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均鹤（原中共叛徒，后平反）的人生轨迹充满了争议。他早年投身革命，并身居中共要职，却在一夜之间叛变，加入国民党中统，甚至在抗战时期沦为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但令人讶异的是，在这叛变的岁月里，他竟为中共、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1949年5月在上海解放前，胡均鹤又审时度势，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再次弃暗投明投身革命加入解放军。作为“特情”人员，深入参与了上海的肃反工作，并荣任公安部门咨询机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
胡均鹤
但命运似乎总在捉弄他，1954年，他因潘汉年、扬帆的冤案及饶漱石问题的牵连，被误认为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在牢狱中度过了漫长的28年。直到1984年，历史的迷雾才被拨开，他得以昭雪，恢复了名誉，并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1993年离世。
1907年，他出生于江苏吴县（今吴中区相城区一带）的一个小镇，幼年丧父，母亲靠辛勤工作维持生计。在叔叔的资助下，他完成了小学教育，14岁便背井离乡来到繁华的上海谋生。他曾在酱油店挥洒汗水，也在旧衣店留下足迹，最后在纱厂找到了归宿。
这个出身贫寒的青年人，怀揣着对革命的渴望和热情，积极投身于中共组织的各项活动，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崭露头角。胡均鹤这个名字在中共早期党、团历史上曾熠熠生辉。他的人生起点，充满了革命的热情与斗志。
正是在1925年，他有幸经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的引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主要负责中国共青团的工作，并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
时光荏苒，到了1931年，年仅25岁的他已然成为了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化名为陈炳文，默默地开展着革命工作。
1932年春天，一场秘密的团干部训练班在上海租界举办。作为主持人的胡均鹤，邂逅了来自哈尔滨的女团员赵尚芸。两人在革命的洪流中相识相知，不久后便携手共度风雨。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深秋的夜晚，胡均鹤在租界内的机关工作时被外籍巡捕逮捕。随后他被引渡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工总部。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也落入敌手，团中央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示意图：严刑拷打
这一切很可能是内部出现了叛徒的缘故。在狱中，胡均鹤遭受了残酷的拷打与折磨。起初他坚守信念、毫不屈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狱中的孤寂无助感加深，他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然而看管的严密让他无法实施这一行为。
国民党特务总部主任徐恩曾见状决定改变策略；他采纳了原中共特科的大叛徒顾顺章的建议：采用攻心战术来对付胡均鹤；于是命令中统特务总部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尝试用更为柔和的手段来撬开胡均鹤的嘴……
某日，国民党特务史济美拿着几份中共的内部资料，踏入阴森的牢房。他将刊物递给胡均鹤，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看看吧，中共已将你除名，你却还在此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
话语间透露着讽刺与挑衅。接着，史济美又温言软语地说：“你妻子赵尚芸即将临产，你忍心让孩子一出世就面对没有父亲的残酷现实吗？”这番话如同一根温柔的钢针，深深地刺入胡均鹤的内心。
在敌人精心策划的离间与亲情的双重心理攻势下，胡均鹤的防线最终被攻破，他选择了叛变。
1933年春节前夕，胡均鹤结束了牢狱之灾，重新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他与日夜思念的妻子和母亲相拥而泣，但内心的挣扎与愧疚却难以言表。
仅仅两个月的牢狱生活，竟然让他背弃了曾经的信仰，转而成为中统特务机关的一员。这种政治立场上的巨变，为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笔。
尽管他在中统内部是个新人，但凭借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深入了解，加上原有的人脉资源，使得他在镇压中共的行动中表现出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他先后担任了中统特务总部南京区副区长、情报股长等重要职位，甚至在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担任特务室主任，一时间风头正劲。
日军侵略
随着1938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胡均鹤的仕途却更上一层楼。他被委任为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手握重权，成为了国民党在华东地区的重要人物。
然而，1938年末，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这一事件震惊了国内外。次年5月，汪精卫回到上海，开始筹划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意图与日本人共同瓜分中国。
为了增强汪伪政府的实力，日本军方将原本在中统的特务丁默邨、李士群等人划归汪精卫麾下。这些特务原本就是汉奸，现在更是变本加厉，成立了令人闻风丧胆的“七十六号”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
这个特务机构坐落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系统、共产党地下组织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成为了当时上海滩上的一大毒瘤。
在1938年的秋天，中统局苏沪区的副区长苏成德（中共叛徒），一位曾经的中共党员，突然向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自首。他不仅揭发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同僚，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设下一场“鸿门宴”，意图拉拢甚至胁迫胡均鹤等人加入“七十六号”。
餐宴结束后，苏成德狡猾地放走了表示愿意变节的胡均鹤，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诱捕并拘留区长徐兆麟。没过多久，胡均鹤刚踏入家门，电话铃声便急促地响起，是徐兆麟打来的，他急切地告知胡均鹤，苏成德已经叛变。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胡均鹤并没有按照苏成德的计划行事，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透露徐兆麟的藏身之处。
因为胡均鹤的沉默，徐兆麟和会计蔡均千得以逃脱中统的追捕。尽管如此，胡均鹤最终还是选择了“七十六号”，这一步，无疑是对民族大义的背叛。
76号
在“七十六号”，胡均鹤因其与中统的旧识和情报背景，受到了重用。他先是被任命为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后又被调回上海本部，出任二处处长，专门负责对抗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在同事眼中，胡均鹤是个严肃、冷酷且手段狠辣的人物，他很快成为了李士群的心腹。而李士群的经历则更为复杂，他曾在苏联受过训练，回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但最终因私欲而一再变节。
在“七十六号”内部，李士群与丁默邨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最终，李士群不仅升为主任，还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多个要职。同时，他也在暗地里与各方势力保持联系，包括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情报系统。
1939年4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为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与拥有丰富日伪情报资源的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而胡均鹤，则在这一时期充当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络人，并负责保障潘汉年在日占区的人身安全。
或许是内心深处的良知未泯，胡均鹤不仅为来自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提供帮助，也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做出了不少贡献，其中一些甚至至关重要。
潘汉年
到了1942年11月，当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等人需要撤离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时，潘汉年便指派已经升任汪伪政府特务总部副厅长的胡均鹤进行护送。在胡均鹤的严密保护下，刘晓等人最终平安抵达了目的地。
这一时期，胡均鹤的行为似乎暗示着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他既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要职，又暗中为中共提供帮助，这种复杂的双重身份使得他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息震惊了全球。国民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一方面紧急命令各战区抢占先机，接收日伪军的投降；另一方面，开始筹划从重庆迁回南京的事宜。同时，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国民政府还决定对汉奸进行严惩。
时间转眼到了9月20日，这天的中秋之夜，上海杜美路七十号的花园里，灯光璀璨，人声鼎沸。这里已经变成了国民政府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
胡均鹤手持军统局局长戴笠亲自发出的邀请函，和周佛海、丁默邨、苏成德、万里浪等汪伪政府的一众文职和军官精英，共同出席了这场盛大的中秋赏月晚宴。
晚宴上，戴笠局长发表了深情的致辞：“八年的漫长抗战，如今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在座的各位，有些在抗战期间选择了伪职，这其中的原因我能够理解。但从今天开始，只要你们愿意立功赎罪，政府将会展现出宽容的胸怀，对过去既往不咎。”
戴笠
这番话让在场的汉奸们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刚刚过完中秋节，就收到了前往愚园路的邀请函。当他们按时赴约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国民党政府设下的圈套，一个个束手就擒，其中就包括胡均鹤。第二年，他和那些被羁押已久的同僚一起，站在了首都高等法院审理“汉奸罪”的被告席上。
有研究者指出，胡均鹤当年因为没有向“七十六号”出卖中统局苏沪区区长徐兆麟，而得到了这位前上司的庇护，从而保住了性命。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与胡均鹤地位相当的汪伪特工头目如丁默邨、苏成德、万里浪等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在法庭上，为胡均鹤说好话的不仅是徐兆麟，还有其他中统特务人员。胡均鹤在中统局上海区任职时的同事陈奕作证说，胡均鹤在“七十六号”任职期间，曾暗中保护中统特务人员，解救国民党的党官和军官，还提供电台等重要通信工具，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法官看来，这些功劳并不足以抵消他的汉奸罪行。最终，胡均鹤虽然逃过了死刑，但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被押送至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解放军胜利
胡均鹤的牢狱之灾竟然在短短3年内意外终结。这一切源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表现日益强势，胜利的天平逐渐倾斜。
1949年初，历史的巨轮已经明显转向，国民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撤离之际，他们匆忙释放了所有狱中刑事犯，企图给即将接管政权的共产党制造一些混乱。
在这场大变局中，胡均鹤重获自由。特务机关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继续为国民党效力。然而，胡均鹤看穿了国民党的颓势，不愿再与其为伍。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于是通过旧部刘毅联系上了在香港的潘汉年，向他表达了自己弃暗投明的想法。
潘汉年深思熟虑后认为，尽管胡均鹤等人有过污点，但他们在暗中也为中共做过贡献。考虑到上海解放后他们可能还有用处，于是建议他们去丹阳与解放军会合。同时，他电告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希望他们能接纳胡均鹤等人。
潘汉年
胡均鹤听从了潘汉年的建议，前往丹阳并随解放军在1949年5月下旬进入上海。胡均鹤就这样通过潘汉年的关系，加入了解放军。在新的政权下，他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兼专员。他脱下囚服，换上解放军军装，投身于揭露和打击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中。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胡均鹤迅速整理出一份详尽的《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这份资料为公安部门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帮助他们成功地掌控和逮捕了许多潜伏的特务，为新生政权排除了不少隐患。
胡均鹤的“叛变”让台湾的特务机关头目恼羞成怒。他们先是通过电台对他进行点名威胁，后来又派出特务试图策反他。然而，胡均鹤此刻的信念坚如磐石。他不仅顶住了敌人的威胁和利诱，还与公安人员携手抓获了前来策反的特务。
这段时间是胡均鹤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但这种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上海公安部门任用了一些有争议的特工和变节分子来反制特务活动，这一做法虽然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批准，但中央公安部门的领导层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种做法存在严重问题。
罗瑞卿
1951年初春，政务院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莅临上海，对当地的公安工作进行深入的检查与指导。他明确提出要对市局内部任用的原国民党特务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
同时，对于胡均鹤的问题，罗部长表示，如果上海方面处理起来感到棘手，他可以将胡均鹤调至北京亲自处理。
1951年3月，华东公安部派遣专员抵达上海，正式启动了对原国民党特务的清理工作。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对此深感责任重大，并就此事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在这场风波中，胡均鹤被解除了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脱下了他心爱的军装，但仍被留在上海，受到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使用。
胡均鹤，这位早年的中共重要干部，曾一度回归到他昔日誓言要奋斗终身的革命事业中。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曲折。他多次投敌事伪的过去，成为了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当任用他的上级遭到怀疑和处分时，他知道，自己的好时光已经走到了尽头。
时间转瞬即逝，到了1954年9月，胡均鹤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他立即前往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然而，他刚到北京下车，就被立即拘押，要求他详细交代与过去相关的所有问题。
饶漱石
同年的12月底，已经被免职的扬帆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被突然拘留并送往北京接受审查。这二人被隔离审查的原因，与党中央开始从组织上处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事件密切相关。
为了从饶漱石主持华东局及上海市的工作中发现并确定其罪错，重用包庇特务、反革命分子的“以特反特”策略被列为审查的重点之一。
这一系列的事件，让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他也曾同意市公安局采取“以特反特”的工作策略，而且正是他介绍并建议使用胡均鹤等人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多年前在情报工作中被动地卷入了一个敏感事件，而当时他并未向上级报告。
回溯到1943年初，那时的抗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有迹象显示，日伪可能对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尽早获取敌人的军事行动情报，潘汉年急忙赶往上海与胡均鹤取得联系。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李士群出于自己在汪伪政府内部争权夺利、抬高身价的动机，利用胡均鹤将潘汉年从上海引到苏州再引至南京。在潘汉年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李士群又安排了他与汪精卫的会面。
汪精卫
尽管这次会面时间很短，双方只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并未涉及任何实质性内容，但潘汉年在回到淮南根据地以及后来去延安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而未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此事。这无疑是他个人犯下的政治纪律错误，也成为了他心中难以消解的愧疚和心病。
据研究者称，在1955年潘汉年事件发生前，此次会面的当事人中，汪精卫、李士群以及参加会见的汪之秘书陈春圃都已离世。而唯一还活着的胡均鹤此时正被关在狱中，成为了这一历史事件仅有的见证人。
然而，有观点认为，依照胡均鹤的个性和经历来看，他作为唯一还活着的“潘汪会面”见证人，一定会向有关方面详细交代此事。但事实与这一说法存在较大的出入。
因为在当年的知情者中，除了汪精卫和李士群在1943年和1944年相继去世外，陈春圃实际上并没有死。解放后，他因“叛国罪”被判刑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直到1966年3月19日在狱中去世。
胡均鹤在被审查期间，竟然未曾提及他与地下特工潘汉年共同面见汪精卫的往事。一些观察者猜测，这或许是他对潘汉年昔日掌权时对他的重用与庇护的一种无声回报。
但更为贴近事实的解读可能是，胡均鹤，这位曾在中共内部留下足迹的人，可能以为那早已是潘汉年上报组织的旧闻，无需他再费唇舌。当然，从胡均鹤踏入审查的那一刻起，潘汉年的心也不再平静，他或许从未料到这层复杂的关系会被如此挖掘。
潘汉年
1955年春天，潘汉年作为上海的代表，踏入京城参加全国党代会。会议的议程沉重，包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还有关于饶漱石、扬帆在上海庇护反革命分子的材料。
毛泽东的严肃讲话，让那些与高岗、饶漱石有牵连或历史问题未明的高级干部感到压力山大。潘汉年便是其中之一。
就在1956年的4月1日，潘汉年终于向陈毅坦白了12年前与汪精卫的秘密会面，以及为何长时间选择沉默。他请求陈毅将这一切转达给中央。毛泽东得知后态度严厉，迅速下令对潘汉年进行拘留审查。
这一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潘汉年、饶漱石、扬帆的问题纠结不清，最终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饶、潘、扬反革命案”。胡均鹤也被卷入其中，既是证人又成了同案犯，被错误冠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罪名，含冤入狱28年。
潘汉年的众多战友、下属以及有工作关系的人士都因此案被捕受审。甚至连胡均鹤的妻子赵尚芸也未能幸免，被关押数年后才得以释放，却背负着“反革命家属”的标签。
人生路漫漫，胡均鹤与潘汉年在牢狱中并肩度过了无数日夜。直到1980年，扬帆首先得到平反。而潘汉年虽在1982年得到平反，却已在数年前离世，无法亲耳听到这一好消息。
胡均鹤则在1983年因年迈体弱而获得假释。经过其子的申诉和有关部门的复查，终于在1984年澄清历史，得到了全面的平反。他被认定在历史上虽然叛变有罪行，但解放后已向组织坦白，并在1941年就开始为党工作。因此，对他的历史罪行既往不咎，潜伏特务的罪名也被撤销。
晚年胡均鹤
长达28年的牢狱之灾后，胡均鹤终于恢复了自由身。上海市公安局考虑到他受潘、扬冤案的牵连，鉴于他叛变期间也作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批准他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的待遇，让他在晚年能够安享生活。1993年，这位历经风雨的老人以86岁高龄离世，结束了他充满波折、争议与传奇的一生。
