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多个革命团体于东京集合，正式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实现了各派革命力量的联合。从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阵营出现了团结、兴旺的景象，革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十九世纪中后期，满清王朝逐渐陷于衰落之中。当时一些开明之士均对清廷的腐败和保守深恶痛绝，故创办各种报刊、组织以推翻其专制的统治。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率二十余人，在檀香山一位华侨的寓所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宣誓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此后，孙中山以此作为革命纲领，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

另一个的反清秘密团体是黄兴创办的华兴会。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闻知义和团起事时，黄兴就准备组织革命，但因“孤掌难鸣”而暂时作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6月，黄兴从日本回国，此时舆情已大变，遂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903年10月4日）在长沙与宋教仁、陈天华、章士钊等共组“华兴会”，提出革命的具体设想︰“雄居一省，与各省纷起”。后来的辛亥武昌起义，证明这一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尚有一个知名的革命组织成立，便是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徐锡麟所创立的光复会。组织以“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除主张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同时亦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从事联络会党、策动新军等活动。 除了上述三者外，各地也纷纷成立反清组织和会社，然而，它们彼此缺乏协同，难以应付不断紧迫的革命要求，因而需要有一个更大、更紧密的组织来达成领导和实施革命的任务，因而促成了同盟会的创立。

孙文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结束为期两年的欧美考察和革命宣传，返回日本东京。此时，黄兴也因逃避清廷追捕而隐于东京。在日人宫崎寅藏的安排下，孙中山便与黄兴作出关键会面。据宫崎的回忆：“大约有两小时，孙、黄两人专心商议国家大事，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他们才举杯庆贺。”其实，当时孙中山向黄兴提出在日本建立一个革命联合组织的建议，后者立刻表示赞同。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在日本内田良平的牵线下实现的，结合了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和宋教仁的华兴会、上海的蔡元培、章炳麟和吴敬恒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成立大会。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由黄兴、宋教仁、陈家柽等分头召集留日学生70余人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会议开始时，孙中山作了一个小时的讲演，论述了革命的途径和革命后的建国方略，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大会讨论了组织的命名，有人提议叫“对满同盟会”，但孙中山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推翻满清，提议组织名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则以秘密组织为由，建议删去“革命”二字，故正式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众人举孙中山为主席，接着填写盟书进行宣誓：“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

据说在开会过程中，因为到的人数大大出乎预料，以至地板支撑不住，一根枕木被压断，发出了一声巨响。孙中山说这是将会推翻清朝的吉兆，与会者都禁不住热烈鼓掌欢呼。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阪区阪本金弥子爵的府阺中，中国同盟会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约百人。大会确定了中国同盟会章程和组织结构，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孙中山随即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在总理缺席时主持会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孙中山宣布了中华民国的名称，并吩咐党员回到各省，宣传革命主义。除了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外，还将华兴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大会开至下午五点，在全场沸腾的“万岁”声中结束。 

《民报》

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民报》发行后，“风行海内外”，对于宣传革命起了很大作用，许多人读报后大为感奋，原以推翻满清为己任，決然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活动有了一个影响广泛的组织中心，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孙中山对此颇为满意：“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中国同盟会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并将其列为革命建国的“四纲”。同盟会的宣言明确呼吁进行一场“国民革命”，由中国人民发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驱逐满清，第二阶段是恢复中国的主权。满清是关外的东夷，他们征服了中国，奴役了汉族人民，使汉族人民“成为亡国之民长达二百六十年”。只有驱逐满清，才有可能“光复中华”，“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中国同盟会的创立宣言是三民主义思想的雏形，随后在黄兴和章炳麟等人的协助下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

同盟会

学者金冲及认为，中国同盟会在华南地区集中发动起义，不是因为地域成见，而是经过领导层的慎重考虑。广东、广西和云南处在边境地区，邻近东南亚的华侨对革命有很大支持，便于革命军队的撤退和接应。广西的王和顺等人曾经在南宁起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迫退入越南，但力量得以保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防城起义。而华中的苏醴浏起义在镇压后，江苏、湖北和湖南的组织发展缓慢。中国同盟会领导层的失误在于对湖北新军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只将其视为一个响应者。然而，在湖北新军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宣统三年（1911年）春天联合产生。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到宣统二年（1910年）初，在华南集中发动起义可以说是正确的，必须结合历史来看待。

晚清时期的革命团体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这些团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反映了当时革命力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尽管这些团体的目标相似，但由于领导层的不同观念和政治策略的差异，导致了团体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然而，正是这种多元化的革命力量推动了清朝的灭亡，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