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中的士，通“仕”，泛指“做官”，所以“士族”泛指古代的统治阶层。

宋江在招安之前，只是县衙中的一个小小押司，可能比现在事业编的地位还要低。因为，押司属于吏，而有过从吏经历的人，几乎是不能入仕为官的。

又因，士（仕）是“朝廷命官”也是朝廷任命的“国家干部”，而吏只不过是府衙中不入流的“杂役”，主要的工作就是服务于“士”，以求得到“士”的赏识。

但是，即使如此，宋江也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不但常常接济兄弟，并因此人送绰号“呼保义”、“及时雨”，甚至还包养了一个天香楼的“头牌”——阎婆惜，这可不是一点小钱就能包养的起的。例如：现代一个不入流的小明星，一般人能包养的起吗？

▲士农工商

下面，还是以“官”代“士”吧，总感觉一直用“士”代“官”有些别扭。

后来，宋江更是千方百计通过招安也想挤入官僚阶层，并为此付出了70多位兄弟性命的代价，才换得一个楚州安抚使（三品官，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的官职，可最终还是融入不了官僚阶层，只落了个“御赐毒酒一杯”的悲惨结局。

可见，古代的官僚阶层有多少牛了吧，也难怪官僚阶层会那么的维护“士、农、工、商”的这一阶层统治制度，这应该也是古代执行最好的一项制度了。

其实，“士、农、工、商”的说法，最早是由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来的，他以职业和贡献大小将国民分为“四民”，即：士民（军士）、商民（商人）、农民、工民（工匠）。因为，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是说这四民都是国之基石，缺一不可，但并没有尊卑之分。

▲管仲

到了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士、农、工、商”的尊卑阶层由此开始形成。

自此，有文化的官吏替代军士，并登上“士、农、工、商”的榜首。

到了宋代时，因汪洙的一首《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将“士、农、工、商”的文化统治制度推上了巅峰。

即使到了现在，这种思想依旧被无数人奉为金玉良言。例如：现在的考编，差不多都是奔着“士”这个阶层的目的而去的，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是奔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去的。

可以说，“士”是古人，甚至也是现代一些人的毕生追求，最为世人所熟知当属《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所以，难怪“士”能一直占据着“士、农、工、商”榜首之位长达两千多年。不过，怪就怪在“农工商”三者的排序。

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大意是说，想要脱贫致富，当农民不如当工匠，当工匠不如经商，妇女做女红（刺绣），不如倚门卖笑（泛指娼妓）。虽说，工商也属末业，却是穷人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方孝儒

也有人说“倚市门”是指开店铺揽客经商，这种理解应该不对，因为前一句都讲了经商，再讲经商未免显得意思有些重复，而以太史公的文化水平，他又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呢。

从太史公的话中不难看出，古人老早就应该明白了工匠和商人比农民的生活要好的多，可统治者为何非要把“农”排在“工、商”之前呢？

对此，大多古籍的记载都是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但是当祥子看了张艺谋执导的热片《坚如磐石》之后，却突然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合理的表象，而背后的真相很可能就是“文化愚民”。

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讲的是“官商勾结”，然后反水和互噬的故事，其中：官方代表人物何秀丽（副市长的妻子）就曾对黎志田（金五集团董事长）说到“士、农、工、商”，其实是在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而是充满了利益和权力的纠缠。

记得《儒林外史》中有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十万雪花银是怎么来的，除了压榨百姓以外，绝大部分应该都是通过“官商勾结”所得吧，而最终被剥削的对象就是广大的穷苦农民，也难怪史上会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

▲农民

虽然，自命清高的官员们，表面上都不齿于与商人为伍，可他们的财富又几乎都是来自于商业。例如：那个官员家族不想去争官营的盐铁等生意，那个官员家族背后没有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也就是说，统治者将“商人”列为“贱业”，很可能只是为了给“农工”阶层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农民阶层在心理上能更容易接受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一统治现实。

这样一来，官僚阶层也就更容易垄断商业和控制商人，而小商人只能寄居于他们的羽翼之下，才能得以生存。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方便控制商人，也就是方便控制财富。想想看，商人想要保住自己的财富，又怎么能不去交好官僚呢？而交好官僚，又怎么能少得了钱财铺路呢？

▲官商勾结

还因，农业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支柱产业。于是，当农民的地位提高以后，农民就算过得非常的贫困，但他们也乐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甚至还以为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

至于，占人口极少量的工匠人群，只不过是为了能更加体现农民的地位又高了一个层次而已，其实对于统治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就因简单的“士、农、工、商”四字“愚民文化”，“士、商”权利共赢，尤其是“士”，任何好处都被他们给获得了，而绝大多数的农民又都安于乐贫。如此以来，统治阶级岂不是既开心又安稳。若非天灾频发、官逼（官商勾结太堪）民反，建立一个万世王朝也并非不可能。

可见，虽说“士、农、工、商”只是简单的四个字，却包涵着古人无上的统治智慧，只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种文化也太愚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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