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我军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部队越打越多，仅仅几年的时间，就从一开始的120万暴增至400万。相反，国军在作战过程中人数越打越少，军事力量不断被消耗。究其原因，主要归功于我军强大的政治工作威力。据统计，解放战争后期，我军的人数总量有70%来自于解放战士。

相比士兵可以直接就地补充，被我军俘虏的数以千计的国民党少将级以上军官，处理起来就要复杂的多，需要对他们进行长时间思想上的改造。一开始，这些被俘将领还分散全国各地，建国后为了方便管理，我党便把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功德林集中关押。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些昔日的同僚将领们相聚在一起，逐渐适应了在功德林的学习和生活。这里没有战场的硝烟，也没有校长对他们的怒骂，多了一种以前身居高位所没有的惬意和自在，他们经常在一起打排球，下象棋。回忆起昔日的戎马生涯，上至剿总副司令，下至各兵团军长师长，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那场史诗级的大决战，国军众将功德林淮海战役复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复盘的过程中，25军军长陈士章率先向64军军长发难，第七兵团碾庄被歼，就是与你老兄有关，黄伯韬命令迅速向大许家和八邑集，你为什么不干？刘镇湘说自己反对拉长战线。当问到18军军长杨伯涛攻到离碾庄只有20公里的时候，为什么就攻不动了？事后他们才知道，解放军为了围歼黄百韬兵团，动用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打援，硬是让18军寸步难行。最终，功德林国军众将得出了一致的看法，认为国军方面做出的错误部署，才是国军失败早已成定局的关键。

淮海战役国军的部署有何问题，为什么还未开打就已经影响了整个战略态势？原来，淮海战役开始前，徐州“剿总”刘峙只是简单将60万国军精锐沿津浦铁路一字排开，还美其名曰这个布阵确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实际上这个部署存在很大纰漏，很容易陷入处处挨打的局面。因为我军已经在津浦、陇海铁路两侧展开了大网，刘峙的一字长蛇阵，无疑装入了我军事先设好的大网。中野刘伯承得知刘峙这个部署之后，一拍脑门就想到了对策，即“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

其实不只是我军看出这个部署有纰漏，国军方面也有多人看出问题的所在。淮海战役前，黄百韬基于刘峙的这个部署，曾向刘峙建议道：“把兵力分布在陇海沿线，会导致四面八方都有敌情，届时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应该效仿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掌握战机，在陈、刘大军还未会师前各个击破。”

除了黄百韬，桂系白崇禧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一度想让白崇禧担任徐蚌会战的总指挥，统一指挥徐州、华中两大“剿总”上百万的兵力，白崇禧原本也答应上任。但他看了刘峙的战略部署之后，瞬间便惊出了一身冷汗。由于在时间上来不及重新部署，一旦赴任就会成为淮海战役失败的替罪羊，第二天白崇禧果断选择了反悔。

与此同时，杜聿明从东北回到北平后，从傅作义口中得知了刘峙的部署，内心也止不住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说自己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

综合以上几人对刘峙部署的看法，不难看出这个部署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不过有一个人并不这么看，他就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淮海兵败被俘后，黄维似乎输得并不服气，不止一次在功德林表示：“两军各退后30里，再打一次试试！”，那么如果兵力部署保持不变，国军有希望打赢吗？

基于这个问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期间，还确实提出过另一个作战思路，即让部分国军兵团死守，吸引中野的主力，然后用主力包围刘邓的6个纵队，不过这个建议很快被刘峙和蒋介石给否决了。站在今天这个视角来看，杜聿明这个策略也貌似可行，只不过实操起来充满挑战。

首先，前面说了国军的精锐一字排列在陇海线上，兵力调动起来会十分困难；其次，以兵团主力去围歼刘伯承的6个纵队，可能并不能起到类似的效果，刘伯承有可能会采取周旋策略，让我军想决战却找不到机会；最后，杜聿明本人也没有足够的自信，他担心置黄百韬兵团于不顾，一旦部队调动又没有抓住中野主力，事后担不起这个责任。最终，杜聿明也就没有坚持这一方案。因此，国军就算拉开架势重打一次，也很难有翻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