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美国人张口闭口“核战争”“核威胁”。

都说美国是议题设置的高手，如果没有猜错，这就是美国最新设置的议题，目的是制造恐慌情绪。

一些美国智库还煞有介事搞起“台海核战”的兵棋推演，结论就是要把台湾武装成“豪猪”。

在战与和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必须把道理讲清，让善恶分明。不妨从历史文化角度管窥一二。

一

人性本善 vs 恶占上风

“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人的文化启蒙。尽管历史上也有思想家如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性善论”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流认知。

“性善论”最早见于先秦。《诗经·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说的是，追求美德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孔孟之道集“性善论”之大成。《孟子·告子上》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善良是人的天性，正如往下流是水的天性。

中国人朗朗上口的“性相近，习相远”，也是在提醒人们，是后天的经历造成人与人的差别。因此，儒家格外强调“修身”，即通过修身、学习和实践使得天生美好的品质得以展现，之后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西方文化则信奉人性本恶。最广为人知的是基督教的“原罪论”，即人人生来有罪，应当在后天进行赎罪。

被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的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与生俱来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他在《君主论》中详细阐述了其核心政治思想“政治无道德”，主张政治家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采用欺骗、暴力等手段。这一思想后来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机械唯物主义创始人、哲学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写道，人性本恶，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些观点都能追溯到“原罪论”。

从今天美国政客的表现中，人们不难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蛛丝马迹。美国领导人曾公开表示，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补充资金“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将为美国几代人的安全带来红利”，还有政客直接说这是“双赢”之举。战火烧不到自己身上，就可以把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当成“投资筹码”，这不就是赤裸裸的野兽派逻辑？

人的天性究竟是善是恶，或许与战与和的选择并不直接相关，却足以左右人们在面临冲突和矛盾时的价值取舍。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寻求“和而不同”的境界，而美国则一直不择手段为自身牟利。

二

崇和反战 vs 利用战争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信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不靠战争和掠夺积累财富。

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孙子兵法》主张“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唐代道家学者李筌在《太白阴经·贵和篇》中认为“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这些观点均指向一个核心，即慎战、不战。

汉武帝在位期间，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稳边固边、开疆拓土。面对这样一位拥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将“外事四夷”列入了“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的“罪状”之中。这也折射出，崇和反战是中华民族的至高价值追求。

与此相反，西方本质是渔猎民族。不管是捕鱼还是狩猎，你要放诱饵、设陷阱、打埋伏、兜圈子，才能擒获猎物。经年往复，西方文明的掠夺性、征服性、侵略性日盛。

对西方而言，战争既是至高权力和神性的象征，也是安身立命的重要手段。西方认为“正义”是抑制恶的方法，战争是处理问题的必要选项。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称，战争是政治的工具。

西方文学宗教作品中也有诸多关于战争的浪漫主义描写，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以争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海伦为借口，实际目的则是争夺富饶的特洛伊地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建国至今的240多年里，发动了近400场军事干预，其中超过四分之一在过去30年里进行。过去20年间，美国及其盟友向其他国家投掷了超过33.7万枚炸弹和导弹，平均每天46枚。

三

师出有名 vs 标榜正义

中国文化重视战争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回望历史，从诸侯争霸、农民起义，到对外征伐、抵抗入侵，这些战争必须具有正义的理由，才能获得苍天和黎民的支持，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比如元末农民起义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之一便是朱元璋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恢复中华民族正统、驱逐蒙古贵族的正义使命激起了人们的热情，起义由此获得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大力拥护。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战争，而是根据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社会历史作用，判定战争的性质，进而决定对待战争的态度。毛主席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换句话说，我们主张用战争的历史作用来衡量战争的性质，就是看战争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社会进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标准，体现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历史作用的辩证统一。

▲视频：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指出，中国一直秉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理解为何美国总是要参与到新的战争中。

反观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往往为非正义的战争寻找冠冕堂皇的包装。基督教徒自诩“上帝选民”，笃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直在试图建立一种基于种族歧视的国际秩序，让自己永居“山巅之城”。

无论一战、二战，还是阿富汗战争，都是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二极管思维”，或是扯着“自由民主”大旗，背后是资源、市场、劳动力、交通要道、贸易规则的争夺。但无论如何掩盖，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所导致的战争与武装冲突都是非正义的。

四

先礼后兵 vs 先发制人

中国文化讲究后发制人、先礼后兵。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对印度、越南自卫反击战，中国政府都是勿谓言之不预，出兵打仗是最后的选择。

1950年10月，中国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前，周恩来总理曾严正警告美方，“如果美军真的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

西方则更重视战略意图。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即对方有没有行动并不重要，只要认定对方有侵害我的意图，我就有权采取反制。

基于这一逻辑，先发制人受到西方普遍认可。无论是美国声称“上千名美国人遇到了危险”而对格林纳达发动武力突袭，又或是借一管“洗衣粉”出兵伊拉克，都是对“洛克条件”的实战应用。

这些并不被事先论证的怀疑或许会等来迟到的真相，发动战争的一方或许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伤害已经发生，伤痕无法弥补。归根到底，它只是强势方攫取利益的“万能钥匙”。

和平没有输家，战争没有赢家。中国人崇善贵和，从未挑起过战争，拥有最好的和平纪录。但若为正义故，逼急了，中国也必将迎头一战。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看清美国拱火挑唆、甩锅栽赃的伎俩，保持定力，顺势而为，挑衅越甚，勒得越紧。

来源：朝阳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