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之废与高贵乡公之卒是司马氏代魏的标志性事件。齐王谓曹芳，高贵乡公即曹髦，他们是魏明帝曹叡之后的皇帝。曹芳在位期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掌控朝政，至他的长子司马师掌权，废曹芳而另立曹髦为帝。不久，曹髦奋起反抗，却寡不敌众，堂堂天子，竟在公开场合下被刺身亡。

可以想见，司马氏的手段有多么不光彩。可是在关键时刻，太后之令及时下达，将“齐王之废”与“高贵乡公之卒”定性为司马氏的“被动反击”。这里提到的太后即明元郭皇后，为曹叡妻子。郭后出身于河右大族——西平郡郭氏，“黄初中，本郡反叛”，郭氏罚没入宫，但错有错着，反而受到了曹叡宠信，以罪族之女的身份逆袭成为皇后。

按此，郭后无论如何都不该“吃里扒外”为司马氏正名。可她偏偏就这么做了。这其中，又有没有什么隐情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曹芳是魏明帝曹叡的养子，虽非亲生，却是宗法上的嗣子，天然拥有帝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正是他名义上的嫡母否定了这一切。嘉平六年（254年），“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

这份明显经过修饰的公文， 规矩、 工整，与曹芳的“出格”“荒淫”形成了强烈对比。大抵是因为以臣斥君有违礼法，所以在郭太后首开此风后，群臣方才联名上书，罗列曹芳在位期间的种种荒唐事儿，既进一步强调他的荒淫，云“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等，又新指出曹芳苛待臣子的一面，如“使人烧铁灼景，身体皆烂”。当然，这一切的控诉最终都将指向一件事：废帝。

司马师

以臣逆君，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面对司马师的惺惺作态，群臣搬出伊尹、霍光故事，为接下来的废帝之举正名：“昔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夫权定社稷以济四海，二代行之于古，明公当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

学者邢义田指出：“在汉代政治活动中，故事与律令、经义是处理事务的三大依据。”但律令与经义都是成文规定，不如故事更灵活，且具有弹性。当律令、经义无法解决事情时，故事不仅能向后人提供某种理政思路，也能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西汉霍光秉政，废刘贺，改立刘病已为帝，即后来的汉宣帝。这一“故事”被后人反复模仿，董卓废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皆出于此。

自此，曹芳的帝位已遭遇三重危机。一是外朝公卿的齐声反对，这意味着曹氏一族对朝堂的控制力已远不如司马氏。二是“霍光废刘贺故事”在曹魏一朝的重现，使“以臣逆君”具备了实现的可能。三是郭太后这位母后对曹芳的否定，不仅没能起到护佑幼主的责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皇帝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为之后司马师联合群臣废帝提供了最重要的名义。在这三重打击之下，曹芳草草下台，魏文帝曹丕之孙曹髦则被推到台前，成了曹魏政权的第五位皇帝。

以太后诏令中的内容看，曹芳此举可谓咎由自取，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只是司马家找的一个借口。曹芳被废前，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张皇后父）试图拥立太常夏侯玄辅政，失败后，三人俱身死族灭。曹芳的发妻张皇后也因此被废；其父生前所仕光禄大夫，则被授予给了新皇后王氏之父王夔。李丰等人的动作，表明朝堂上仍有一部人忠于曹氏，因此司马师会当机立断，迅速将曹芳废黜。自古以来，权臣多好以废立之举彰显自身权威，并以此消解皇室本就所剩无多的余威，司马师此举，亦有这般用意。

史家梁章钜说：“齐王临御之初，即罢宫室工作，免官奴婢六十以上为良人，出内府金银销冶以供军用；二年通《论语》，五年通《尚书》，七年通《礼记》，三祀孔子，以颜子配；良法美政，史不绝书。今矫太后之令，有以知其非事实矣。”司马师“被动反击”后，顺势废掉曹芳，将代魏大业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而太后令与群臣奏疏中所说，不过是临时编造用来抹黑曹芳的。亦如当年的昌邑王刘贺，在位仅27天便做了1127件错事，何其荒谬？

明元郭皇后

更讽刺的是接下来这段记载。《三国志・齐王芳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载：“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

不难看出，司马师废齐王曹芳时，太后并不知情，甚至他的叔父郭芝在通知她时，曹芳就在现场。后来，在郭芝的劝说下，郭太后最终交出印玺，任由司马师施为。这进一步说明，太后令中所说曹芳谬事，皆出自司马师的授意。

废曹芳的是司马师，造成曹髦之死的幕后黑手却是司马昭。曹芳被废后，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发动叛乱，这就是“淮南三叛”中的“第二叛”。在平叛过程中，司马师受到重伤，后不治而亡，他的弟弟司马昭则继承父兄的政治遗产，成了司马氏的掌舵人。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司马氏一族的权力交接看上去十分平稳，却有悖于常理。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是世官世禄制的特点，流行于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之家。汉代官员的任命则来自皇帝，换言之，臣子的权力来源于君主的授予。司马懿能把持朝政，就是因为他有托孤、辅政之名义。尽管在事实上，司马氏父子可通过霸府进行权力内部的交接，但在名义上，司马师、司马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仍须来自皇帝。学者仇鹿鸣指出，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援引“伊尹既卒，伊陟嗣事”故事，希望将司马懿的威望与掌握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但这还不够，于是“威望、功绩皆显得不足的司马师决心建立事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司马昭同样面临着这种困境。据《晋书・文帝纪》记载：“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帝固辞不受。”司马师死后，曹髦令司马昭坐镇许昌，改派尚书傅嘏领大军回京，这显然是有意取消司马昭的继承权。当然，作为傀儡的曹髦并无实权，司马昭看出他分化司马氏内部的想法后，当即赶回京师，继任大将军等职，从而顺利继承了大权。

司马昭

之后，司马昭平定诸葛诞之乱，声威大壮，在朝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势头。曹髦无奈，只好顺从百官之意，下诏加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司马昭九次推辞，“乃止”。至甘露五年（260年）四月，曹髦再申前意，但司马昭再次拒绝了天子的封赏。配合司马昭“表演”多次的曹髦，终于不再甘心曹氏祖业旁落，决定放手一搏。

是年五月，曹髦秘令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提前部署甲士，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人商讨夺权大事，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只可惜，司马氏经营朝堂许久，仅仅是曹髦召见的臣子，便有王沈、王业二人向司马昭告密。结局可想而知。是月己丑，曹髦亲率僮仆数百人，“鼓噪而出”，先后与屯骑校尉司马伷、中护军贾充相遇，面对数倍于已的敌人，曹髦手持宝剑，勇敢与之搏杀。可惜在贾充的授意下，成倅、成济兄弟对曹髦痛下杀手，“刃出于背”，将他刺死在了车下。

曹髦在士林中颇有声望，钟会称赞他“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而且他驾崩时，尚未及弱冠。一位风评极佳的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壮烈战死，可以想见，这会引起怎样的轰动。素有“大魏纯臣”之称的司马孚，伏尸痛哭；在曹髦下葬之日，百姓聚而观之，纷纷“掩面而泣，悲不自胜”。尽管司马昭在事后将成倅、成济兄弟作为替罪羊处死，但曹髦的刚烈之举，仍给司马氏一族带来了极其恶劣的舆论影响。君不见，近有庾纯诘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稍远一点的，东晋王导与晋明帝对谈，“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以致明帝掩面羞愧道：“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明元郭皇后

但就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来自郭太后的抹黑随即而至：“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鸩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

这份文书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一是曹髦性情暴戾，没有人主气象。二是信口雌黄，将曹髦的刚烈定义为“自有取死之道”，并为司马昭弑帝一事正名。三是对曹髦的处理，以庶民之礼葬之，不给他最后的体面；而唯一忠于他的尚书王经，也得抄家灭族。太后之冷眼、司马昭之酷烈，实在令人胆寒。

曹髦以身饲虎，令司马昭背负了极其沉重的道德压力，即便太后为其正名，司马昭依然要假模假样地进行一番“表演”，数次请辞“相国、晋公、九锡之宠”。不出意料，太后之诏又再次发挥作用：“夫有功不隐，周易大义，成人之美，古贤所尚，今听所执，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谦光焉。”

随即司马昭表示，他“无意”中造成曹髦遇害，实乃大罪，虽说他已将成济等一干元凶处理掉，但仍觉得十分内疚，“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于是太后安慰道：“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儿岂复成人主邪？吾妇人不达大义，以谓济不得便为大逆也。然大将军志意恳切，发言恻怆，故听如所奏。当班下远近，使知本末也。”

在“太后诏”一次次的正名下，司马昭稳坐所谓的大义；至司马炎代魏，太后诏也数次发挥作用。可以说，太后诏令消解了曹魏皇室最后的一丝名义。

曹髦

这不免令人奇怪。《甲午诏书》颁布后，太后无法临朝，“群臣不得奏事太后”，且后族之家再不能辅政。对此，史学家卢弼在《三国志集解》序赞曰：“后族不得与政，即引承祚语，以表其贤。”但谈及曹芳、曹髦时，他又话锋一转，云“然齐王之废，高贵乡公之卒，皆假太后令以行，盈庭诸臣无一申引此诏以相纠正者”。

朝臣无人纠正，显然与魏明帝曹叡有关。太和五年（231年）八月，帝有诏曰：“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

曹丕打压宗室，令妇人不得干政，但曹叡却要求“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并肯定了“幼主在位，母后摄政”之制。这并非是曹叡故意跟自己的父亲唱反调。盖因曹叡已经意识到，曹魏皇帝身边的侧近群体在长期打压之下，权柄太小，已无法在将来为幼主提供强有力的保护。若少主、母后都在宫中，则应当遵从文帝之诏，使太后还政于少帝。

由此可见，曹叡在病重之际立郭氏为后，是有意让她做“女主”，希望她能以“母后”的身份护佑年幼的曹芳。依汉代故事，若幼主登基，那么就算没有遗诏规定，太后也能在群臣拥护或默认下临朝称制，以稳定政局。于当时的曹魏政权而言，在曹叡的皇帝权力向曹芳转移时，郭太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过渡作用。

但郭太后毕竟需要家族作为其辅翼，故曹芳甫一登基，西平郭氏就立即飞黄腾达。郭后之父郭满，被追谥为西都定侯，其侄郭建承袭其爵；郭建是郭后叔父郭立次子，而他的长兄郭德（惪）则直接过继给为文昭甄皇后已死的从孙甄黄，改名甄德，因为曹叡曾为他早夭女儿所配冥婚的对象就是甄黄，所以郭德顺理成章地承袭了明帝爱女平原懿公主的爵位。此外，郭太后堂叔郭芝调任散骑常侍、长水校尉，叔父郭立为宣德将军，亦皆封列侯。

郭德

代表司马昭向郭太后索要印玺，要废掉曹芳之人，正是她的叔父郭芝。更讽刺的是，负责守卫宫廷之人，也恰恰是郭太后的两个堂兄弟——郭德与郭建。看来，西平郭氏虽以外戚身份一朝乍贵，竟早早倒向了司马氏。那么，郭氏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这不仅是因为司马家势大，也与曹爽的专权有关。据《晋书・五行志下》记载：“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这里不排除司马氏有抹黑曹爽、为郭后美言的可能（郭氏后人在西晋一朝地位颇高），但一山不容二虎，作为宗室的辅政大臣曹爽，的确与作为母后的郭太后同为皇帝侧近群体，在行事上难免有相冲突的地方。或许正因如此，司马师才会将女儿嫁给平庸的郭德，通过联姻成功笼络到了西平郭氏。

如果向前追溯太后之令，不难发现，这还是司马氏能掌控军政大权的一个关键原因。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即假太后诏，在成功罢免曹爽后，亦是“皇太后诏召柔假节行大将军事”，取代了曹爽的军权。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司马懿在拉拢曹爽的心腹桓范时，也曾以太后诏的名义行事，尽管桓范没有答应，但保不齐其他人会因为太后为司马氏的正名，而选择与曹爽站在对立面。比如，在高平陵之变中发挥出重要作用的蒋济，从这位四朝老臣事后的反应看，他并非司马氏一党，因此他很可能是受到“太后诏”的蒙骗，这才倒戈反曹。

在司马氏的篡位过程中，这位太后一直扮演着一个任人欺凌的角色。后人在感慨司马氏行事酷烈的同时，也不免也对她生出几分同情。若论齐王之废与高贵乡公之卒，郭太后的诏令尚可以说是受制于司马家，才不得不一次次违心为其正。问题是，郭太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局外人吗？

高平陵之变中的“太后诏”，有人认为是司马懿矫诏，恐怕并不见得。彼时，郭太后与外戚郭氏仍掌控着不小权柄。甚至在司马昭欲立彭城王曹据为帝时，还是郭太后据理力争，曹髦这才能登基为帝。但学者韩旭指出，“郭太后之所以这么做，是因曹据与明帝曹叡同辈，不能为曹叡之嗣，若以之为帝，她的名分地位将变得不明确，而曹髦是曹叡之侄，可作为小宗承继大宗，这样她作为皇帝之母的地位在法统上便不会改变”。

明元郭皇后

兜兜转转，郭后此举还是为了自身地位之稳固。面对着西平郭氏的发迹之梦，郭太后或许曾想过反抗；但想到了司马氏酷烈的手段，她又熄灭了这个心思。王朝易鼎，乃是关乎无数人命运的大事，郭太后一人之力亦无法阻挡。更何况，于因叛获罪的西平郭氏而言，这亦是一次不容错过的绝佳机会。与其以卵击石，留得身后清名，倒不如早早舍弃名声，追求家族在当世之兴盛。

时入西晋，郭德、郭建皆有封赏，而郭德之子郭喜，更是历任中书郎、右卫将军、侍中等要职，后位至辅国大将军，加散骑常侍，名震一时。这个昔日的罪族，最终以曹魏三代皇帝为投名状，完成了心心念念的复兴。

犹记西汉末年，那位孝元皇后王政君依然能尽起她作为母后的责任。当她的亲侄子王莽篡权之际，派人向她索要玉玺时，她却将玉玺扔在地上，对其破口大骂。只可惜，那句“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终究没有传到郭太后的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