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家本《文选》的产生，是宋代《文选》学的产物。《文选》在隋唐之间，因曹宪的传授而成为一门专学。传其学者有公孙罗、许淹、李善等，其中以李善最为著名。李善在高宗显庆三年(658)九月完成了六十卷本《文选注》，并上给高宗皇帝。其后，在玄宗开元六年(718)，吕延祚组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重新为《文选》作注，并将李善的六十卷重又恢复到三十卷，世称五臣注。这两种注本在唐代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从吕延祚的上表以及唐玄宗给吕延祚的救文看，唐人对李善注有些微词。因此，有唐一代似乎比较重视五臣注，而对李善注有所批评。所以说，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优劣之争，在唐代已经开始了。至于晚唐，赵匡乂在《资暇录》中曾针对唐人重五臣轻李善的情况进行了批评，这说明李善注的价值已开始被人认识了，大约产生在这-时期的《文选集注》，以李善注本为底本，也说明了这个情况。但从刻本的情况看，最早的《文选》刻本仍是五臣本，即五代时毋昭裔所刻本，而李善刻本要到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才由国子监刊刻。五臣和李善两种注本刊刻后，基本满足了读书人的要求，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因为两种注本分开使用，实在不方便。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人便试着将五臣本与李善本合并在一起，这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六家本”、或“六本”所谓“六家本”，即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六臣本”则相反、以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后。这不同的顺序反映了对这两种注本的不同态度:六家本表明人们重视五臣注，六臣本则表明人们重视李善注。六家本产生在前，六臣本则是后来在六家本基础之重新改变了顺序而成就的本子。那么六家本到底产生在何时呢?从有关的记载看，最早的六家本是朱彝尊所称在王氏赐书堂所见北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镂版，政和元年(1111)毕的蜀广都裴氏刻本①。这个刻本似乎仅有朱氏见到，据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遗》“五臣注文选”条引冯柳东说，他在清曹溶静惕堂处也见到过。他说:“六臣注《文选》，予尝见曹倦圃侍郎藏本，每卷首有宋崇宁五年镂版至政和元年毕工字一行，墨光如漆纸坚白无痕，盖宋代蜀笺。”似乎王氏藏本后来递传至曹溶处。但冯柳东所见的这个宋本并不是北宋原本，而是南宋嘉定(1209)翻刻本。冯柳东说:“是本遇宋讳皆缺笔，首尾有嘉定二年成都裴氏镂版印卖’字一行，是为南宋蜀本。”看来北宋崇宁五年本，除了朱彝尊外，再未有人见过，这的确是一个点。从冯柳东所说看，我们怀疑朱彝尊在王氏赐书堂所见之本，其实就是冯柳东在曹溶处所见到的本子，这样的话，到底有没有北宋的刻本，就更加值得怀疑了。即使如朱氏所称广都本刻于北宋崇宁年间，它其实也并不是最早的六家合并注本。在奎章阁本没有发现之前，关于六家本的最早合成，的确在中国找不到有关的记载了。
奎章阁本《文选》据白承锡教授说，刻于朝鲜世宗十年(1428)②，其底本是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秀州(今浙江嘉兴)州学本。奎章阁本书末载有秀州州学于元祐九年二月所写的《跋》，略云:"秀州州学今将监本《文选》逐段诠次，编入李善并五臣注，其引用经史及五家之书，并检元本出处对勘写人，凡改正舛错脱剩约二万余处。二家注无详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备录无遗。其间文意重叠相同者，辄省去留一家，总计六十卷。元祐九年二月 日。”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秀州州学此本是第一次将五臣与李善全并，时间是北宋元祐九年(1094)二月;其次，合并本对所据五臣和李善两个底本进行了校勘，纠正达两万多处;第三，原五臣、李善二本文意重叠相同，合并本仅留一家的编例，始于此本，今见各合并本“善同五臣某注”或“五臣某同善注”之例，都从此而来;第四，由此知后来六家本(如崇宁五年开始刊刻，政和元年完成的广都裴氏刊本、明州本)、六臣本(赣州本建州本)都从秀州州学本而出。奎章阁本提供的秀州州学《跋》，使我们知道了第一个六家合并注本产生的准确时间及合并的过程，这对《文选》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据此我们可以对六家本、六臣本确立研究的依据，并能描述该版本系统的演变线索。我们大概的结论是，秀州本之后，产生了广都裴氏刻本，又在北宋末南宋初产生了明州州学本③。南宋以后由于李善注的价值受到学人重视，对其评价已超过五臣，因此以李善注为主要依据的六臣本就应时产生了。六臣本以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但它并非是重新编纂的本子，而是在原来六家本的基础之上改变顺序,即将六家本中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顺序改为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的顺序④。现在所见最早的六臣本，大概是刻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⑤的赣州州学本。赣州本之后，又有建州本，即《四部丛刊》影宋本⑥。这个线索的梳理，都是依靠奎章阁本所提供秀州本的依据而得到的。
奎章阁本所提供的秀州本，除了说明了六家本产生的具体时间外，它还提供了两个国内早已失传的《文选》版本，即平昌孟氏所刻五臣注本和国子监刻李善注本。平昌孟氏本，未见有著录但它具有非常珍贵的文献价值。它的来历，据秀州本书末所附天圣四年(1026)沈严《五臣本后序》说，孟氏本之前，二川、两浙先已有五臣注印本，但是“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本粗而舛误夥”，所以孟氏乃“访精当之本，命博洽之士，极加考核，弥用刊正，小字楷书，深镂浓印”，刻成新的五臣注本。从沈严的《序》,可以知道孟氏本刻成于天圣四年，在此之前二川、两浙已有印本但部帙重，不便携带，且颇多舛误。我们知道最早的五臣注本是蜀毋昭裔所刻，后板片由其子毋守素带至中原，因此，这二川、两浙刻本应该都是从毋氏刻本而来。但在流传过程中，转多讹误，所以孟氏又访精当之本，请人考校，重新刊刻。因此孟氏此本比川、两浙本更为可靠。比如据沈严说，旧本成公绥《赋》脱“走胡马之长嘶，廻寒风乎北朔”，又届原《渔父》脱“新沐者必弹冠”句，孟氏本都据史传加以订正。这也就是说，《啸赋》和《渔父》这两句，是孟氏本独有的特征，其他的五臣注本如果也有这两句，应该是从孟氏本所出。查现存两种五臣注本，即南宋陈八郎本和朝鲜正德刻本，前者脱此一句(说明陈八郎本的底本有可能是根据二川、两浙本)，后者正与孟氏本相同，可见朝鲜本的底本正从孟氏本所出。秀州本提供的国子监刻李善注本，国内也早已失传。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两残本，都是递修本，与国子监初刻本有较大差异。根据文献记载，《文选》李善注的刊刻，最早在北宋景德四年(1007)八月。《宋会要稿·崇》四之三记景德四年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李善注《文选》校勘毕，先令刻板，又命覆勘。未几，宫城火，二书皆尽。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注《文选》授引该，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讲黄鑑、公孙觉校对焉。”景德四年诏印的李善《文选》，至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才告完在。王应麟《玉海》卷五四引《实录》说:“景德四年八月辛已，命直馆校勘《文苑英华》及《文选》，摹印颁行。祥符二年(1009)十月己亥，命太常博士石待问校勘。十二月辛未，又命张秉、薛映、戚纶、陈彭年覆校。”又据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二:“大中祥符四年(1011)八月，选三馆秘阁直官、校理校勘《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景德四年诏印的《文选》，至祥符四年八月才得以印行。然而此书雕板后不久即遭火厄，这就是《宋会要辑稿》所说的:“宫城火，二书皆尽。”关于这次宫城之火，沈括《补笔谈》记:“祥符中，禁中火。”又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一记:“大中祥符八年(1015)，荣王营火延燔。”可见起火是祥符八年的事。至天圣年间刘崇超才又上言重新校勘刻印。以上是史书所记有关李善注《文选》刊刻的材料，于天圣年间所刻《文选》，仅有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板成的记载，至于何时开始校勘，何时上呈皇帝都没有交待。这一重要的版刻材料，备载于秀州本。秀州本书末附有天圣年间校勘、雕造、进呈的年月及各主事官名单，略云:天圣三年(1025)五月校勘了毕。校勘官有公孙觉、贾昌朝、张逵王式、王植、王畋、黄鑑。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雕造了毕。校勘印板有公孙觉、黄鑑。天圣九年(1031)进星。进呈者有蓝元用、皇甫继明、王曙、薛奎、陈继尧、吕夷简。从天圣三年至天圣九年，前后共费时六年，可见国子监刻李善注《文选》的质量是很高的。而这些材料史书阙载，同时记载这些材料的秀州州学本也在中国失传，甚至没有著录，今幸得奎章阁本存世，使得如此重要的《文选》版刻史料公之于学界，解决了《文选》版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二以上所述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奎章阁本的文献价值，在这一个本子身上同时具有三个版本特征，即它完全可以作为三个失传版本使用，这当然是非常珍贵的了。首先谈谈它作为第一个六家本所具有的文献价值。作为第一个六家本的秀州本，它确定了六家本的合并体例。所谓六家本，前文已作说明，即以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这个顺序的实质是以谁为底本的问题。六家本以五臣在前，说明它是以五臣注为主。《文选》的五臣注和李善注具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两家具有不同的体例等外，即在对原文的断句理解方面也存有差异，具体表现为两家断句不同，下注的位置不同，这一点我在《文选版本叙录》第三节《秀州本》中引《西京赋》天梁之宫，塞开宫闱”一段中已加以说明⑦。这样的例证是遍布全书的，比如《东京赋》“今捨纯懿而论爽德/以《春秋》所讳而为美谈/宜无嫌于往初，故蔽善而扬恶，祗吾子之不知言也”·段五臣注本(朝鲜正德刻本和陈八郎本)以上述五句为断，但李善本(清胡克家刻本)却分断在三处，李善与五臣的这种不同，在合并时就产生了麻烦，显然、编者只能保留一种。六家本以开臣为主，当然只能保留五臣的断句。我们看到秀州本正是依据五比本断句下注。由于李善是分断在三处，其原注文就有三处“善曰”，秀州本也便在五臣注文之下，按照李善注文原貌，照录三个'善曰”。这三处“善曰”尽管表明了李善注本原文是分断在三处但这三处各在哪一个地方，却颇费查寻。此外，李善本与五臣本在文字上也有许多歧异，即如上引《东京赋》几句，其中“宜无嫌于往初”的“往初”，是李善用字、五臣作“故旧”，又“故蔽善而扬恶”的“故”字、五臣本无。对这些歧异，秀州本都加以说明，如在“故旧”之下小字注“善本作'往初’”。因此秀州本正文保留了五臣本原貌，其在歧异处加注，则保留了李善本的原貌。不过有些明显是五臣本错误的地方秀州本也往往依据李善本。如卷六十陆机《吊魏武帝文》“机答之曰”一句为五臣本所无，如果不补上，则下文容易混为上文中的“客曰”，所以秀州本依据李善本补上、并加案语称“五臣本无此一句”。以上是秀州本依据五臣本进行合并所确定的体例，但我们也看到秀州本的卷数却是依据的李善本，全书分为六十卷，而不是五臣本的三十卷。这当然是六家合并注文之后，字数太多，只能采用分卷的原因。正如后来的《文选集注》，集录了李善、五臣、陆善经及《文选音决》《文选钞》，只好将全书分为一百二十卷。秀州本既依李善本分卷，则其分卷体例，即如各卷首子目、行款乃至全书分类等，也势必要依据李善本。这事实上是说，六家本尽管以五臣注为主，但全书的编辑合纂却依据的李善本。比如“赋”，李善本卷一子目“赋甲”二字，李善注说:“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秀州本依据李善注，仅存“赋甲”二字，以明旧式，而没有像五臣本那样全部保留。又如“论”，据日本所藏古钞三十卷本《文选》，萧统原本分别作“论上”、“论中”、“论下”，分别列于卷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五臣本如陈八郎本、朝鲜正德刻本都是如此。但秀州本却依李善本在卷五十一到五十五分别作“论”“论二”以至“论五”。以上例证都说明秀州本的编辑体例的确依据李善本，除此以外，秀州本在文体分类上也依据李善本。《文选》的文体分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按照传世的李善本，如南宋尤袤刻本和清胡克家刻本，都只有三十七类，缺“移”和“难”两类。其中经清儒考证，认为“移”应该独立为文体，于是又有人持三十八类说法。与李善本不同，五臣本却不脱“移”“难”二体，因此又有人持三十九类说法。由于五臣本传世少，且自宋以后，世重李善而贬五臣，所以学者多相信李善而不信五臣所以多持三十七类或三十八类说法。除了五臣本不被学者看重外还因为在李善本和五臣本以外，六家本和六臣本也都脱“移”“难”一体，因此在不明了《文选》版本源流情况的人看来，有这么多版本都是三十七类，可见五臣本不可相信。其实这是一种误识，究其实，三十七类的依据也只出自李善一家，而六家本的秀州本恰恰又在编纂上依据了李善本，所以它的分类也只能是三十七类。秀州本是最早的六家本，其后的广都裴氏本、明州本都从秀州本所出，当然也是三十七类了。至于六臣本，又是在六家本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下顺序，其基本体例仍然依据六家本，所以与六家本一样是三十七类⑧。上述这些合并本的特征，是秀州本创立的，现在所能见到的几种六家本如宋明州本、明袁裂复刻宋广都裴氏本，都保留了这些特征，因此，秀州本为我们深人研究六家本和六臣本奠定了基础。后出的六家本如广都裴氏本、明州本，六臣本如赣州本、建州本从秀州本所出，从这些特征可以得到证明，但这些后出之本也都作了一些勘订工作,对秀州本中一些明显的错误作了改正。如卷六十贾谊《吊屈原文》“谊追伤之，因以自喻，其辞曰”句李善注，秀州本漏掉了“善曰”二字，明州本则据体例补上。六家合并注本在当时的出现，是应了士子读书的要求的，将五臣注与李善注合并在一起，当然便利于学习。沈严批评二川、两浙所刻五臣注本，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川、浙刻本模字大，部帙重，这都是从学习的角度提出的。后来虽然由平昌孟氏改为“小字楷书，深镂浓印”，但五臣注与李善注两部书分开，仍然不便于携带，因此秀州州学便想出了将二书合并在一起的主意。这的确是对读书人的便利，比如今天尽管有了铅印，与线装书相比减轻了部帙，但读《文选》，仍然觉得六家合并注本比较便利。但是六家本在合并时是有不少难度的，由于六家本以五臣本为底本，即将五臣注置于前面，李善注置于后面，这两家注文必须区分清楚不能混淆，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五臣注比较简单，在每一段注文中，原文一般只有五臣中的某一家，且都标明为“某曰”，清楚明白;但是李善注就比较复杂了，由于李善注例是先引前人注解，若出已注，再以“善曰”分别。比如《二京赋》，李善用薛综注，他在《西京赋》篇题后“薛综注”下解释他的这一体例说:“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乘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根据这一体例，《二京赋》以薛综注为依据，在薛综注之后再加上自己的注，用“善曰”以示区别。但是在李善单注本中，李善所引旧注仅薛综一家，所以不需要特别标明“薛综日”以与“善曰”区分，读者阅读的时候对“善曰”之前的薛综旧注是很清楚的。然而在六家合并本中，由于汇集了六家的注，每一家都必须标明，所以编者对李善原先没有标明的薛综注，一一加上“综曰”字样。这样一来，六家本中的各家注文往往会混在一起。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将上引《东京赋》的李善本和六家本引在这里，先看李善本：《尔雅》曰:纯，大。懿，美也。爽，差今拾纯懿而论爽德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纯大懿美之德，而专论说爽差之过失者也。善曰:《国语》曰:实有爽德。贾逵曰:爽，贰也。以《春秋》所讳而为美谈 《春秋》讳国之恶，今公子反以为美谈也。善曰:《公羊传》日大恶讳之，小恶书之。又云:鲁人至今以为美谈也。宜无于往初，故蔽善而扬恶，祗吾子之不知言也 宜之言义也。无，犹不也。祗是也。今公子之义，不嫌于蔽国之善，扬国之恶，是公子不知言也。善曰:《说苑》，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扬恶，可亲问之。《论语》，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毛苌《诗传》曰:祗，适也。以上是李善注的体例，在“善曰”之前都是薛综旧注，读者一看就明白，但在六家本中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兹以秀州本所载同一段注文为例:今捨纯懿而论爽德，以《春秋》所讳而为美谈，宜无嫌于故旧善本作往初，蔽善而扬恶，祗章移吾子之不知言也向曰:爽，差也。先生以为公子之意称西京之盛，宜不嫌于故旧，理当陈饰美事以成其言。且《春秋》讳国恶，今公子拾四帝纯懿之德，不述取元成差爽之过以谈，是蔽善扬恶，反似嫌于故旧，是不知言也。综曰:纯，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纯大懿美之德，而专论说爽差之过失者也。善日:《国语》日:实有爽德。贾逵日:爽，贰也。综曰:《春秋》讳国之恶，今公子反以为美谈也。善曰:《公羊传》曰大恶讳之，小恶书之。又云:鲁人至今以为美谈也。综曰:宜之言义也。无，犹不也。祗，是也。今公子之义，不嫌于蔽国之善，扬国之恶是公子不知言也。善曰:《说苑》，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扬恶、可亲问之。《论语》，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毛苌《诗传》日:祗，适也。在六家本中，李善原有的注例已经看不出了，那么文中的薛综注到底是李善所引呢?还是六家本编者所引呢?由于编者没有说明合并的体例，读者就不十分清楚了。不过《二京赋》还比较好办一些，因为李善明言此赋使用了薛综注，凡知道李善这--注例的人，一般不会弄错，但在其它一些文章中，情形就不一样了因为李善广引前贤注，再以“善曰”申以已意，这在李善单注本中不会有麻烦，但合并时就不一样了，合并者往往将李善所引的前贤注文混人五臣注中去。比如下例:盤善本作般字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良曰:言屈生盤桓于乱时，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生自为之故也。盤桓，不进貌纷，乱。离，及。尤，罪也。夫子谓屈生也。李奇曰:般、久也。纷，乱也。应劭曰:般，音班。或日般桓不去、纷纷构谗意也。犍为舍人《尔雅注》曰:尤，怨人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凤翔逝之，故罹此咎。善曰:言般桓不去，离此愆尤，亦夫子自为之故，不可尤人也(贾谊《吊屈原文》)在这段注文中，五臣刘良的注只到“夫子谓屈生也”以下都是李善注引文、但秀州州学合并时，只从“善曰”断开，而将此之前的注文(自“李奇曰”下至“故罹此咎”)全都归入五臣注中:这种错误的特征，后来的六家本、六臣本基本保留下来，不过在有些地方也曾试图作些改动。比如同篇“世谓随夷为溷，谓跖蹻为廉”句注:向曰:卞随、伯夷，皆古之贞介士也，盗跖、庄蹻，皆盗贼之人也。言人皆反以贞介为溷浊，盗贼为廉清者，喻弃贤用不肖。服虔曰:殷之贤士卞随。韦昭曰:夷，伯夷也。溷，浊也。《史记》:随字作伯。李奇曰:跖，鲁之盗跖。蹻，楚之庄蹻。这一段注文，李善仅引服虔等人注，自己没有加注，所以未出“善曰”，这在李善本中不是问题，但在六家本中就有问题了:因为仅据此注看不出是李善注文，完全变成五臣注了。所以明州本就在服虔之前加上“善曰”二字，表示以下是李善注文。不过明州本加上了“善曰”，却将”服虔”二字删去，又增加了新的错误。秀州本既以五臣本为底本，一切断句都应依据五臣本，但从奎章阁本提供的秀州本看，在许多地方断句却依李善本。比如卷六十陆机《吊魏武帝文》“夫日蚀由乎交分，山崩起乎朽，亦云数而已矣”句，这是李善本的断句，五臣本如宋杭州猫儿桥钟家刻本(朝鲜正德刻本亦同杭州本)却分为三个断句。奇怪的是秀州本此处不依五臣本，而依据李善本，在“而已矣”下列举了“向曰”、“铣曰”、“济曰”三条注文。又如同篇“吾于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违，求与违不其两伤乎”句，杭州钟家刻本在“既而竟分焉”下断开，置李周翰注。但是秀州本却依李善本，在“不其两伤乎?”下，依次列李周翰、吕向和李善注。这样的变例除了在这一卷中多处出现，在其它各卷也多有存在。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是秀州州学所为，不可能是奎章阁本的刊刻者所为。因为现存的明州本，这种情况与秀州本完全相同，现存的明州本是一个递修本，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刊行，就是起码在绍兴二十八年之前，这种情形就存在了，当然不可能是刊于朝鲜世宗十年(1428)的奎章阁本主持者所能做的了。问题是秀州本既然依据五臣本，为什么会在许多地方又依据李善本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主持合并的人马虎吗?看来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三秀州本的文献价值，还表现在它保留了已经失传的国子监本和平昌孟氏本上。前文已经介绍，国子监本刊刻于天圣年间，但原本现已失传，存于国家图书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两残本(即天圣明道本)，只是一个递修本，它的价值当然不如原本。其次递修本仅是残本,国家图书馆所藏为二十一卷,且各卷多有残缺，台湾所藏为十一卷，也多有残缺，依目前的条件，充分利用还是有困难的，即使能够将两本合璧，但残缺过多，也很难作为完整的底本。就这个意义上说，秀州本保存的国子监本原本，可以弥补这个缺憾，这对当前《文选》的整理和校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以国子监原本与国家图书馆藏天圣明道本相比，二者基本相合，可证秀州本保存的李善注本就是国子监原本。以卷十九宋玉《高唐赋》为例，秀州州学加校勘异同的案语(即在正文中注明“善本作某字”)共十八处，完全合于天圣明道本，说明秀州本李善注底本就是国子监本。不过在案语以外，也还存有一些差异。即以此篇为例，二本不同处有五例，即“风止雨雾，云无处所”的“所”，天圣明道本脱;“蓊湛湛而弗止”的“止”，天圣明道本作“上”;“鶥鸮鹰鹞，飞扬伏窜”的“”，天圣明道本作“鹗”“于是调讴”的“于”，和“王将欲往见之”的“之”，天圣明道本并脱漏。天圣明道本脱漏的“所”、“于”以及“止”作“上”很明显是一个错误，“之”字有无都无害大意，但有“之”字更准确些。至于“鸮作“鹗”，当是形误所致。从这几处异同看，国子监原本比递修本更要可靠些。除了正文以外，注文更有许多歧异。首先是音注，由于秀州本依据五臣本，所以注音也依据五臣。其体例是在正文中加注音(这与李善在注文中注明不同)，当五臣与李善同时为某字注音时，秀州本往往保留五臣而弃李善。如卷十八潘岳《笙赋》“援鸣笙而将吹，先以理气”句，五臣分别在“唱”下注“乌没切”，在“喊”下注“纡月切”，李善则置于注文中，称:“，於急切。喊，纡月切。”但在秀州本中却只保留了五臣的注音，删去了李善注音。这是因为二家注音相同，只须保留一家注音就可以了。其次是天圣明道本往往有脱文、衍文，如同篇“晋野悚而投琴”句，秀州本注是:“善曰:子野，师旷字，晋人，故曰晋野。”天圣明道本却脱去“人故曰晋野”五字。又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阮步兵咏怀》“青鸟海上游，斯蒿下飞”句注，天圣明道本李善注衍出“适我腾跃上不过数仞而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十九字。此外天圣明道本在递修时恐有误断，如江淹《杂体诗·潘黄门述哀》，天圣明道本作“潘黄门亡”。案，江淹《杂体诗》选三十家诗，取其最有特色的作品作为模拟对象，所取题目有的按照原题，如阮籍《咏怀》、左思《咏史》等即是;有的则不限于某一首具体作品，而是以某一类作品为题，如拟陆机诗，取题《羁宦》，即包含了陆机所有赴洛以后哀叹宦游的作品。据李善的注，引诗有《赠顾彦先》《赴洛道中作》、《从梁陈诗》《答张士然诗》等，江淹即以“羁宦”为题，模拟所有这些作品，并不是说他专门模拟陆机题为《羁宦》的诗，事实上陆机也没有题为《羁宦》的诗。这样的例子还有，如拟张协《杂诗》而题《苦雨》，拟陶渊明田园诗而题《田居》，拟谢灵运山水诗而题《游山诗》等。江淹拟潘岳诗，也是此意。潘岳善写哀辞，所以《文心雕龙·才略》说潘岳“贾余于哀诔”。在潘岳这类作品中，又以《悼亡诗》最为著名，所以李善注江淹此诗多引《悼亡》为证，这大概是天圣明道本递修时据此而改动。其实在江淹拟郭璞《游仙寺》中，李善注“道人读丹经，方士炼玉液”句说:“道人、方术之士，已见《拟潘黄门述哀诗》。”⑨说明江淹拟潘岳诗应作《述哀》，这大概是天圣明道本据李善注误断题目。秀州本保存的国子监本，应该说比较接近李善原貌。以之与唐写本《文选集注》相较，二者相合处远远超过了尤刻本。比如《吴都赋》，尤刻本衍出的注文和脱漏的注文比比皆是。如“婺女寄其曜，翼轸寓其精。指衡岳以镇野，目龙川而带垌”句注，秀州本李善注为:刘曰:越，楚也、皆割属吴，故言婺女翼轸，寄寓精也。善曰:《汉书》云:越地，婺女之分野;楚地，翼轸之分野。《周礼》曰:正南曰荆州，其镇衡山。《汉书》，南海有龙川县。《尔雅》曰:林外曰垌。对比《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刘逵曰:楚，越地，皆割属吴，故言婺女翼轸，寄曜寓精也。善曰:《汉书》曰:越地，婺女之分野;楚地，翼轸之分野。《周礼》日:正南曰荆州，其镇衡山。《汉书》，南海有龙川县。《尔雅》曰:林外谓之垌也。二本仅有个别字不同。再看尤刻本李善注：婺女，越分。翼轸，楚分，非吴分，故言寄曜寓精也。善曰:《汉书》曰:越地，婺女之分野;楚地，翼轸之分野。《周礼》曰:正南曰荆州，其镇衡山。《汉书》，南海有龙川县。《南越志》，县北有龙穴山，舜时有五色龙，乘云出入此穴。《尔雅》日:林外谓之坰。注文中加点字都是与《文选集注》和秀州本不同的地方，可见尤刻本与李善注原貌相差较大。这种例证并不是少数，傅增湘先生曾以日本古钞无注本《文选》和天圣明道本与清胡克家刻本校勘，胡刻本与天圣明道本不同处，比比皆是，足可说明问题。尤刻本除了存有大量的衍文和脱文外，还有与李善后来规定的注例不致的地方。李善的注例之一是，凡同卷再见或异篇再见等，并云已见上文，从省之例。如《蜀都赋》“营新宫于爽，拟承明而起庐”句，秀州本李善注称“爽塏已见上文。承明已见《西都赋》。但尤刻本却具引注文，与李善注例不统一。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这种情况到底是后人的改动呢，还是李善未定本之前的面貌呢?因为在敦煌写本《西京赋》中，也有多处该从省而未省略的地方，因此有人怀疑它是李善未定本之前的注本，也即唐人李匡乂《资暇录》所说“三注、四注”的本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尤刻本的底本也许便出自李善的未定本，这些未从省的注文，又并非尤袤所为。秀州本保存的平昌孟氏本，国内早已失传，且不见有著录，因此秀州本保存的孟氏本填补了这个空白，它将蜀毋昭裔以后的五臣本刊刻线索连缀了起来。同时秀州本保存的五臣本实物，不仅对研究五臣本的源流演变提供了依据，也对研究六家本，甚至是李善本都提供了评判的依据。国内现存的五臣本有两种，一种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刊刻的陈八郎本，此本有钞配，但基本上还是完帙;另一种是南宋初年刊刻的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辅钟家刻本，仅存二十九、三十两卷。这两个本子存有不少差异，不是出自同一系统。据陈八郎本所载江琪的木记说，该本是他以古本与监本“参校考正”而成。所谓古本，应该是五臣注古写本，监本则是国子监刻李善注本，这样说来，陈八郎本虽称五臣本，但有些地方也据李善本作过修正，这就是陈八郎本往往具有李善本特征的原因。虽然如此，陈八郎本的主体仍然是五臣本，而且是以比较早的古写本作基础的。比如卷九成公绥《啸赋》，据平昌孟氏本所载沈严《跋》说，古本此赋脱“走胡马之长嘶，廻寒风乎北朔”二句，孟氏本则据史传补上。陈八郎本此赋正脱此二句，与沈严所言古本相合，如果是这样的话，陈八郎本的价值是极其珍贵的了。这说明陈八郎本与平昌孟氏本的底本相同，但平昌孟氏本据史传等作了许多修订，而陈八郎本则据李善本作了修订，从而使得这两个版本都改变了原貌。但相对说来，平昌孟氏本更多地保留了五臣注特征，而陈八郎本由于参据了李善本，五臣本特征就不那么纯粹了。比如秀州本卷四十六《王文宪集序》“时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脱落风尘”可的“风尘”二字，平昌孟氏本如字，校记称:“善本作尘俗”。国子监本、尤刻本都作“尘俗”，朝鲜正德年间刻五臣注本作“风尘”，但陈八郎本不从五臣本作“风尘”，却从李善本作“尘俗”。又如卷五十八《褚渊碑文》“废昏继统之功，戡乱宁民之德”句的“戡”字，平昌孟氏本如字，校记称:“善本作龛字”。此字朝鲜正德刻本与杭州猫儿桥本都同平昌孟氏本，只有陈八郎本作“”同于国子监刻李善注本”⑩。这些例证都说明平昌孟氏本基本保存了五臣本特征，是可以信任的。与平昌孟氏本一样可以信任的还有杭州猫儿桥钟家刻本，只可惜这个本子仅存两残卷。以这现存的两个残卷与平昌氏孟氏本相校，二者基本相同，从二本的刊刻时间看，只能是杭州本从平昌孟氏本所出。因此秀州本保存的这个平昌孟氏本，是可以作为杭州本用的。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奎章阁藏六家本《文选》的文献价值，从这一个版本可以得到三个在中国早已失传的《文选》版本，并且依据它能够解决许多《文选》版本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都是古籍版本研究中所罕见的现象，所以说奎章阁本弥足珍贵。我认为当前中国《文选》学界最迫切的任务，便是赶紧将奎章阁本影印行世，这对于中国《文选》版本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汉魏六朝文学古籍的整理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注:①《曝书亭集》卷五十二,《四部丛刊》本。②白承锡:《韩国“文选学”研究概述》，载《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1174页。③现存明州本是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递修本，其底本当刻于北宋时。④参见斯波六郎:《文选诸本的研究》(李庆译,《文选索引》第--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及拙文《文选版本叙录》(《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⑤见杜信孚、漆身起:《江西历代刻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华版。⑥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称建州本是庆元(1195-1200)以后所刻，但傅增湘《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版)仅称是南宋刻本，故此书刊刻时间尚有争议。如依张元济所定时间，建州本应该是出自赣州本的。⑦《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⑧关于《文选》分类的讨论，参见拙作《论〈文选)“难体”》(《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和《〈文选)三十九类说补证》(《文献》1998年第3期)⑨唐写本《文选集注》作“已见《述哀诗》”⑩此字尤刻本却作“戡”同五臣本，这是因为尤刻本也多参据五臣的原因。来源：文献 2000年7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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