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历史正渐渐被人们遗忘，有一项伟大成就也在时光洪流里逐渐被淡忘，那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

1923年5月6日凌晨2点50分，山东临城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别快车在荒野中疾驰。列车上200多名旅客正在享受旅途的宁静，其中有30多位外国人，包括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独子的七妹、美国陆军军官、报社主编、墨西哥新婚夫妇以及意大利律师等。当列车驶入群山中的狭长山谷时，旅客们将头探出窗外，却惊异地发现前方本应黑暗之处出现重重人影。

司机按响汽笛警告无效后，伴随着一阵枪响，列车因铁轨被截断而倾覆。1000多名匪徒包围了列车，他们打破车窗，闯进车内抢劫，还将所有旅客绑架至老巢抱犊崮，并要挟政府，提出诸如让围堵的官兵撤离10里、收编匪军为一旅且以劫匪首领孙美瑶为旅长、补充军火等条件。这一事件史称“临城劫案”，因30多位外国人被绑架，被视为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双方达成协议，围剿政府军撤回原地，外国人质被释放，政府招编孙美瑶部并付款，这场历时37天的劫车绑架案才得以告终。这一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匪徒猖獗活动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匪患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中就有匪徒活动的记载。历经数千年，历朝统治者都未能彻底根除匪患。民国时期，战争频仍、政局动荡、灾害连年，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迁，传统经济结构瓦解，大量逃兵、无业游民和苦力沦为匪徒，匪患愈发严重。陈独秀曾愤懑地称当时的中国为“中华官国”“中华匪国”。据保守估计，1930年全国匪徒总数达2000万之多，平均每100人中有4个匪徒。

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不甘失败，发布应变计划，组织所谓的“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等，向新中国政权发起疯狂破坏。新中国成立时，仅残余匪徒就有105万。

华北地区有3万匪徒，华东地区有850余股匪徒分布在苏鲁皖浙闽各省，浙江、福建最为严重；中南地区湘西匪患最严重，有230余股，广东有250余股；西南地区匪情全国最严重，云南有148股，贵州有541股，四川有300余股，其中规模大的达数千人；西北地区陕西有160股、3万多人，甘肃有140股、3万多人，青海有105股、1.5万人，宁夏有24股、3300人，新疆近50股、约5万人。这些匪徒大多有国民党背景，或受特务掌控，多为政治匪徒，他们劫掠财物、破坏交通、扰乱治安。

1950年上半年，西南地区有100多座县城被匪徒攻打攻陷，贵阳市被进攻5次，贵州大学遭袭3次，90多名学生被掳走，雅安市被包围7天。期间，匪特杀害干部约3000人，抢劫损毁公粮600余万公斤。1950年2月5日，解放军一名师政治部主任朱向黎及加强班在成都龙潭寺地区遭上万匪徒围攻遇害。中南地区在1950年底至1951年5月间，匪徒特务暴动52次，围攻袭击县区乡政府256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和村干部7219人，烧毁房屋25600间。

安徽大别山区和广西部分地区，匪特还一度建立伪政权。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新解放区有4万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杀害。各地的告急电报如雪片般飞向中央，此时匪患已不仅是社会治安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是对新生政权的巨大考验。剿匪成为当时一切工作的基础，若剿匪不成，土地改革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无法完成。

1949年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求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同时肃清土匪和反革命匪徒，镇压其反抗捣乱行为。1950年3月和10月，中央两次发出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镇压反革命分子。一场全国规模的剿匪斗争拉开帷幕。

解放军确定了剿匪基本方针：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匪情严重地区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一般地区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对待匪徒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主动者授奖，以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

从1949年5月开始，全国先后抽调约39个军144个师、150余万人的兵力，结合建立人民政权、减租减息、清霸镇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禁烟禁毒等活动，展开大规模剿匪斗争。

第一阶段重点进剿。

西北地区，西北全境解放时，国民党溃散官兵达十几万人，其中中尉以上军官1.5万人。马步芳、胡宗南操纵他们组成所谓“10万地下军”，后又纠集当地恶霸组成470余股、13余万人的土匪。我军采取划区清剿的方式，对各区域土匪形成兵力优势，全面进剿，歼匪数万人。

西南地区，蒋介石败逃西南时开办游击干部培训班，派遣特务发展土匪武装，1950年初匪徒开始大规模暴乱，规模达四五十万人。我军针对西南匪患普遍的形势，重点对腹心地区和交通要道进行打击，对云南、贵州、西康、四川等地的重点区域进行进剿。进剿时先以优势兵力突入，控制交通要道，形成合围，最后收缩包围圈扫荡。如剿灭曹少华等匪帮时，剿匪部队集中兵力并配合民兵，布置封锁线，至1950年7月，西南地区歼匪37万人。

中南地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南行政区辖6省，人口众多。蒋介石在此潜藏大量特务组织武装游击。1949年末有股匪1400多股、40余万人，1953年累计达119万。我军根据地域特点由北向南逐步剿匪，采用多路合围等战术，第一阶段歼匪35万，粉碎了国民党开辟第二战场的企图，但广西仍有匪徒散落在一些山区。

华东地区，蒋介石在这一地区安插大量党政骨干、特务和武装力量，要求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该地区地势多变，利于匪徒滋生。1949年7月陆上匪徒有746股、11.3万人，1950年沿海匪徒有1万余人盘踞岛屿。剿匪部队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的方针，划分清剿区，海陆并剿，肃清主要土匪势力。

第二阶段分兵驻剿。

经过第一阶段，主要匪徒被击溃消灭，剩余匪徒分散潜伏破坏，难以彻底消灭。西北地区成立分区联防剿匪指挥部，省县之间联合清剿。剿匪部队锁定目标后跟踪追击，匪徒规模缩小后反而更易被消灭，最后剩余匪徒流窜至柴达木盆地，被甘青新三省联合会剿平定。

西南地区的匪徒凭借山林分散隐藏，剿匪部队调整战略为先封锁后扫荡，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断绝匪徒与少数民族的联系，通过宣传政策招降匪徒。

中南地区将兵力分布到乡，形成点面结合的布局，组织部队不规则出击搜剿，同时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思想。大别山和伏牛山地区剿匪成果显著。

华东地区，陆上发挥地方武装力量组织联防，海上建立情报网，对潜伏流窜匪徒逐个捕捉，联合海军围剿海匪。华北地区的剿匪部队与民兵结合，建立情报站，形成三级联防，一旦发现匪情多方围堵，使匪徒失去生存环境而投降。

第三阶段最后肃清。

此时剩下的土匪多为顽固反革命分子，他们隐蔽狡猾，与地主恶霸等势力勾结。要消灭他们必须根除其社会基础，而这一基础一方面是国民党势力鼓动，另一方面是部分民众受农村封建势力蛊惑。所以这一阶段重点放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建立革命政权上。

华东地区配合土改组织民众参与剿匪，至1951年中旬基本消灭匪患。西南地区掀起清匪反霸等运动，建立情报和警察站，组织捕捉队，将残余土匪一网打尽。中南地区抽调干部配合地方进行农村社会改革运动，农民政治上翻身，积极参与剿匪，土匪家属也主动劝降，随着土改完成，土匪社会基础被摧毁，匪患最终灭亡。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结束后，新中国似乎立即安定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剿匪斗争从1949年5月开始至1953年底结束，150余万部队参与，历时4年艰苦作战，剿灭土匪260余万。

剿匪斗争虽由一场场小战斗组成，但激烈程度不亚于任何大战，解放军指战员牺牲在剿匪斗争中的不在少数。这260余万的胜利战果，是每一位参与者在崇山峻岭、大漠、大洋上用无数小战斗换来的。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斗争，是解放战争的继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军事上的最后一战，也是新中国的固本之战。它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让民众看到只有共产党能根除匪患，给人民带来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