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命，究竟应当凌驾于个人的幸福追求与理想信仰之上吗？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一场政治迫害夺去了24岁革命烈士王孝和的生命。
而在他英勇就义的背后，父母之命几乎成为年轻生命的绊脚石。王孝和被迫接受的包办婚姻，让他几度想要放弃，若不是出于对党组织的忠诚，他恐怕早就退出了这场注定艰难的抗争......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30日，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王孝和在上海被国民党抓获并受审。国民党见过很多诚实的共产党人被捕后保持沉默或发誓。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王孝和这样能在法庭上笑的人。
作为王孝和的妻子，忻玉英此前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丈夫被捕后，她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她和孩子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更让她心痛的是，丈夫娶她并不是因为爱她，而是想以她的身份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但当别人问她感觉如何时，她说：“我一点也不恨他。”
王孝和
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孝和出生在上海一个穷苦家庭里，但他的母亲决定带着年幼的他回到老家宁波。民国三十年（1941年），17岁的王孝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彼时的他，不过是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儿子。家境并不富裕，父亲是一名制鞋工人，母亲在一家小作坊缝制布鞋为生。小王孝和虽然聪明好学，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接受正规教育，只能跟着父亲学做鞋匠。
每日重复枯燥的手工活计，王孝和并不喜欢，但为了帮补家用，他还是勤勤恳恳工作，努力掌握各种缝纫和切皮的技巧。
父亲经常夸奖他，说他双手灵巧，做出的鞋子漂亮又结实，将来必定是一个出色的工匠。然而王孝和的心中，却宁可选择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我也想当一名战士，为这个苦难的民族尽一份力。“他时常望着窗外意气风发的军人长叹。可惜积贫积弱的家世注定他难以报效国家，王孝和只能一边默默做皮鞋，一边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保家卫国的勇士。
劳苦大众中的一员，王孝和本不该卷入政治的旋涡与漩涡。然而民不民主，个人的命运似乎无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许，这就是他在17岁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吧。
与王孝和的政治理想比肩而立的，似乎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父母之命。当王孝和还只有7岁的时候，父母就已经替他张罗好了未来的婚事。对象是村子里另一个叫忻玉英的小姑娘，两家是典型的门当户对。
王孝和
王家人非常看重这门亲事。因为忻家经营一家小小的布料店，生意不错，在当地也有些声望。如果将来王孝和娶了忻玉英，就等于直接多了一个经济来源，王家的日子只会更加宽裕。
“我当时真的很抵触这门亲事。”多年后，王孝和在与战友的谈话中提起，“我向来主张自由恋爱，不愿意父母包办。我甚至找人打听过忻玉英的情况，听说她有赌瘾，我就立刻反感了。”当然，这些流言后来都证明毫无根据，忻玉英不过是村子里一个老老实实的农家女儿。
“我劝父亲退婚多次，但他一个劲强调忻家的好处，”王孝和面露难色，对战友说，“我真担心我们俩不合得来，她无法理解我的理想，那这桩婚事就毫无意义了。”
强扭的瓜不甜，王孝和读过书明事理，并不认同父母作主的婚姻。深思熟虑后，他修书一封让表妹转交给乡下的忻玉英，要求退婚。这封差点毁掉一桩姻缘的退婚信，却并没有送到忻玉英手上。原来是他的表妹怕忻玉英因为被退婚，招来街坊四邻的闲言闲语，便作主留下了那封信。
面对父亲的坚持，王孝和也只能妥协。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他迎娶了忻玉英。婚后生活并不富裕，但忻玉英从未有过怨言。她对丈夫全心全意，只要能与爱人团聚，哪怕是噙着泪吃着苦，也在所不惜。
婚后不久，王孝和就投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中去。他白天在杨浦发电厂当电工，晚上则与地下党成员频繁联络，传递信息。
王孝和曾在上海供电公司的大罢工中起过作用。王孝和是此次大罢工的主要负责人，他主要从事宣传与组织工作。王孝和从来都是自告奋勇，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都会去，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多么艰难，多么艰难，王孝和都会去。他老是说：“我被员工们选中了。凡是有益于劳动者的事情，都是我的职责。”
婚后，有一件事令忻玉英感到十分疑惑，那便是一直有些人在夜里到家里来“搓麻将”。这些深夜到来的人们，每每都会把麻将牌摆在家中仅有的一张简陋桌子上，至于是不是在搓麻将，忻玉英却并不清楚。工人的秘密集会地点就在王孝和家里，王孝和以打牌为幌子，私下里却在商量着如何进行一次罢工的作战计划。因为王孝和总会吩咐她去门口“放哨”，一见到陌生人过来就要马上来敲门。忻玉英不懂，也没去深究。忻玉英站在外面，看着外面的动静，一旦有人进来，她就会用力地敲三声。“防止有人来抓赌”，王孝和是这样解释的，忻玉英将信将疑。她也不出声反对，只是照着王孝和的吩咐出去为他们“放哨”。
偶尔回屋，忻玉英发现他们并没有在搓麻将，丈夫还是没有解释什么，忻玉英也就没有再刨根问底。通常在“打完麻将”的第二天，忻玉英就会被王孝和嘱咐，送一样东西出去。送去哪儿？怎么送？送给什么人？忻玉英一无所知，丈夫王孝和也不会向她透露。
在王孝和被捕前，两人度过了一段短暂却又幸福的时光。虽说依旧拮据，但两人的感情很好。忻玉英总是笑着说：“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他们心意相通，再苦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王孝和
闲暇时刻，王孝和也会向忻玉英解释一些党的思想观念，一来二去忻玉英好像隐约明白了自己的丈夫究竟在做些什么。
婚后一年，忻玉英有了要孩子的想法，王孝和最终拗不过她，两人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一个可爱的女儿。其实王孝和是怕他将来出了意外，孤身一人带着孩子的忻玉英会很难生活。不久之后，他的担心还是成了事实。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上海爆发“申九惨案”，上海申新九号棉纺织厂职工大开杀戒，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无情地镇压下去。三个工人朱云仙、王慕媚、蒋贞新被杀，四十余人受了伤。血腥大屠杀之后，上海劳工们开始了他们的团结。王孝和号召员工缠黑纱，并捐款，抗议反政府势力的残暴行为。
当时，在工厂里的国民党反动特工想加以阻止，王孝和却义正地表示：“我们是一家人，互相支持是我们应尽的义务。”由于王孝和的积极主动，他被列入了国民党的“黑幕”。
没过多久，国民党反动派就罗列好了各项罪名逮捕参与的工会负责人。
4月19日，一名国民党特务直接找上门。对方毫不避讳地告诉王孝和，他已经在劫难逃，国民党已经把枪口对准他了。王孝和却断然拒绝国民党劝他束手就擒的“好意”。直到这时，忻玉英才醒悟，原来丈夫之前的一切秘密工作都是为了党组织。她和其他几位好友劝王孝和能到乡下暂避，但王孝和没有接到组织的命令，决定坚持留守“阵地”。为了大义，也为了组织，王孝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那天晚上，王孝和把家里整理一番，所有资料都被找了出来，就地烧毁。
王孝和做完这一切，心中最多的还是对老婆、对女儿的歉意。他内疚地向忻玉英表示：“对不起，我让你吃了不少苦头。”夫妻二人相拥而泣。
王孝和对忻玉英说了许多，嘱咐她要是自己被抓进监狱无法出来，忻玉英就别拖累自己，到别处找个好人家过日子，只求能抚养好自己的女儿。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21日，王孝和被逮捕。离开时，王孝和也用英文向他10个多月大的小女孩说着“拜拜”。
王孝和对自己的女儿说的“byebye”，就是他临终前的遗言。只是，他没有想到，忻玉英也没有想到，忻玉英竟然怀上了她的二胎。
王孝和在被俘以后，遭到了敌军各种严刑拷打。“磨排骨”就是他要吃的菜之一。“磨排骨”是什么意思？他会用一块很硬的木头，在囚犯的胸口上轻轻一按，然后把他的胸口磨得鲜血淋漓。王孝和在严刑拷打下，一句话也不说，对党内的机密绝口不提。
到了后来，敌军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下令将王孝和处以极刑。王孝和并没有因为死亡而恐惧，他说：“我不怕死亡，我要跟我的对手战斗。我的利器就是把那些残忍的、憎恨的、对民众的暴行公之于众。”
王孝和临终前，还曾向监狱里的朋友、他的父亲、他的妻子、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等人发出了三份遗嘱。
在临终遗书中，他还勉励囚犯们，要他们“为公正而战”！在留给自己的遗嘱中，他写道：“爹娘把我拉扯大，不容易。我已经无法照顾你的父母了，还望你能理解。不过，我儿子为了大义，牺牲了自己，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末了，他对他的太太说：“别难过！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是谁杀了他们的爸爸！记住这句话，不要忘记”。
王孝和
6月28日，当王孝和在法庭上受审时，未曾有丝毫慌张。最终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判处王孝和死刑，听到结果的那一刻，台上的王孝和坦然大笑。
他的眼神掠过一众“法官”，寻找台下的妻女，终于见到了那个朝思暮想的脸庞。
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他留给妻女、留给世人的是脸上那抹无畏的笑容，是那份淡定从容、舍身取义的气概。那张面带微笑、从容不迫的照片，恰好被台下的记者拍了下来，并刊登在各大媒体上。
此事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讨论，王孝和的遭遇令人义愤填膺，他的大无畏气魄令人肃然起敬。
9月30日上午，年仅24岁的王孝和，被敌人押赴刑场。一路上，他毫无畏惧，昂首挺胸，不断高呼：“特刑庭乱杀人”。王孝和死后21天，其妻忻玉英带着极大的哀伤与哀伤，顺利产下幼女。根据王孝和留下的遗嘱，她将幼女命名为“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