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一方为教师的家庭，孩子要么走上状元的成才路，要么陷入自杀的心理困境？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极端？前者做对了什么，后者又做错了什么？

作者：芒来小姐，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级婚姻家庭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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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放榜。

关于“高考状元”的话题被推上了热搜，无论家中是否有考生，大家都关注着这些“卷赢”千军万马的孩子，都出自什么家庭？

《法制晚报》有一期报道，提及27名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中，其中有14人的父母至少一人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2007－2014年云南20名高考状元中，9人出自教师家庭；2004－2014年广东27名高考状元中，10人出自教师家庭。

另外，一组名为“高考状元父母职业排行榜”统计发现：教师家庭出高考状元概率最高，35.09％的状元出自教师家庭。其次是公务员，占比18.62％；工程师，占比12.62％。

在高考这个赛道，教师子女毋庸置疑“上大分”。原因显而易见，作为教师的父母懂教育、有资源，教育孩子信手拈来。

但和“状元率”相对的另一组数据，心理学家徐凯文曾小范围调研过一些有自杀倾向孩子的家庭背景后发现，自杀危机学生的父母职业分布，教师家庭“一骑绝尘”，远超第二名4倍之多。

两组结合起来看就颇值得玩味了。

要么状元，要么抑郁？

教师子女的极端人生

相比普通家庭，教师家庭普遍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懂教育，能引导孩子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他们从很早就给孩子打基础了。

一组关于高考状元的调查显示：80％的孩子平时除了学习就喜欢看书。

2014年包头市文科状元石海蓝，父母均为高中老师。她读幼儿园开始父母就带她泡图书馆，从早上9点一直看书看到下午2点；

2015年四川市理科状元，出生自教师家庭。他的父母习惯通过阅读让自己静下心来，他也耳濡目染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

这些孩子成长在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家庭里，父母自己爱阅读，也重视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一家人一起看书是生活的日常。

但重视教育的另一面，是教师家庭对成绩的执念，触发了“过犹不及”的情况。

“不优秀就不配活”，让学习成为很多孩子“不可承受之重”。

徐凯文在一次演讲中探讨了背后原因：这些孩子患有“空心病”，他们不知道活下去有什么意义，觉得自己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着。

他说：“这些教师父母完全认可这样的教育观：一切向分数看。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能让孩子看到一个人怎么样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

图片来源：电影《老师好》

《三联生活周刊》采访过一名教师子女，她表面上成绩优异，15岁出国读名校，私底下却一直在吃防自杀的抗抑郁药。

父母从小就监视她、逼她学习；考试成绩不佳，妈妈会吼她“你自己去死吧”，这一切都让她觉得“我永远不是父母最满意的作品”。

这名被访者认识不少同是教师子女的同龄人，她发现大家都或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

她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教师父母来说，子女的成绩会与他们的专业能力挂钩。学校甚至给职工子女单独做一个成绩评比，按评比成绩来分福利。“大家会觉得，你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怎么可能是个优秀教师？”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父母在学校见惯了优秀学生，总觉得自己孩子条件得天独厚，应该更优秀。这份攀比心落在孩子身上，就变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量化成绩同时

别忘了赋能孩子

为什么同样是教师家庭，有的孩子却能心理健康，成绩优秀，有的体验却如此糟糕？

在读了很多状元的采访后，我发现了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父母“每打一巴掌，却忘了给孩子一颗糖。”

旁观那些学习优秀、心理健康的状元家庭，他们的父母不仅能给严格要求孩子、并提供学习上的支持，更难得的是心理上的托举，了解孩子的需求；他们不仅重视孩子的学术学习，也同样关注孩子在学习之外的能力培养。

两者之间做到平衡并不容易，在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状况”、“滑坡”，他们也会用比较淡定的态度来应对。

2014年云南省文科状元赵浩宇，不仅成绩拔尖，还很会吹萨克斯、演话剧、打排球；

2016年浙江省理科状元张振宇，除了学习，课余还喜欢音乐、足球、钢琴；

2020年四川省文科状元涂涴童，喜欢法语、田径运动，还担任过学校校刊主编。

这些孩子学习之外，能有如此广泛的兴趣爱好，除了家里有足够的经济支持，父母开明的陪伴也很重要：因为熟悉教育规律、知道怎么点燃孩子热爱，更善于给孩子赋能。

2008年云南省理科状元施源的父亲是历史高级教师。这位父亲说：“我会引导孩子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下功夫，使得这一兴趣成为孩子的专长，再把其中经验由点到面地辐射到各科学习上。”

对比这些“赋能型父母”，另外一些教师父母的教育态度倾向于量化：总是考核孩子是否符合标准，成绩是否达标，是否名列前茅。

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追踪调查过30万中小学生，发生很多孩子身上都有“四无”现象：学习无动力，社交无能力，生命无意义感，对真实世界无兴趣。

浙江师范大学任俊教授这样解读背后原因——主要是因为孩子在生活中失去掌控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父母高兴，满足父母的标准。他们没有可以自由掌控的时间、目标和梦想，觉得自己的意见不被父母重视，自我表达不被父母允许，渐渐就会选择不主动支配自己的生活。很多子女出现精神问题的教师父母，都属于“量化型父母”，他们为了让孩子拼尽全力学习，几乎砍掉一切玩乐时间，结果孩子除了被动完成“考核”，什么都不会。就像一位教师妈妈说的：“我着急于把我认为最好的一切强塞给儿子，反而忽视了‘顺其自然’这个道理。”好的教育，是赋能大于量化大齐是2023年北京市高考前20名。他的妈妈是原北京四中资深英语高级教师，她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如果孩子没有学习兴趣，即便是资深教师也没有办法：“学习真的不是一件靠熬时间的事情，而是小孩喜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一个孩子有欲望探知学习之外的事，那一定也能在学习上有这样的劲头。”大齐妈妈是“赋能型教育”的奉行者，她擅长给自己赋能：从大山考到城市，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她学英语很少靠死记硬背，而是靠灵活有趣的跟读故事来给自己赋能。作为妈妈，她也擅长给孩子赋能，经常换位思考：“我们作为成年人，老在工作状态都需要放松、需要疏解、需要有丰富的爱好去平衡生活，孩子也需要能从生活中看到乐趣，这样他们学习累的时候，心灵会有所依。”如果量化型父母擅长给孩子提要求，那赋能型父母就擅长和孩子并肩作战，让孩子感到自己活得有底气、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高考状元的父母，绝大多数都采用了赋能型教育，这对于普通父母很有参考价值。落到具体操作上，这些父母会通过观察、反馈，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设立标准，而不是刻板要求。比如，安徽高考状元董吉洋说，父母对自己很少提要求，但一言一行都有回应：“偶尔我也会厌学，不想看书，爸妈注意到了，也不说什么，就把电视关掉坐下来看书，看到他们在看书，我也不好意思不看书。”安徽高考状元董吉洋而处理赋能部分，这些父母多以身作则、耳濡目染，而不是一昧夸奖吹捧。重庆状元谢欣颖的父亲说，自己没有刻意培养过孩子的学习。做的最多的，也就是从小给订画报绘本、每晚讲给孩子听，结果孩子跟自己一样喜欢上读书。谢欣颖的班主任也观察到：谢欣颖的学习习惯特别好，她不刷题，但上课100％专注。重庆高考状元谢欣颖，3年前还是中考状元这些无论文武双修、健康阳光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对善于观察反馈、言传身教的父母，他们不一定都是老师，但都能用平等开明的态度点燃孩子的学习热情。这不但是孩子考出高分的重要因素，也是支持孩子独立成长的关键所在。精神科医生徐凯文建议所有父母：“理解现在的孩子处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世界，给与孩子更多选择的自由，以不功利的态度去学习，允许孩子从兴趣、价值、意义的角度去选择。这样一来，孩子才能对学习有理想、有信仰，在这样一个焦虑内卷的时代守住自己的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