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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不需要医生，但你可用我的名义跟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顾好就是了。”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见到张佐良时，对他说的话。
自进入中南海后，张佐良就一直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有时也会奉总理之命负责其他领导人的保健，但邓小平绝对是他印象颇为深刻的领导人。
张佐良知道，邓小平青年时期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便与李富春同志一起参加革命活动，风风雨雨几十年，他们之间早已将友情融入了亲情中，因此对他有这样的交代。
“卓琳，送文件的来了。”1965年深秋，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和铁道部长吕正操以及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等人，决定不久到云、贵、川三线视察建设进展情况。
为保证首长们在视察期间的身体状态，中央派了几名保健大夫随行，保健局交代给张佐良的任务主要是照顾邓小平。
在出发前一个月，张佐便按照规矩来到了邓小平家中，这样可以多接触他，熟悉他的健康情况，也让邓小平对张佐良建立信心，因此，张佐良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一两次。
张佐良连续去了几次，每次都是卓琳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他，他只远远地见过邓小平几次。
张佐良以为邓小平是能认识他的，但有一天上午，他拎着出诊包进了邓小平的家，远远地就看见邓小平正专注地抱着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小孩子，在院子里散步。
“卓琳，送文件的来了。”邓小平高声朝着房子里面喊道，由于他有耳背的毛病，因此说得非常大声，张佐良听得清清楚楚。
话音刚落，卓琳就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看到是张佐良，卓琳无奈地摇摇头：“什么送文件的来了，是张大夫，快请进来坐。”卓琳招呼着。
这件事之所以给张佐良印象深刻，是因为在1973年，邓小平和卓琳上玉泉山看望因患癌症而做了手术的周恩来，见到张佐良，邓小平握住他的手说：“你是张大夫，总理还好吧。”
这一回，邓小平一眼就认出了张佐良，或许是为了弥补上次未认出之失误。
在保健工作中，张佐良接触过多位中央高级领导人，虽然时间短，了解得也不深，但从表面看，唯有邓小平、董必武和陈云家庭中三世同堂、儿孙绕膝。
尤其是邓小平，非常喜欢孩子。比如，他带着第三代到飞机场迎接外宾，参加植树节等重大活动。
邓小平与一般含饴弄孙的爷爷一样，慈祥和蔼，他是伟人，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也渴望温馨家庭生活。
“马上放人，不许处分他！”很快就到了视察三线的日子，邓小平带着主管国家工业和经济的重要负责人视察三线建设工程，意义非凡。
此举可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媲美，邓小平虽已进入花甲之年，但精力充沛，同老战友相处在一起的情绪非常高，张佐良常常能听到他与众人侃侃而谈，爽朗的笑声。
谁也没想到，这次视察工作中，竟然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意外事故”。
进入四川的一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众人要去参观水陆两用坦克车制造厂。
原本计划是，首长们在嘉陵江边观看水陆两用坦克车开到江里的表演。但等众人到达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大雨，一时半刻也停不了，所以表演就改为在室内进行。
水陆两用的坦克成了“一用”，只能暂时当作普通坦克车表演了。
虽然没有看到坦克进入江里的精彩的表演，多少有些煞风景，但众人还是很期待室内的表演。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进了一间大厂房，厂房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除了厂房中央划出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外，里面停满了坦克车，参观人员被安排在这辆表演车的周围。
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危险，所以还是平时的站位，首长站在前面，随员跟在后面。
张佐良就站在等效性的右侧，同他相隔开七八个人。张佐良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后面则是坦克车，如果发生意外，根本没办法立刻躲开。
很快，表演开始。技术人员向首长们介绍了坦克的性能和同军事上先进国家坦克的比较情况，然后便开始进行坦克原地转动表演。
一位负责在现场指挥的同志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驾驶员通过一个外“八”字形的窗户，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进行操作。
一时间，坦克发动的声音响彻整个厂房，震耳欲聋的声音让在场的人耳朵微疼，不得不堵上耳朵。
坦克车先作顺时针方向慢慢转动了一圈，中间灵活地表演了几次刹车，非常顺利。但它刚停稳，突然逆时针高速转动，坦克失控了。
参观者显然没有反应过来，好几个人在这一瞬被击倒在地，张佐良受到撞击，摔倒在地，出诊包也被甩出了好几米远。
警卫员们立刻反应过来，迅速保护自己的首长离开。
这时，张佐良才看到，他身边的铁道部办公厅主任就倒在他的身边。这位主任的肩膀上一片鲜血，一声不吭地站起来。
张佐良也迅速站起身，急忙从地上站起来为其检查伤口。
铁道部主任的胳膊受了重伤，身上的衣服被刮开了一个大口子，伤口又大又深，骨头也露了出来，血流如注。
等为铁道部主任包扎好伤口后，张佐良才发现，自己的右手腕也受了伤，连出诊包都拎不起来了。
仔细一看，右手腕关节已经肿了起来，在场的人赶忙将他送到了医院。
经过处理，张佐良的手腕上被打了厚厚的石膏，他知道，对比那位铁道部主任，自己的伤势算不了什么。
回到潘家坪后，卓琳来看望张佐良，关切地问：“张大夫，伤势严重吗？我们这里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疗，不要勉强。”
张佐良没有说话，或许是看到他的不愿意，卓琳又说：“当然，你愿意留下来继续随我们活动，我们非常欢迎。”
最后，张佐良留了下来，不过，他听说在他们离开后，那位坦克驾驶员被抓了起来。
“马上放人，不许处分他！这件事同驾驶员根本没有关系。”邓小平向工作人员这样交代着，并要求他们快速去办。
邓小平在得知驾驶员被抓了之后，非常生气，并解释说：“那个驾驶员坐在车里完全是听外面指挥员的动作命令，他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为什么抓他？要说有责任的话，安排这个活动的领导才要负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再追究什么责任，重要的是要吸取经验。”
那位驾驶员因为邓小平的一句话而获得了释放，部队上也未处分他。
张佐良在得知事情后，为驾驶员感到庆幸，也为有邓小平这样英明的领导人而感到欣慰。他想，要是遇到的是其他大官，这个驾驶员或许没有这样的运气。
再后来，邓小平去了江西，张佐良则继续在中南海工作，却无法忘记这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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