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有个新词儿挺火的——体制内强度指数。

这玩意儿能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公务员、国企员工多不多，市场化程度高不高。指数越高，那地方的创新和创业环境可能就越差，投资买房也得小心。

现在不少三四线城市就面临这问题，缺乏产业支撑，经济全靠消费。公务员和国企员工是消费主力，但其他人赚钱就难了。

中央现在正改革财税体制，希望地方能自我造血，减轻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咱们老百姓也得看清形势，别盲目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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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解释下什么叫体制内强度指数。

这个指数指的是一个地方体制内人员，比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公积金缴存人数，占当地全部缴存人数的比重。

这个比重越高，说明这个地方的体制内强度指数越高，市场化程度就越低，对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就越不友好，投资买房也得三思而后行。

根据这个指标，我们发现中国广大三四线地区的体制内强度指数普遍较高。

这些地方往往缺乏核心产业支撑，主要依赖消费来驱动经济。在这些县城里，消费的主力军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以及医生和老师，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且较高。

而剩下的居民，很多都是为这些人提供服务的，比如开餐馆、理发店、服装店等等，他们的工作相对不稳定。

这种经济模式，我们称之为“公务员经济”。

比如茅台酒、高端餐厅这类消费，在政策限制之后明显遇冷，原因就在于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群——那些在单位中身居要职的人——他们的消费被限制了，依附于他们的消费自然也就减少了。

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低层社会群体，导致大家的收入紧缩，感觉赚不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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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县城都有自己的生态链和食物链。

202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约有4亿人，占总人口的30%。

我们曾被“4亿中产崛起”的繁荣所迷惑，但现在来看，主打中产消费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现在的生意逻辑，要么降低价格、压缩成本，要么提高产品质量、打入高端市场，中间层的生意最危险，受到上下两端的挤压。

目前，财政问题困扰着全球，从中国到美国、英国、意大利等，但具体情况各有不同。

我国的中央财政杠杆率不高，兜底能力依然强大，问题主要出在地方财政，尤其是土地财政一旦停止，地方财政就难以为继。

幸运的是，我们有转移支付系统，中央财政会拿钱给地方开支，其中重要的一块就是“财力性转移支付”，用来弥补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维持城市基础设施和政府公共服务。

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越高。因为缺乏产业支撑，土地财政难以维持，财政造血能力基本丧失，只能依赖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支付公务员和公立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他们成为了县城消费的“活水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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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注意的是，转移支付的钱也不是凭空来的，而是来自产业强的地市。

转移支付是一种均衡化的理想，是我们国家的特色体制，但这种平衡也很脆弱，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持。

三中全会提到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

这就是要各地方自我造血（拓展税源）与导管供血（转移支付）两手抓，提高财政效率。但还有个关键前提，是各级政府权责利相一致原则。

地方的担子重，是今天地方财政困难的根源。解决之道，要么直接砍掉（一部分事务和编制）、要么中央接过去。

因此会议还专门指出：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

财税体制改革的大幕缓缓拉开，但可以预见的是，人间没有灵丹妙药，更多的是断臂求生。

改革无论怎么加减乘除，都要有所取舍，而那些被舍弃的，就是一个个人生。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大智慧！

总的来说，中国的三四线城市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如何在财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摆在这些城市面前的重要课题。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了解这些背后的经济逻辑，也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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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出路在哪里？

言叔的建议是，可以向长三角跟珠三角寻找发展机会。

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我们发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依然是发展的重心。过去10年，甚至未来10年，这些地区的地域格局已经搭建完成，成为了战略红利的聚集地。

首先，我们来看看几个重要的发展区域：

雄安新区和海南自贸区作为千年大计和经济一体化的代表，黄河大战路作为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以及横琴澳粤深度合作示范区作为新的合作和发展样本。

这些区域在过去10年里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战略红利。

近两年虽然有些小的改变，比如中部崛起和西部一带一路等政策开始落地，新能源、基础产业和粮食安全等领域也得到了重视。

但长三角和珠三角依然是重任在肩，尤其是长三角，发展更加均衡，成为了深化改革的领头羊。

在这些城市中，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和估值尤为引人注目。

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和深圳这7座城市的独角兽数量占到了67.2%，显示出这些城市强大的经济实力。

杭州更是一匹黑马，独角兽企业总估值达到了1.06万亿元，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三。这主要得益于蚂蚁集团和菜鸟网络的贡献，即使蚂蚁估值有所下降，依然是一个5千亿的科技巨头。

然而，对于依赖公务员经济的城市来说，未来的发展之路似乎只有一条：

缩编、合并、精简。2023年开始，从县城到全国，缩编的现象已经开始上演。重庆、九江等地的聘用制已经开始成为主流，甚至连鹤岗这样的城市也在加大“县管校聘”的力度，教师需要重新竞聘上岗。

依赖增加公务员数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式，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较弱的城市。

如开封杞县、梧州万秀区和黔西南州安龙县等，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负数，且降幅在30%以上的城市，缩编的现象更加激烈。

在存量时期，城市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未来，只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创新、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才能留住人才，减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