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是一对非常有意思的对比。

民主党候选人蒂姆·沃尔兹（Tim Walz）和共和党候选人 JD 万斯（JD Vance）都来自中西部那种曾经见识过钢铁或矿业辉煌，但后来因产业外移而逐渐凋零的小地方。现在他们的家乡都非常衰败。但他们俩都逃脱了家乡同龄人找不到工作，抑郁、吸毒甚至犯罪的命运，实现了家庭、事业双丰收。

他们都曾服役于军队，然后都利用美国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的福利上了大学。但他们的相同处就止于此了。

沃尔兹和万斯随后的路途则大相径庭，哪怕最后都从政了，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因为他们抱有不同的理念和价值观。

一个有千万资产，一个是真正的中产

从公立大学毕业后，万斯上了美国顶级的私立法学院。然后，他走上了一条投靠大佬飞黄腾达之路。

某种意义上讲，被美国“新右”奉为教父的亿万富豪彼得·蒂尔（Peter Thiel）—— 他在2009年就宣称“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兼容的” —— 造就了万斯。十多年前，万斯听了蒂尔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大受感召，写信向这位新右翼大佬致意，从此被其纳入门下。蒂尔邀请他去加州见了面。再之后，直接让他在自己合伙创办的风投公司 Mithril Capital 担任主管。

万斯与蒂尔的密切关系持续超过了10年。后来万斯搬回俄亥俄州，蒂尔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蒂尔不仅帮万斯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当万斯决定竞选参议员时，蒂尔为他的竞选投入了超过千万美元的资金，还为他争取到了川普的背书（尽管万斯之前曾将川普与希特勒相提并论）。2024 年万斯成为川普的副总统竞选人，也是蒂尔发挥了关键作用。

Salon 杂志2024年7月的一篇文章指出，万斯拥有的几乎一切东西都是蒂尔给的。

在美国搞过政治或者长期报道政界新闻的人都知道，当一个政治人物与一个亿万富翁在一起混了 10 年，这个亿万富翁基本上就是他的老板。在蒂尔的帮助下成为千万富翁的万斯，如果未来能够出任美国副总统，他将唯蒂尔马首是瞻是可以预期的。

沃尔兹走的则是一条与万斯截然不同的道路。

沃尔兹大学毕业后曾去中国教了一年书，回美国后成为公立学校的中学老师，其间也做橄榄球队教练。他的从政生涯始于竞选众议员席位，而他萌生从政愿望的起因居然是因为被小布什总统竞选团队刺激到了。

那是 2004 年 8 月，沃尔兹带了一队学生去观摩小布什的一个竞选集会活动，但因为学生中有一人的钱包上有小布什的竞选对手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贴纸，他们全体被拒绝入场，沃尔兹以教师身份怎么干涉都不行。被激怒的沃尔兹转身就去了克里团队做义工，并开启了自己从政的旅程。

他没有竞选资金，义工全都是他曾经的学生。为了支付竞选费用，他把个人信用卡透支到了极限。后来做了州长，第一年年薪也不到 12 万。

当万斯和沃尔兹两人在 2024 年总统大选中分别成了两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时，他们的相同处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不同处却是一览无余。其中非常惹眼的一个内容就是他们经济状况的天地之别了。

根据过去的财务披露和纳税申报表，在 2019 年，沃尔兹的所有资产就是养老金、保险金和一点大学储蓄计划（大学储蓄金不高于1.5万美元，其他各项资产价值共介于 12 万和 34 万之间），没有房产或任何投资。真正的中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万斯是拥有多处房产、投资包括黄金和加密货币在内的一系列资产的千万富翁。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税务律师和财富管理师梅根·戈尔曼（Megan Gorman）用一句总结点出了万斯和沃尔兹选择的关键不同：两位候选人的财务生活都是美国梦的缩影，展示了对待金钱和风险的不同态度。

戈尔曼表示，虽然许多国家公职候选人都有过像万斯那样的发家史，但自哈里·杜鲁门以来，很少有人能像沃尔兹那样以较少的财富成为瞩目的焦点。戈尔曼还说：“沃尔兹代表的是稳定的中产阶级，这并不那么吸引人。但万斯的致富之路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不是真正可复制的。”

两条道路，两种美国梦

万斯和沃尔兹经济状况的不同是因为道路的不同。但这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路不同，因为他们的区别是方向和目标不同。

万斯身价千万。他的财富积累离不开他与蒂尔的关联。

沃尔兹是个名副其实的中产。虽然没什么积蓄，但因为他是公立学校老师，后来又是政府职员，加上曾经服役 20 多年，这些职业、职位都有很好的养老金。他没有万斯那样的财富，但他过的是经济无忧的生活，不必为养老担忧。

万斯在很大程度上是亿万富翁塑造的“产品”，而沃尔兹则极大地依赖了公共福利。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国梦。

两种梦都是美国梦，都无可厚非。但“万斯的致富之路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不是真正可复制的”。而沃尔兹的美国梦不仅有可能复制，而且曾经是一个在蓝领阶层中被广泛实现的。

是时候换一种活法了

《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对万斯和沃尔兹处理财务细节的比较挺有意思的：

JD Vance 于 2022 年当选俄亥俄州参议员后，他和妻子花 160 万美元在离国会大厦不远的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买了一套五居室的房子，这是他们的第三套住房。他们的房地产经纪人告诉当地一家杂志，买家是用现金支付的。

四年前，蒂姆·沃尔兹当选明尼苏达州州长时，他家还住在一栋大部分贷款还没还清的开普科德风格的房子里，有一个房间出租，距离明尼阿波利斯约 90 英里。搬进州长官邸后，他们以低于要价的 30.4 万美元卖掉了房子。

可以看出，沃尔兹的经济并不宽裕，1997年他与妻子以14.5万美元的房价买下了这幢房子，房贷的大部分没还，还需要出租一间房来补贴家用。有专家评论说，他不买股票或基金，失去了发财的机会。特别是房子出售后拿到的钱，如果不是投资于股市，就亏大了。

有不少华人认为，沃尔兹几乎没什么资产积累，如此不“成功”，没有榜样作用。可我看见的是，他没有绝大多数人摆脱不了的那种经济上的焦虑。一个例子是，他两次拒绝了提薪。沃尔兹目前作为州长的收入是 12.8万 美元。其实他 2023 和 2024 年都有机会涨薪，收入应该分别为 13.9 万美元和 14.9 万美元，但他拒绝了，理由是， 建议给他涨薪的委员会成员是他任命的。该委员会负责决定州政府官员的工资，包括州长的。

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理财高手，不投资股市这样的理财决定其实是很普遍的现象。大多数美国人不持有股票、债券或加密货币。美联储一份关于美国人经济状况的报告显示，在美国，只有31%的非退休人员持有“退休账户以外的股票、债券、ETF或共同基金”。在所有成年美国人中，这一数字也仅为35%。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的理财状况更接近沃尔兹、而非万斯。任何地方都要精打细算，任何时候都希望获得最佳回报，是很让人焦虑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社会焦虑真是太多了。收入低勉强度日的人当然焦虑，因为每个月都在担心会不会入不敷出。有钱人也焦虑，要让钞票生钞票，总在想是不是做到了最好。

但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活法，如果对生活要求不高，就不必要那么焦虑？我们不需要有豪宅、豪车，只要求有房有车，有饭吃，有衣穿，看得起病，上得起大学，行不行？

换一句话说，能不能在今天再次推广沃尔兹版的美国梦？

我想不出答案为什么不能是肯定的。

换一种活法，还包括不读藤校也能做副总统候选人

是啊，哪怕不读藤校，没有法学学位，不出自传，也能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当初我写文大赞哈佛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提出的藤校用抽奖的方式招生，意义也就在这里。

按照桑德尔的理论（也是哈佛承认的事实），现在哈佛每年只录取大约 2000 人，是受学校资源的限制，而不是只有这 2000 人合格。哈佛将招生条件强行理想化地去甄别每一个人的方式并不合理，用抽奖的方式决定录取谁，才是最公平，最合理，也是最有利于学生和社会的。

桑德尔在其《功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一书中这样阐述：“这将使高中时代恢复一些理智，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减轻那种扼杀灵魂、为履历而做以及追求完美的经历所带来的的压力。这还会有助于消除所谓的任人唯贤所带来的傲慢自大，让人看清真实的情况，即那些登上顶峰的人并非靠自己取得成功，而是依赖于家庭环境和与生俱来的天赋，这些天赋在道德意义上类似于抽签。”

而我最喜欢的是如此做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提升了非藤校毕业生的地位，因为人们会懂得，那些没被哈佛录取的学生中，至少有几千可能上万，其“质量”，或者说“功绩”，并不比被哈佛录取的学生差。他们差的只是运气。

我希望的是，这将使更多企业和机构认识到，不必一窝蜂去藤校招人。如果真的这样了，实际效果就是把竞争推迟到走上社会之后，扩展到人的一生：不仅拓广竞争范围，包括所有行业、所有阶层，而且拉长竞争时段，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重新定义自己，进入新的竞争领域或市场，就像发生在沃尔兹身上的事情一样。

让一个高中生承受“成功”的巨大压力，既不健康，也不合理。去除藤校这个“魔戒”，让孩子们在走上社会后再去公平竞争，难道不是所有人都赢的局面吗？

连沃尔兹都能做副总统候选人，那些天之骄子般的孩子们又何必过分纠缠于读哪个大学呢？

真的，华人家长也该换一种活法了，解放孩子，也解放自己。

更何况，现在藤校的招生和运作方式，很难说是益处大于害处。

两种美国梦的真正区别是价值观不同

两个副总统候选人所以走了不同的路，关键原因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

我不是说万斯积累了丰厚的个人财富，哪怕不是罪，也是错。不是。只要没有违法行为，个人做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

但是，不违法不一定就是合理的。作为政客，有责任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做出政策上的对应。

万斯追随的是亿万富豪蒂尔的轨迹，甚至他的理念也与蒂尔如出一辙。

沃尔兹反复强调的从政理念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他是极少数不持有金融资产的民选官员之一，他希望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他所享受的公共福利。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挑选一个现在美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而且只能选一个，我一定说是巨大的贫富差距。

万斯积累财富的方式，一是利用了贫富差距不公平地给富人带来的优势，二是继续加大了贫富差距。

其实，这也是桑德尔对藤校的指责：事实证明，一流大学不仅没有成为提供社会流动的工具，而且还起了加剧不平等的作用。

更严峻的问题是，即便不是一流大学，也没有为学子提供多少流动。经济学家 Raj Chetty 和他的一个同事团队查看了 3000 万大学生从 1999 年到 2013 年的经济轨迹。他们发现：令人惊讶的是，今天的高等教育在促进向上流动方面作用甚微。

这个现象说明了，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涉及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哪怕表面看来是最能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比如高等教育，居然也效果甚微。

共和党不认为这是问题。共和党从来就不是试图缩小贫富差距的政党。

民主党知道这是个问题，但几十年来很少作为，造成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解决，最终造成自己的基本盘也背离而去。是川普的当选给了民主党一记猛掌，政客们终于明白了自己要重新承担起提携蓝领的使命。

现在贺锦丽（Kamala Harris）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新的总统候选人，但她继续拜登的核心竞选内容，即提升蓝领收入，重新打造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那就是要让沃尔兹版本的美国梦重新成为蓝领触手可及的东西。

一个文明合理的社会，不仅是富人有活路，也要让所有人都有一条活路走。

重现沃尔兹版美国梦应该是“美国回来了”的主要内容之一

但是，能不能复制沃尔兹的美国梦，答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Yes。

表面看起来，要复制沃尔兹的财富积累之路似乎不难，去军队服役一段时间，用退伍军人的福利去拿个学位或参加职业训练，然后找个工作。但如果必须一切照抄，那就不是一个能够普遍复制的美国梦。

而且，现在美国有养老金的行业不多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401（k）和 IRA 等私人储蓄性质的退休计划逐渐取代了养老金，成为大多数美国人储蓄养老金的工具。

根据《今日美国》3 月份的报道，一份国会报告显示，1975 年至 2019 年间，参与私营部门养老金计划的人数从 2700 万减少到不足 1300 万。现代养老金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公共部门，而这要归功于工会组织的作用。

这也是美国人普遍无法负担养老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不服役就无法承受上大学的负担，也不应该是一个合理社会的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从根本上改变环境，而改变环境的目的是我们能够改变活法。这也应该是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提出的“美国回来了”的内容之一。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回来了”，我想这样说：每一个愿意勤奋、诚实去工作的人，都能够过上中产的生活，就像小罗斯福总统新政后的美国那样。

我真心希望民主党能够喊出这样的竞选口号：Make the Working Class Middle Class Again!（让蓝领再次成为中产！）因为我相信这个口号能够抓住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