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带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而周总理却向毛主席袒露一事。

从周总理口中毛主席得知贺子珍亲弟弟贺敏仁在长征途中被枪决，毛主席哽咽地叹息道：“是我害了他啊！”随后便对身边的警卫员说：

“我要当面问问贺子珍。”

排在贺怡之后，贺家的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父母贺换文将他与哥哥贺敏学并列，取名贺敏仁，贺敏仁是怎样被枪决的？此事与毛主席有关吗？毛主席为何说是他害了贺敏仁？

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这年七月，永新县就遭到了湖南和江西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袁文才以及永新的反动势力过大，革命力量难以立足。

便邀请永新的同志到宁冈去住上一段时间，贺子珍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许多共产党员中唯一的一位妇女，也是上山人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因此，贺子珍也备受照顾，开启自己新的革命生涯。

1927年秋天，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毛主席和贺子珍初见，之后的工作中，毛主席很快发现贺子珍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善于鼓动人心，泼辣利落的性格深深吸引着毛主席。

之后毛主席和贺子珍顺理成章喜结连理，而贺子珍在井冈山的时候，便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她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且为前委个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而毛主席也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贺子珍说：“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正因如此，让贺子珍感到十分幸福，在井冈山时期，贺子珍在生活上给了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工作上给了他竭尽全力的支持与帮助。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贺子珍是中央批准的随队出发的三十名女同志之一。

贺子珍立即开始准备干粮，整理文件，书籍，文稿，为了减轻毛主席的负担，她将儿子小毛毛托付给留在苏区的毛泽覃，贺怡夫妇帮忙照顾。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也是一位和姐姐一样富有正义感的女红军，1926年大革命中她和贺子珍共同投身于革命，1928年8月，贺怡经过组织的调动，到中共赣西特委工作。

在特委工作期间，贺怡与毛泽覃不断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在1931年7月20日，经过党组织的批准，他们结为伉俪。

1934年春天，贺怡不计较个人得知，服从组织安排，率领一个工作队下到瑞金的夏肖区一带搞基层工作，不久，又担任中共夏肖区区委书记，而这时毛泽覃已被解除职务，被派往中央苏区北线的偏远地区协助基层工作，俩人见面机会甚少。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作出决定，中央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组织还决定，毛泽覃，贺怡夫妇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

因此，长征出发时，姐姐贺子珍将毛主席疼爱的小毛毛托付给毛泽覃，贺怡夫妇，可谁能想到，小毛毛虽然经过毛泽覃的妥善安排，但是由于后来斗争酷烈，环境险恶，又多次进行转移，在毛泽覃的牺牲后，从此下落不明。

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还生下一位女婴，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她当机立断，立即将孩子托给当地的老乡，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

贺子珍在以后的岁月中每每想到这些孩子，总是禁不住泪流满面，她说：

“长征路上生的那个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的样子，也具体说不清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今天也不知道他的死活。”

而贺子珍也在贵州休养途中遭遇三架飞机的轰炸，为了掩护伤员，贺子珍的头部和背部相继受伤，当她苏醒过来时，对身边的毛泽民夫妇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

“不要把我负伤的情况告诉你哥哥，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分散他的精力”贺子珍还强调将自己留下，让部队轻装上阵。

此时的毛主席正在指挥部队强渡赤水河，听到妻子负伤的消息，马上回电话要求：“不能把贺子珍留在百姓家里，一是无药可救，无法医治，二是安全没有保障，就是死也要将他抬走”，贺子珍之后回忆这段往事，她哽咽道：

“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啊！”

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为了不分散毛主席的注意力，甚至隐瞒了弟弟被枪决的事情…….

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结束，中国的政局也面临着一个新的抉择，而毛主席却从周总理的口中得知贺子珍的亲弟弟贺敏仁在长征途中被枪决，对此毛主席毫不知情……

贺敏仁是贺子珍的弟弟，长征时期他在一个团里当司号兵，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被寄养在舅母家里，后来，贺敏仁长大了，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

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对此，毛主席还亲自嘱咐他：

“你好好历练，等再大一些就能加入红军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了。”

由于年龄小，很多人喜欢和他开玩笑，叫他“娃娃兵”，贺敏仁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和骄傲自大，还有可能因为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封，同周围人的相处不是十分友好。

长征时期，由于他年纪较小，忍受不了饥饿，于是在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后，部队再三强调要遵守纪律，但是这时，有人报告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走1000多银元。

于是师长不分青红皂白，扬言要将贺敏仁枪决，贺敏任对此感觉自己很冤枉，称自己只拿了十个铜板。

他于是恳求一位永新老乡，替他写信给姐姐贺子珍，替他伸冤，当时的贺子珍也正在长征的的途中历经千辛万苦，还遭遇了敌机的袭击，背部十四处受伤，而毛主席还在指挥强渡大渡河，因此，都毫不知情贺敏仁的情况。

但是这封信还没来得及写，当时的首长就要给毛主席发电报，报告此事，但是由于当时环境恶劣，电报很难发出去，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

对于红军的从严治军，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向看的很重视，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发现警卫团一个副连长违反群众纪律，从店铺随便拿东西。

这位副连长平时打仗很勇敢，对战士也很关心，刘邓首长在两难中做出艰难的选择，在答应了这位副连长：“作为战场牺牲告诉家人”的要求后，执行了枪决。

结果，等中共中央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贺敏仁已经被枪决，后来调查证实，贺敏仁确实有错误。

但是事实与反映的情况相距很大，他拿的是一百多个铜板，当时仅仅值一元多钱，是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等中央的批复，就采取了行动。

贺子珍得知这些情况后，悲痛万分，提起这件事就失声痛哭，感到自己的弟弟不应该死于红军的枪口底下，但是贺子珍为了长征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还是一一写信说服亲人，把失去亲人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因此，毛主席也并不知情贺敏仁被枪决的情况，但是贺子珍的痛苦还是被周总理所发现，周总理因此专门找贺子珍问情况，贺子珍痛苦地说道自己的弟弟被无辜枪决了。

周总理得知后也大吃一惊，之后便问贺子珍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吗，贺子珍摇头表否认，周总理也表示等红军到达陕北后再告诉毛主席。

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当周总理将这事告诉毛主席时，毛主席非常震惊，也感到非常震怒，良久他派人将贺子珍叫来说：

“我要当面问问贺子珍。”

贺子珍也全盘托出，她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主席反映，但是它没有干预这件事情，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行动，毛主席听后，叹息道：

“是我害了他呀！”

后来贺子珍再次谈及此事，态度非常平静，她说：

“我们一家革命，小妹先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然死于自己人之手。”

但是贺子珍却无奈表示当时红军正值长征时期，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大局，不能干扰毛主席对军事指挥工作的进行，贺子珍表示我们都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1937年，贺子珍不顾毛主席的劝阻毅然踏上苏联的征途，十年过后，贺子珍终于回国，回国后，贺子珍首先在东北局担任财政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后来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工作，各地亲友得知她回国，都很关心，纷纷前去看望她。

之后1949年贺子南下来到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此时的贺敏学是华东建筑工程部的副部长，承担上海的基本建设任务，为了开创上海的建筑行业，贺敏学呕心沥血，建树出众，从1952年到1954年，上海的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开始走上正常轨道。

而贺子珍来到上海，将贺怡的子女贺麓成，贺海峰，贺春生接到自己的身边，担负起培养，教育的责任，毛主席为了安慰贺子珍，常常将李敏派到上海代他问候贺子珍。

对于毛主席的关心，贺子珍深深体会到，1959年8月，毛主席在江西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了，贺子珍见到毛主席失声痛哭，毛主席极力安慰，温和地询问她的生活情况，贺子珍一一回答，而这次匆匆一别后，贺子珍和毛主席再未相见。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贺子珍得知后，反复听着收音机，不停地念叨：

“润之，你怎么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