对于这种做法，朝廷有关部门从来没有明确指出它是违法的，也没有明文禁止过。如今突然要加以重罪，让人不服。

可以说，郑士利把空印这一行为产生之所以存在的背后逻辑阐述得相当清晰，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各方都默认（包括朝廷）的行业潜规则。

就算是朱元璋，说他是“偶然”获悉，其实也没啥说服力，按照他特务密布的做派，这种旷日持久的大范围对账模式，控制欲这么强的他不可能不清楚。说白了，他就是借题发挥，以此为契机杀鸡儆猴、整顿官场。这些人倒霉，纯粹是因为刚好撞枪口上了。

最终，所有参与者都被处死。涵盖了全国13个省、141个府、1000多个县管理印章、签名的官员，他们的副手也被发配充军。甚至上书试图挽救哥哥的郑士利也没逃过一劫，兄弟俩都被处以极刑。

空印案之后，明朝的吏治真的清明了一阵子。不过，依靠屠杀、而非合理制度，这种显示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吏治也不会真的彻底改观。九年后，又爆发了户部侍郎郭桓倒卖官粮案，共有几万大小官员、地主富强被牵连，可谓杀人无数、血流成河，可惜的是，这仍旧是“治标不治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