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在这份通知书中，明确写到：

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做了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尽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这个消息传来，杜义德中将感慨地说：“早该如此了。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李特还未被追认为烈士之前，四方面军的老将军们在生前大都曾谈起过李特的革命贡献。

比如徐向前元帅就曾说过：“李特资格很好，在苏联留过学，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四方面军的）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原中顾委委员宋侃夫也曾说过：“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李特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在西路军，他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工作很努力，也有贡献。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

徐深吉中将说：“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

程世才将军也对李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李特当年追上北上的中央，并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同志对李特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

这些四方面军的名将都不约而同地为李特说话，足以证明李特在四方面军中的地位和贡献，也足以说明他是一位好同志。

李特原名徐克勋，他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曾在清末参加辛亥革命，之后又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这样的家庭出身，似乎注定了李特会走上革命之路。

1921年，李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名校——唐山交通大学。上学期间，李特沉心学习，不务社交，在同学们的眼中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然而，不久后唐山路矿大罢工发生时，这个一向沉默的李特竟然异常积极，不仅表现出了很强的斗争精神，在组织能力方面也格外突出，就这样，李特引起了学校党组织的注意。

1924年，从唐山交大毕业后，李特等积极分子被组织送往苏联学习，由于李特个子不高，身形矮小，苏联人当时称呼他为“Little”，谐音就是“李特”。

李特在苏联，先是就读于劳动大学，后来又被调到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军事，他在军校的同学中有不少名人，比如肖劲光、蒋经国、刘伯坚、傅钟、李卓然等。

李特回归后，被周总理派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李特因此历任彭杨学校教育长、红25军副军长、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等职。后来四方面军北上，分出主力部队组成西路军，李特为西路军参谋长。

西路军遭遇失利后，残部分为3个支队，只有李先念、李特等人率领的那个支队，经过40多天的风雪转战，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了新疆，为革命了保存了407名西路军将士。

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奉命返回延安，李特等人还到机场为他送行，然而到了38年初，李特和黄超却被王明等人诬陷为托派，并遭到了杀害。

据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第三册明确写道：“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过审问，已找人是托派，并已枪决了……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之死成了刺激张氏出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从张氏的回忆中，也不难看出，李特黄超之死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它和1937年王明等人的回国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在历史上，李特之所以为人熟知，是因为1935年9月11日，他奉命追赶单独北上的一、三军团，期间和彭老总吵了一架，李特在这期间表现激烈，但毛主席对他晓以大义，此事最终和平解决，没有酿成武力争端。

《杨尚昆回忆录》记载，当时李特“来势汹汹，问我们为什么‘开小差’，这时在场的军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戴手枪走近毛主席，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十米外。”（时任红三军团政委）

据邱会作回忆，李特和彭老总争吵的时候，曾下令司号员吹集合号，准备战斗，很快四方面军的学员全都持枪上来了。

这时候，毛主席走了上来，对他说：“李教育长，党中央的决议你是知道的，我们北上抗日，先走一步了。我相信四方面军随后也会来的。我们会团结起来的。”

此时，叶剑英来向毛主席报告，说中央纵队已经全过去了，毛主席于是挥手叫走彭老总，就离开了。李特此后也再未纠缠。

李特带人去追赶中央，是奉命行事，他在追上之后言行过火不假，但在听了毛主席的话后，他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命令，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李先念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过：李特不是坏人，“当时他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