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1940年到1942年的中国战场，主要就是仁安羌大捷，为什么明明称为大捷，最后却变成大败。
为什么要派遣了远征军前往缅甸。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背景。缅甸，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国家，拥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当时，缅甸的南部拥有一个重要的港口，叫做仰光，曾经是缅甸的首都。这个港口是物资抵达的主要通道。物资从这里下船后，沿着公路线一路运送到缅甸的北方。而这些物资之后要转运到中国，需要通过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叫做滇缅公路。
如果缅甸的仰光港口失守，那么当时已经在那里的物资基本上就会被日军全部截断。这将对英军和中国的抗战努力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为了确保战略运输线的畅通，英国决定出兵支援缅甸。这个决定是出于维护战略利益和保障物资供给的考虑，是必须得出国门迎战的原因。
当时的中国远征军的规模庞大，总共有9个师，大约有10万人左右。其中一些部队备受关注，比如第五军的核心骨干，即200师，以及由留法将领廖耀湘率领的新编22师，还有备受重视的孙立人将军所率领的新编38师。
然而，当时的司令罗卓英并没有亲自到前线，因此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司令杜聿明。杜聿明同时也是第五军的军长。史迪威担任参谋长，他的头衔很长，全称为中缅印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于这个人的身份，一些人开始感到不安，尤其是他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头衔让人心生疑虑。
在部队即将出征的关键时刻，英国开始提出协商条件。他们首先要求划定防区，要求中国部队集中防守缅甸北部，而英国自己则负责南部地区，尤其是仰光一带的防守工作。这个要求的背后，很可能是出于历史上与中国有接触的缅甸北部地区，以及对中国政治势力扩张的担忧。其次，英国还要求中国部队不得一次性全部进入缅甸国境，而是逐师派遣，这就有点扯蛋了。
这主要是英国担心，远征军会一口气全数进入缅甸，对于殖民地的未来方针产生不良影响。
经过商讨，双方达成协议，南部由英国防守，北部由远征军负责，而且远征军需逐批慢慢进入。然而，战局的发展却出乎意料。1942年1月，日军开始进攻，而在2月份，中英双方却产生了战略上的分歧。
中国认为日本部队可能会从缅甸的东南方突破，但英国则认为那里地形复杂，不利于大规模军队行动，因此不需要过分防守。英国认为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日本可能会借道泰国，从泰国北部进攻，因为那里有公路，适合日本大规模出动。
然而，事实证明英国的判断有误。日军果然选择了从缅甸东南方突破，让英国方面措手不及。英国部队数量不足，只有两万多人，却要对抗日军六万多人的攻势，而且防御重点又搞错，导致溃不成军。这一危急时刻，英国开始请求远征军尽快派遣更多部队前来防守缅甸。在这场战局动荡的二月份，形势已经变得非常不利。
在1942年3月1日，蒋介石亲临缅甸，与已经进入缅甸境内的远征军进行会谈。会议上，他们商议决定，远征军应该向南进发，击败目前阻碍在缅甸中南部的日军，然后再与英国军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试图将日军赶出缅甸。
然而，到了3月8日，缅甸的重要城市仰光却被日军攻陷。更令人意外的是，英国在撤离仰光时竟没有通知中国远征军，导致远征军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他们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这一举动破坏了他们原本计划的南北夹击政策。这种缺乏沟通的行为让人感到困惑，不知道英国是否因为慌乱或者其他战略考量而采取了这一行动。
缅甸战场的局势愈发失控，远征军陷入了困境。为了稳定整个战场，他们决定在同古（现名东吁县）设立防御态势。这个地点成为了他们稳固战局的关键一步。
同古在哪呢？缅甸南部的重要城市是仰光，仰光向北延伸是曼德勒，两个城市如同一根竖直的纽带。而同古则坐落在曼德勒和仰光之间，是交通要道的关键节点。失守的话，日军将可以顺势攻击中部的曼德勒，进一步加剧战局的紧张程度。
为了稳固战局，中国远征军决定将200师派驻同古，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最精锐的第五军。200师的师长是戴安澜将军。他在出发前向部队表达了坚决的决心，表示此次固守同古是因为上级计划未定，后勤支持受限，敌人行动迅速，他愿意为国捐躯，光荣战死。
于是，200师迅速增援同古。3月19日，他们迎来了日军的先头部队，成功击退了对方。然而，日军迅速调派大批部队发起进攻，形势开始恶化。日军人数超过3万，而戴安澜将军的部队只有7,000人。在这种劣势下，戴安澜将军奋勇坚守，始终不退。但随着日军部队不断增加，战局愈发严峻。
经过坚持了将近十天的奋战，戴安澜将军意识到再不撤退，部队将会全军覆没。他决定率领部队突围，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然而，这个决定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戴安澜将军面临着一个重大决定，他的上司们意见不一。副司令杜聿明建议撤退，但参谋长史迪威却坚持认为不应该撤出。他认为，如果同古失陷，战局将更加混乱，应该在那里坚守，等待支援。双方争执不下，杜聿明指出英国部队垮了，哪来的支援？而史迪威则认为英国部队仍有一些在附近，可能会提供支持。
争论激烈，最终史迪威怒斥杜聿明，威胁解除他的职务。杜聿明反问，参谋长有权解除代理司令的职务吗？这场争吵令人震惊，直到蒋介石亲自前来缅甸调解。
蒋介石呼吁双方停止争执，面对国难大家应当团结一致。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听从杜聿明的建议，进行突围，但为了照顾史迪威的情绪，杜聿明被解除了代理司令的职务，另派他人代替。这样一来，双方都能得到些许满足，战术上听从杜聿明的指挥，但史迪威也保留了面子。
尽管杜聿明被解除了代理指挥官的职务，但仍然是第五军的军长，在前线坚守。这种表面上的妥协，实则是老蒋的政治手段，史迪威表面上占了上风，但战术上却听从了杜聿明的建议。这种权衡利弊的协商反映了老蒋的作风，同时也暴露了史迪威在政治上的不足。
在3月30日，200师正式突围撤出同古，同古战役以国军的撤守而告终。国军的表现非常英勇，他们以仅有的7,000人力量抵抗了数万人的敌军，能够坚持十几天已经相当不易。然而，同古失陷后，战况对于中英双方部队变得越来越不利，日本将进一步进攻中部的重镇曼德勒。
在此同时，日军采取了多点开花的战术。曼德勒西部的仁安羌是一个重要地区，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而闻名。日军立即突袭仁安羌，并包围了当地的英国部队，人数约7,000人。英国部队请求中国远征军前来救援，但是由于之前的撤离行动，远征军对此有些犹豫。
为了解救被困的英国部队，中国远征军决定派遣距离最近的新38师前往仁安羌。新38师由孙立人将军率领，包括112团、113团和114团。孙立人下令113团前往仁安羌支援，务必将英国部队解救出来。113团迅速抵达仁安羌附近后，根据英国的指令，开始执行消灭滨河南北岸日军部队的任务，以打开包围圈，救出英国部队。
在那个时候，113团的团长名叫刘放吾，他做出了重大决策。在4月18日的凌晨，他下令发动进攻，尽管113团只有约1,000多人的兵力，与日军相比处于明显劣势。面对这种局面，刘放吾采取了一种巧妙的策略。
刘放吾将军集中了全部部队的机枪，只分配给少数部队。在4月18日，他突然命令这些部队发起优先开火的攻击。日军感到震惊，纷纷猜测是否受到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刘放吾故意制造出这种迷惑，让敌人误以为中国军队派出了更大规模的部队增援。
这种计策使得日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北岸的部队很快被113团驱离。然而，当中国军队试图进攻南岸时，却发现南岸地势较高，难以攻上去。刘放吾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暂时停止攻势，让部队休整一天。
第二天晚上，刘放吾再度发动夜袭，但此时英国部队不再愿意等待。他们担心被围困的部队已经断粮多日，情况日益恶化。然而，孙立人承诺在第二天下午六点解除包围圈。
于是，在晚上，刘放吾的113团再度发动攻势，但这次采取了更为巧妙的战术。面对日军的数量优势，刘放吾将部队分成多支小队，轮番发起攻击，迷惑敌人。这种战术使得日军难以判断中国军队的主攻方向，尤其在夜间能见度低的情况下更加困难。
最终，刘放吾成功突破到了南岸。
然而，日军也不是好惹的。在南岸这个制高点，双方经过三次激烈的争夺后，最终113团成功击退了日军，实现了孙立人的承诺。隔天，他们成功打开了一个缺口，将大约7,000名英国军队解救出来。这场战役中，日军伤亡了1,200多人，而我们不到1,000人的部队却取得了解救7,000多人的战果。
这场战役被称为仁安羌大捷，实至名归。在战术上，我们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成果，也在战略上解救了英军的困境。这批被解救的英军未来也会继续对中国远征军的行动提供帮助。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故事，就是刘放吾将军。他后来移民到美国，在1992年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时，特意向当时已经90多岁的刘放吾将军致敬，以感谢他当年解救英国部队的壮举。
再来回顾一下地理知识。曼德勒是缅甸中部最重要的城市，也是日军当时可能要集中攻击的目标。而仁安羌位于曼德勒的西边，与此同时，曼德勒的东边也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
日军当时计划进攻曼德勒，但他们也意识到，英国和中国远征军的部队正在逐渐集结到曼德勒这边，因此曼德勒已经开始做好防御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进攻实际上是一个不太明智的决定。
日军的策略是绕过中国军队的防线，利用东边相对较薄弱的防守，占领了腊戍，这个地方正是蒋介石当时飞往缅甸开会的地方，也是滇缅公路的起点。因此，滇缅公路被切断了，中国远征军原本来到缅甸的路线成了一片空白。
尽管在西边取得了仁安羌大捷，但东边却失守了，而且失守的程度相当严重。这让远征军感到非常焦虑，因为日军有可能继续向后方包抄整个曼德勒。
面对这种局面，中美英三方一致认为必须撤退。英国决定先行撤退到印度，而中国远征军则面临着如何回国的难题。此时，参谋长史迪威建议跟随英国人一起撤退，前往印度建立一个中国的基地，以便有机会再次反攻。这个计划看似直观，但也是在形势所逼下做出的最佳选择。
面对这种局面，中美英三方一致认为必须撤退。英国决定先行撤退到印度，而中国远征军则面临着如何回国的难题。此时，参谋长史迪威建议跟随英国人一起撤退，前往印度建立一个中国的基地，以便有机会再次反攻。这个计划看似直观，但也是在形势所逼下做出的最佳选择。
然而，杜聿明在此时再次表态，他持有不同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前往印度可能会受到英国人的欺负，因此我们应该回国内进行作战。这个命令也是蒋介石传达的，因为滇缅公路已经被切断，所以派出去的部队自然应该回国防守。毕竟，这支精锐部队原本是从各个战场抽调而来的，而当时国军在抗日战场上已经非常紧张。因此，他们认为回到那里出发的地方才是正确的选择。
然而，史迪威坚持要向印度撤退。杜聿明则坚称遵循上级命令和个人判断，应该回国内才是正确的选择。最终，双方意见分歧，决定各自行动。
史迪威率领着少数军官撤往印度，而孙立人领导的新38师也选择了同样的行动。因为根据孙立人的判断，要回国内必须翻越缅北的山区丛林，这个行动的困难度太高了，因此他们决定听从史迪威的指挥，选择向印度撤退。孙立人这个决定被视为抗命行为，但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于是，杜聿明率领的主要部队则开始准备翻越缅北的山区。
在这片被称为野人山的山区，一听到这个地名，就让人觉得不寻常。这里是一片死亡之地，雨季时更是山洪频发。这导致许多远征军部队要么遭遇意外死亡，要么因为山洪阻塞了前进道路，使得撤退变得缓慢艰难。
雨季不仅会引发山洪，还会给路况带来不利影响。部队不得不在丛林中行进，一边忍受着雨季的侵袭，一边面临着路况的困难。此外，缅甸的热带气候也增加了许多困难，因为疾病在这种环境下极易蔓延。山区充斥着各种蚊虫，使得士兵们不得不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与此同时，日军的袭击也让情况变得更加恶劣。
整个撤退过程中最令人遗憾的是，200师的师长、勇敢的戴安澜将军在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中弹受伤。尽管并没有当场牺牲，但由于药物匮乏和潮湿的环境，他的伤势日渐恶化，最终不治身亡。年仅38岁，年轻而英勇。戴将军的去世使得远征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才。
200师是远征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但在这次撤退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原本的全军人数是9,000人，但战斗伤亡已达1,800人。而撤退过程中，死伤人数更是达到了3,200人，几乎是战斗伤亡的一倍。部分士兵因恶劣环境或日军的追击而丧生，如同戴将军一样，在折磨中渐渐离世。
在回国途中，200师的损失惨重，全军人数仅剩下大约4,000人左右，直接损失了一半以上。这场惨重的损失让人深感悲哀。对于这支中国军队来说，他们是国军少数拥有战车的装甲部队，在撤退中所有坦克装备全部损失殆尽。
然而，200师回国已经够惨了。新22师更惨，这支部队，也是第五军的一部分，由廖耀湘将军率领。在回国途中，他们遭遇了重重困难，山洪、大雨让他们迷失在途中，最终被迫往西走，最终抵达印度。新22师的状况可谓惨淡，战斗中伤亡近2,000人，撤退损失更是高达4,000人，最终只有约3,000人抵达印度。这场远征军的归来可谓凄凉，整个远征军约10万人出征，但最终只有约4万人成功回国。
在此期间，另一支撤退到印度的部队是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约7,000人。尽管他们在撤退中损失较轻，但这仍是一个艰难的归程。这些部队暂时驻扎在印度，为后续的行动做准备。
在滇缅公路最终被切断后，我们陷入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只能依靠美军的空运来维持后勤运输。那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尽管我们未能达到战略目标，但战斗损失却是相当惨重的。有超过一半的10万人阵亡，像戴安澜这样优秀的将领也在外阵亡。因此，第一次远征军的结果可谓不尽如人意。
这样的结局，蒋介石相当愤怒。然而，与其说他生气，更重要的是，必须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这条关键航线。对于美军来说，他们不断向中国表达着他们的担忧，认为空运的负荷过重，而中国能够接收的物资也受到限制。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与其纠结于争论，更重要的是反思自身的问题。当务之急是重新开通滇缅公路。
因此，很快就做出了下一个决定：再次组织远征军，重夺滇缅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