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面孔隐藏起来的命运之神注定要让我诞生，并扮演我小小的角色，然后再次归于寂静。”（乔治·吉辛）

我们之生不由我，我们之死又岂由我？当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生命最开始的时候，甚至没有感觉与意识，其实，那就像一株植物，也许是葱郁葳蕤着，却毫不自知，只是循着被先天所赋予的生命它自身的密码在前进与展开。生命之归去也是必然，却并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在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谁又能确定得了的呢？至多是在某些时候有所预感而已。

在生命的两个“不由我”之间，就是那个惯常的角色扮演。社会的角色，和家庭的角色，如此而已，都有规定的套路和程序；演得好，你就是一个好的成功的人，不好，就是一个失败的被人唾弃者。人是一种群体的动物，这样来自群体的天然压力，也就必然使他自动的入彀，无论他是有多么的不情愿。

角色总使人劳累，因为那是被人所期待看到的一种表演，在舞台上的一种造作，为了众多观众的喝彩与掌声，而并不是出于生命自身的本真。生命之可怜就像一个外观精致的盆景，为了塑造成一个所谓“好”的模样，就用铁丝和绳索紧紧缠绕和固定，不知道他在其中也是怎样的痉挛、收缩自己，有多么的痛苦不堪……！

岂不知，人最大的幸福与快乐，正在于那个本真自我的释放和实现里。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所讲最顶端的，也正是那个“自我的实现”。那个自我，有来自人性天然的一部分，也有生命向更高处演进、寻求突破的必然逻辑。而角色扮演，构成了一种桎梏和扰乱。

人活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对所赋予的自己的那个角色深恶痛绝；他会厌倦了表演，厌倦了自己以及他人的虚伪，厌倦了本来与自己无关的那些观众，连同他们的喝彩与掌声——那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可以是毫不相干的。

西方人的眼里，除了上帝，就是道德与法律，就是自身欲望的实现。在上帝的面前，所有的的人都是兄弟姊妹；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得多，那是一个庞大的网络和规范，每个人都是被镶嵌在其中的最微末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被压缩到最小最小。西方人眼中只有上帝，发展到最后自己往往成了所有的上帝，也即所谓个性解放，从幸福论的角度，倒不失为一种进步。

其实，人的思想与行为，只应当受良知、良心的指引，只应当受真理的指引，尽可能地化繁为简，返璞归真，而那些外在的繁文缛节越少越好。

“隐士是遗弃了一部分的世界，使他可以无惊无扰地享受着整个世界。”（纪伯伦）

其实，隐士也并不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是他们深刻领悟了得失之道，而断然地舍弃；他们之失，也正是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最大的得！

隐士，其实是人生的强者，他不懈和屏蔽了众多的扰乱。他通过一个小小的缝隙去了解外界，而把更多的目光转向自己，走自己的路，可以让所有的人去说，在他眼里，那不过都是一些是微尘与噪音。

当一个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核心——那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快乐的，当随着他自身精神的成长，而把自己变得强大无比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是可以忧虑与恐惧的了。

那时，他得到的会是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自由自在，浅吟低唱，宁静安逸，风清月朗；而最高妙的隐者，也并不在深山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